目标远大，追求自由和拥有性生活…10个让你成为存在主义者的理由
作者：Sarah Bakewell
译者：Anna
校对：LITCAVE工作室
配图：Online
这里是文穴的翻译局，今日分享的是英国卫报发表过的一篇，作者为莎拉·贝克韦尔（Sarah Bakewell）的文章，由Anna为大家翻译，原文发于2016年3月4日，仅供学习分享。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了。
当我在16岁时花光了我奶奶因为生日给我的钱，只因为想要保罗·萨特《恶心》(La nausée)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了。
那时，这本小说的封面深深地吸引了我：上面画着滴着水的手表和病态的绿色岩层，还加了一句广告词，说它是「一部讲述什么是人格异化并存在着神秘感的小说」。
我不知道这部小说承载着什么样的秘密，也不知道「异化」意味着什么——尽管我在那时恰如其分地成为了一个可以形容它的完美例子。
当时，我只是猜测那是我会喜欢的书。事实上，我确实一下子把自己和它的主人公安托万·罗昆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起在他那乡下的海滨小镇上漂泊，一起盯着树干和海滩上的鹅卵石，一起对这垃圾一般的现实世界感到恶心和厌倦，并轻蔑地对资产阶级做出评论。
这本书给了我启迪：因为它，我逃学了，并试着在自己的小镇上漂泊。
我甚至去了一个公园，想看看树的存在。虽然我没看清楚，但从那时起我决定学习哲学，特别是萨特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哲学，也就是我后来学到的「存在主义」。
没有人能完全确定「存在主义」是什么，许多被称为是存在主义者的思想家也否定了存在主义的概念，他们甚至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
两个最著名的例子是萨特和他的同伴西蒙娜·德·波伏瓦，他们接受这个标签主要原因是他们厌倦了告诉人们不要以此称呼他们。
他们仔细地总结出他们的哲学，而他们的追随者只把存在主义当作一种风格或态度而非一套哲学理念。
远在我之前，那几代消沉的年轻人，他们常常坐在咖啡馆里，面前的桌子上摆着薄薄的一本萨特或阿尔伯特·加缪的书，抽着蓝色包装里的的烈性香烟，谈论着虚无和焦虑。
20世纪40年代，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时尚开始流行，男人们穿着雨衣和格子衬衫，女人追求着蓬松的长发，一位记者把有着这种风格着装的人称为「溺水的受害者」。
后来，黑色羊毛高领毛衣取代了这一流行，它能使在巴黎左岸的地下爵士乐俱乐部里跳舞的每个人都大汗淋漓。
白天，他们都在期待着一睹传奇作家的风采——有着电影明星般形象的加缪，戴着头巾、蒙着面却有着迷人眼睛的波伏娃和带着烟斗、身材矮胖还有些谢顶的萨特。如今，这些场景似乎都沉浸在怀旧的氛围中。与此同时，存在主义关于自由和年轻反叛的思想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记得它们曾经有多么「可耻」。
不过，我确信存在主义不应只被看作一时的流行，它在今天仍有一些东西可以影响我们。
本着实验的精神，我列出了人们向往成为存在主义者的10个理由——又或者至少这些理由能够使人们在读存在主义者的书时满怀着好奇心与新鲜感。
巴黎，杜克斯马戈，萨特和波伏娃经常光顾。
摄影：特里·克莱尔/科尔比斯
1.存在主义者是生活中的哲学家
萨特、波伏娃和他们的朋友们在大学里学习的哲学可以说是一门十分神秘的学科，它专注的问题是人如何能100%确定所有事情。
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必须有人来做。但萨特和波伏娃对此感到厌倦，而被19世纪特立独行的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有关个人存在和「生活」的哲学所吸引。
他们还发现了一种新的从德国传来的方法，叫做「现象学」，这种学说更注重于实际经验而不是抽象理论。
在1932年的寒假期间，萨特的朋友雷蒙德·阿龙（Raymond Aron）在酒吧里用鸡尾酒向这对夫妇介绍现象学的理论概念时说道，「如果你是一位现象学家，那么你可以在这杯鸡尾酒中找到哲学的影子！」
据波伏娃说，萨特听到这句话时异常激动，简直脸色发白。他在柏林进修了一年哲学，回来后根据自己如同巴黎般梦幻的经历创造出一种新的哲学。他创造出的这种哲学，不仅仅有关鸡尾酒，还与咖啡馆和爵士乐；侍者们轻滑过地板，要去加满顾客杯子时的动作；肮脏的旅馆和公共花园；对充满欲望的情人的热情或对被厌弃的情人的厌恶；疲倦、忧虑、兴奋、眩晕、羞耻、战争、革命，音乐和性有关。尤其是性。
他强调了行动在他的哲学中的重要性，从而激励读者以存在主义者的身份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各种社会罪恶作斗争。甚至马丁·路德·金也是他和马丁·海德格尔（其作品深深影响了萨特）的读者。
