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较之出版更为奏效

世界变了，辛亥革命的意外成功，使商务印书馆措手不及，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且面临着适应新时代的当务之急。新文化运动已然趋势，改革势在必行，惟如此，方能适应潮流，转化危机。

张元济坦言：“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拟添招年富力强而有新知识者数人，以为公司之用。”当时手把红旗旗不湿者，非胡适莫属，1919年4月8日，张元济托人请胡适进馆工作。“此公如来，孤无忧矣”，容貌焦虑的高梦旦于1921年4月份至京亲邀胡适任职商务，条件待遇料不会低于其在北大的六百块大洋收入，然胡适在日记中态度明确：“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出版间接服务教育，毕竟不如直接从事教育，胡适宣扬新文化，教学较之出版更为奏效。虽辞不赴命，仍答应了到商务编译所进行访察的请求。同年7月16日，胡适仍如期抵沪，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编译所考察。“这个编译所确是一个很要紧的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在胡适眼中，任何机构皆可与教育挂钩。7月27日，胡适“翻到他们的中学教学书，实在有太多坏的”，对商务之前编订的中学教科书不以为然，希望能以白话形式重新编订之。

1904年商务率先推出《最新国文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既保留了古文特色，又加入了改良思想，由此行销全国，大获成功。以此为起点，商务进行了一场教科书的近代革命。作为追赶型的现代化，亚洲国家将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与个体化、风险社会、全球化过程，压缩成为一个阶段，由此造成种种的不适应，包括对自己的文化。而之后按照胡适意愿改良的教科书，顺时应变，特色大减，脱胎换骨，韵味尽失，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此，张元济未能坚持主张，终成遗憾。

胡适虽不愿任职商务，但也在寻找一位可代替自己在馆内践行新文化思想的人选，遂推荐其读新公学时的英文老师、且意气相合的王云五前来任职。人贵从天性所近，不当逆天而行，至于如何说服的王云五，料有鲍参军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张元济、高梦旦求贤心切，竟毫不疑虑地相信了胡适内举不避亲之荐，聘王云五为编译所副所长。君子常存古道，三个月后，夙重信义的高梦旦辞去所长之职，正式由王云五接任，且甘当下手，改任编译所出版部长，尽心尽力地襄助其工作。商务创办之前，西方印刷技术在上海已十分普及，出版业也已有相当发展，“上海书局之设立，较粪厕尤多，林立于棋盘街、四马路之两旁”。当时的商务，不过一家小的印刷所，人员少，资本薄，其转型为现代出版机构，始于1903年张元济的加盟。张本人倾向维新变法，站在当时社会思潮的前沿，把握住了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一时动向。大千世界，惟有变化从来不变，几十年过去，用力甚勤，未必奏效，落伍似乎是自然规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人才是商务发展的核心动力，王云五的加盟，使商务不断精进，臻于完美，进入另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辉煌期。金花爱银花，西葫芦爱南瓜，潜龙在渊的王云五，未必是帮其实现文化理想之人，但至少使之商务改革理念得以落实，商务由此在新文化运动热潮中，得以拨云见日，直取本相，并完成转型。至于中间人胡适，事了拂衣去，又回到其终身为之耿耿的教育事业。

商务的故事，首先是与文化间的关系。商务之于文化，天高高，海滔滔，远不止出几本书那么简单，其对文化的贡献，已融入那个时代的公共与私人生活，作用岂在大学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