当社会变革的浪潮最终使1968年巴黎和其他地方的学生和工人开始起义时，反叛者们将富有存在主义精神的标语画在了墙上：「既不是上帝也不是主人」，或者「直面现实：要求不可能」。
萨特意识到这个时期的人们既什么都要又什么都不要，这意味着他们需要的，是自由。
2.存在主义者极其在意自由
波伏娃和萨特在巴黎，1977年6月
图片来源：美联社
存在主义者们认为，人类不同于所有其他生物的关键在于，他们可以有选择。事实上，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唯一不能选择的事就是放弃自由。其它实体也有一些先天的特性：一块石头、一把小刀甚至一只甲虫，这些就是它们的本来面目。但是人却是复杂的。我们可能会受到生理、文化和个人背景的影响，但每一刻，我们都在努力弥补自己，这也决定了我们下一步会选择做什么。
正如萨特所说：「没有一条路可以指引人类走向自我救赎，他必须不断地创造自己的道路。但是，想要创造这条道路，他必须是自由的、负责任的、不找借口并且满怀希望的。」这有些可怕，但是同时又是令人激动的。
如果我们确实相信了这个想法，那么这会对我们今天产生什么影响？
首先，我们可能更容易对那些简单又广为流传的的科学论据产生怀疑，这些论据表明我们已经失去了自控力——就是，当我们说话、点击按钮或投票时，我们只是在无意识地或根据统计学上可预测的结果来进行跟从，而不是根据喜好随意决定。
令我感到好奇的是，我们似乎渴望着遵从这个想法；因为我们发现跟随它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欣慰而不是不安。它帮我们摆脱了困境，带走了因为做一个真正选择所带来的焦虑。这也许会有些危险：其他研究表明，那些在心中相信自己缺少自由的人往往会做出更缺乏道德的选择。
其次是社会自由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那些为了自由而引发的斗争似乎大多取得了胜利。这也是巨大的成就——然而，在21世纪，我们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自由到底能给予我们多大的可以进行冒犯甚至说违背道德底线的权力，以及我们希望妥协多少可以换取便利、娱乐或一种完全安全的幻想。自由也许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谜团，存在主义者们对自由略显激进的态度或许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3.部分存在主义者有着有趣的性生活
卡芒贝尔奶酪，萨特的爱情食物
萨特和波伏娃首先将他们的自由原则应用到他们自己的伙伴关系中，并且这在他们的伙伴关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关系从1929年开始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1980年萨特去世。
他们想要分享生活，但不想接受传统的限制，所以他们一致同意在与他人进行多夫或多妻制的同时，仍然是彼此主要的伴侣。
这也确实导致了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譬如波伏娃在把自己的学生交接给萨特之前与他们发生了关系。
萨特是一个连环引诱者，1945年，一个下流记者因为他用卡门贝奶酪（1945年很难买到好奶酪）引诱女人上他的卧室的传闻而哈哈大笑。
人们必须记住，存在主义者的生活方式是以强烈的反「资产阶级」的习俗为基础的，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够结婚、获得财产、抚养孩子，遵从传统的性别角色，默不作声地活着。而萨特和波伏瓦则选择了诚实且自由的生活。
波伏娃想要打破人们对性的普遍看法，这种想法激励她在1949年创作出具有开创性的女权主义作品《第二性》，这部作品也是她所创作的存在主义文本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
在这部著作中，她收集了大量证据，以史诗般的方式展示了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是如何成为相比男性更容易犹豫且产生自我怀疑的个体，并解释了为什么她们不太倾向于追求「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的存在主义性质的基本目标的。许多女性读了这本书，决定摆脱束缚，大胆尝试。
而最令同时代人震惊的一章是关于女同性恋的——并且，萨特也是「同性恋本应有属于自己的权利」观点的支持者，尽管他仍然坚信，性取向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的选择，而不是一个特定的现实，如蓝眼睛或黑发。不管怎样，萨特和波伏娃的「自我决定」哲学鼓励同性恋者们自由直率地生活，而不是苟同其他人对于他们应该如何的想法。
因此，如果说萨特和波伏娃对性的态度导致他们有时的恶劣行为，那这也会导致他们走向女权主义，并且无畏地宣扬LGBT的权利。而在那个时代，这样对少数群体的支持十分难得。
4.存在主义者对于苦难的应对
并非所有的存在主义都与愉悦的性爱嬉戏有关。它也同样面临着人类的某些，我们可能不大愿意去思考的部分。
一是焦虑。今天，我们常常将其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但存在主义者的眼中这被视为人生必须经历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揭示我们在世界上的处境之时。海德格尔描述这样的时刻为「神秘」，当日常事物突然变得陌生或令人不安，我们便也不再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
加缪也描绘过这样一个时代的景象：某一刻，当「疲倦混着诧异席卷而来」时，我们抛弃了日常生活习惯并不断追寻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到底为什么要继续生活？
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不管我做什么，终有一天我会死去。因为我是凡人，这也正是局限我的一部分。如果我接受这一事实，我就能达到他愉快地称之为「向死而生」的更高境地。
萨特和波伏娃同样写过关于死亡的文章，但对他们来说，死亡是不可能被如此积极地拥抱的。死亡所带来的是一种愤怒，它从我们的生命之外来到我们身边，并将我们的生命抹去。
至少，我们能做的是抵制相信永生的虚假安慰。可能一些存在主义者确实有宗教信仰，但萨特和波伏娃是激进的人文主义无神论者；萨特说，他在11岁时站在一个公交车站时就失去了这种信仰。他们所坚信的是我们所拥有的生活，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以最充实、最诚实的方式去生活。
5.存在主义者们对于真实的追求
真实的东西…黑胶唱片。摄影：丽莎·瓦尔德/盖蒂图片社
无论多么艰难，存在主义者们通常都力求“真实”。他们认为这意味着更少的自欺欺人、更果断、更坚定、更愿意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
大多数时候，这件事我们并不能做的很好，为什么？对海德格尔来说，问题在于我们被一个叫做达斯曼（das Man）的非实体所迷惑，这个非实体通常被翻译为「他们」——「他们说圣诞节前一切都会结束」（或者翻译为「那人」在短语「那人从不那样做」中）。
我们不能准确说出这个「他们」到底是谁，但这个「他们」无处不在，甚至「偷走了」那个本应该我们自己做的决定。
对萨特来说，问题在于不诚实。为了避免直面我的自由，我假装一点也不自由。如果我没能写好我的好书，我会说服自己，有太多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消耗我的时间，而不愿承认我是自己选择把时间花在上网看猫猫视频上。
我们都沉溺于这种不诚实之中。但有时，它甚至是有益的，因为它使生活相当的宜居。但我不能一直凝视着自由的深渊——我要赶火车。所以我设置了闹钟，当闹钟响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从床上滚下来，就好像木偶一般完全被时钟控制（萨特如是说；我发现我自己对闹钟的反应是不可预测的）。
生活的完全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尝试真实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如今，真实性貌似已成为了一种商品。我们出售真实的声音录的黑胶唱片，真实的早餐麦片，真实的地板，和真实的预打包的假期体验。
存在主义者提醒我们，真正的真实与诚实和警觉性关系更大。另一位存在主义者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说，哲学家的特有任务便是时刻保持警惕，这样的话，当诱惑性的政治妄想或谎言悄悄掠过我们的大脑时，他或她能够如同闹钟一样惊醒所有昏沉的人们。
6.存在主义值得彻夜争论
1958年4月在阿尔及尔为法属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示威游行。摄影：雷蒙德·达罗尔/欧罗普里斯/西格玛/科比斯
大多数存在主义者都赞成走出去，融入世界，而不是独自呆在封闭的屋子里。
在政治上，萨特和波伏娃在他们的观点中提出要「参与」或者说「承诺」。这不仅仅是空谈：他们为许多政治事业而努力，特别是在1954年至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们站在独立主义者一边。但这也使他们树敌众多。
1962年1月7日，有人在萨特和他母亲居住的公寓上方放置了一枚炸弹。虽然两套公寓都被损坏了，但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他和母亲搬了出去，但是萨特并没有因为这次袭击而停止自己的脚步。
这种看重承诺的重要性的信仰源于普鲁士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一个观点：很小的决定也应该做出，就像我们做出决定是为全人类，而不仅仅是为了微不足道的自己。
这种一切都重要的信念使巴黎存在主义者成为充满激情的辩论者：让一切变得正确是如此重要。他们花费了数个小时和朋友们争吵——而到了早晨，他们已经不再是朋友了。
是什么样的原则值得即使失去朋友也要坚持? 好吧，有些决定真的是生死攸关。
1945年原子弹投放到广岛和长崎后，萨特写了一篇文章，点明这一切都是如何被改变的。
他说，从现在起，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毁灭，所以我们每天都必须决定是否要继续活下去。加缪还认为，人类面临着一个选择，是选择集体自杀，还是选择更明智地使用科技——「在地狱和理性之间」。
他们在这一点上仍然是正确的。
7.存在主义者不会墨守成规
1970年6月，波伏娃和萨特在巴黎街头被警方拘留后释放。他们因出售鼓吹推翻法国政府的报纸而被捕。
摄影：贝蒂曼/科尔比斯
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的相反，萨特和波伏娃并不完全遵守党的路线，尽管他们也会朝更夕改。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萨特曾一度认为自己是一名共产主义的皈依者，尤其是在法国共产主义领导人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在一辆装有两只死鸽子的汽车中被捕并被关押了一个月之后。当局认为这些鸟是用来给莫斯科传递信息的；而杜克洛则说他要带它们回家当晚饭。
萨特写道，「经过10年的反复思考，我已经到了近乎崩溃的地步」，这一荒唐的事件为法国共产主义者多年来的骚扰画上了句号。
他写文章来为党辩护，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署名。后来，他拒用苏联模式,尝试用毛泽东思想，但对萨特的政治最好的总结是在1968年他的评论:「如果人们重读我所有的书，他们将深刻意识到，我从未改变，一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而共产主义者人则从不接受存在主义。
他们不喜欢它对自由的坚持：一群天天倡导存在主义的泛泛之辈怎么可能对一场组织合理的集体革命做出贡献？一名左翼人士将存在主义斥为「一种内省的胚胎，粉碎它会体验到独有的乐趣」。
右翼人士和天主教会一样痛恨萨特的著作，1948年，天主教会将萨特的全部著作列入了禁书索引，随后是波伏娃的《第二性》。他们担心阅读存在主义者的无神论会导致人们对他们的信仰和教会权威产生怀疑——事实确实如此。
存在主义倾向于让人们怀疑和挑战几乎所有的东西——即使它自己的实践者有时都要花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这一点。
8.存在主义的作品读起来很有趣
著名的可阅读性…阿尔伯特加缪
摄影：卢米斯·迪恩/时代生活图片社/盖蒂图片社
关于存在主义者及其盟友，有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他们不仅写了一些精彩的书——同时也创作了一些可怕的书。
加缪作品的可读性是出了名的好。他故意把他的小说《局外人》(L'Étranger)创作模仿成粗鄙的美国犯罪故事，而不是高雅的法国文学。
波伏娃把现实生活中所上演的戏剧和朋友间激烈的讨论写成了扣人心弦的心理小说，她鼓励萨特把他的《恶心》(La nausée)写成一部侦探小说，而不是一篇专著。
事实上，甚至他的论文也有小说的特质。他在他的杰作《存在与虚无》中融入了许多个人经历，常常会产生惊人的效果，因为他的视角包含了关于树木、滑雪道、蜂蜜和黏糊糊的东西等等，以及在他在服用迷幻剂后惊恐地被想象中的龙虾追赶。
至于海德格尔，人们在他的作品中总能发现不同寻常的乐趣——尽管这个词在他的著作中并不常被提及。他在写作时使用奇特的新词来塑造出自己的风格。例如，他并没有直接谈论人类或思想意识，而是谈论「Dasein」，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此在」。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我们懒洋洋地陷入传统习惯和思想误区之中。
读了几十页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语言变得有诱惑力和感染力——直到你遇到这样的一个短语，比如「在（一个世界）中，你已经和（在这个世界中遇到的）生物在一起了」，这时你要么欣喜若狂，要么绝望崩溃。
除了用非传统的文体写作他们几乎什么都愿意尝试…
9.存在主义者也会写一些非传统的主题
海德格尔不喜欢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装置，包括打字机。摄影：阿拉米
他们和他们的现象学朋友们经常讨论一些之前被认为处于哲学边缘的话题，比如身体、性别、性、社会生活、儿童发展以及我们与技术的关系，并把这些话题带入他们思想的核心。
拿技术来说。海德格尔可以算作是一个先驱者，注意到技术如何改变了人类经验的本质。
在1953年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次演讲中(出席的有维尔纳·海森堡等人)，他说，技术的本质本身并无关「技术」。也就是说，这技术与使机器方不方便、或者高不高效都无关。
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存在方式：对技术不断的研究会让我们更深入的探讨有关如何工作、如何占领地球以及我们是谁的问题。他还警告我们不要妄想让地球上的一切变得更可开发和储存。最终，我们甚至会开发和储存自己，这在「人力资源」一词中很明显。
海德格尔主要想到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机械装置，比如联合收割机、水力发电大坝、打字机和电影放映机，仅列举几件他不喜欢的东西，但今天读到这篇文章时，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我们的网络生活和计算机化的监控系统。
有先见之明的德国评论员弗里德里希·海涅曼(Friedrich Heinemann) 在他1954年出版的著作《存在主义与现代困境》(Existentialism and the Modern Predicament ) 中指出，即将到来的「超高速计算机」将会提出一个最能代表「真正存在主义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留住自由。
2001年，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将互联网描述为海德格尔讨厌的终极设备：它试图将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东西)转化为一个存储「资源」的平滑网络，即时可用，但却缺乏深度和隐私。
在这些文字发表15年后，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沉浸在这个网络中，以至于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独特的有利位置来批判性地思考它。
海德格尔在那里提醒我们不仅要质疑技术本身，还要质疑我们自己。
10.存在主义者们最看重的事
马丁·海德格尔，1933年
摄影：科比斯
与后来欧洲大陆的一些哲学家不同，这些存在主义哲学家醉心于文本意义的游戏，而对现实中的人不感兴趣，他们直接提出了在他们眼中最重大且私人的问题。
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区别于其它动物?自由是什么?我们如何互相影响?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我们怎么还能活得有意义、有目的?我们想为未来创造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该做什么?
存在主义者不会给我们简单的解决方案，作为个体，他们甚至不能称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同样有太多的缺点。
萨特自我放纵，要求苛刻，他为可憎的政权辩护，哪怕只是短暂一刻。
海德格尔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是纳粹的同情者，这种特性即使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曾改变。在这些存在主义的故事中，几乎每个人都表现出了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品质。
但他们确实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他们是有趣的思想家，他们指出存在是困难的，人类的行为是恶劣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了人类的可能性是多么的不可预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反复阅读时能获得一些鼓舞人心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地尝试着让自己变得更像存在主义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