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丨才子考

有人以为“才子”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之说,此即“才子”一词之起源。

其实这里说的有才之子,是与不才之子相对的,并不是说此时已有一个“才子”的词汇。

先秦并无才子一词,社会上作为人格典范的乃是圣贤。圣贤具大才、能创作、兴人文,故汉代径直接以文人为圣人。后来才子一词,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指有文学才陚之人;到了唐代,更具体指:诗人。

为什么这样呢?

才子之才,是由圣人创作中获得承认的。圣人创作文章,文章具有神圣性,所谓:“文章者,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能如此者,才被尊称为才士才子才人。而文章中,诗又被认为最具神圣性。钟嵘不就说过吗?“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就是诗的神圣性,可通天地鬼神。《文心雕龙》叙论文体也以《明诗》居首,可见文章以诗为贵,文才当然也就会以诗才为主要考量。诗人比其他文人更具有才子的资格,即由于此。

故日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天卷·序》说: 夫大仙利物,名教为基,君子济时,文章是本也。故能空中尘中,开本有之字,龟上龙上,演自然之文。至如观时变于三旦,察化成于九州,金玉笪簧,烂其文而抚黔首,郁乎焕乎,灿其章以驭苍生。然则一为名始,文则教源,以名教为宗,则文章为纪纲之要也。世间出世,谁能遗此乎!故经说阿毗跋致菩萨,必须先解文章。孔宣有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

从文章之神圣性讲起,归结到“不学诗无以言”,正可以显示言诗可以赅文之立场。他这本书亦只论诗。论诗也以才说,如《东卷·论对》:“文词妍丽,良由对属之能……,庸才凡调,对而不求切”,“但解如是对 者,并是大才,笼罗天地,文章卓秀,才无壅滞”,《南卷·论文意》:“汉 魏有曹植、刘桢,皆气高出于天纵,不傍经史,卓然为文”,“文章关于本性,识高才劣者,理周而文窒。才多识微者,句佳而味少”。

从文章的神圣性、从人文化成讲起,而逐渐以诗为文之代表。论文,则由才性、天纵之才气说,批评庸才凡调。它所说的才士,既是泛指文人,如《南卷》所云云,然亦特指诗人。如《天卷·四声论》底下说:“肃宗御历,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凤。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从此之后,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文情婉丽”。这所谓才子,指的就只是诗人。

像《文镜秘府论》这样论诗才论才子者,在唐代可谓屡见不鲜。唐末韦縠所编《才调集》,凡十卷,收诗一千首,自谓“采摭奥妙”,以成此编。凡入录者,大概就是他认为有才调的。又,《文镜秘府论》称诗人逢起为“才子比肩”,《河岳英灵集》卷下也以祖咏为“才子”,说他:“气虽不高,调颇凌俗,……亦可称为才子也”。《又玄集》则说它这部诗选:“总其记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诵得者,名诗三百首”。此皆以诗人为才子者。

在评论个别诗人时,《河岳英灵集》卷上说常建“高才而无贵仕”,说李颀“惜其伟才,只到黄绶”。《中兴间气集》卷上说李希仲“华胜于质,此所谓才力不足,务为清逸”,卷下说刘长卿“九首以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也都是以才性论诗之例。

综合这些现象看,可以说:由先秦到魏晋,是由才性论人的时代;东汉逐渐由圣人观生出才子观之后,则变成了以才性论文的时代,至唐而鼎盛。

在以才性论人时,人因才性之殊,而有“人流十二业”之别,人才各有优劣,可以横说其差异,不同行业,亦尚可各有其才;人才之最高境界,则是圣人。

在以才性论文的时代,文才就是人才,人才之表现,仅在文章一道中。文才之最高境界,则为新圣人:才子。才子或称为仙才、或称诗圣,或如曹植,因独占天下之才的十分之八,而被钟嵘喻为周孔:“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诗品·卷上·曹植》),是指文学天才特出之士。故此时竖说、最高级是才子;横说亦无流业之别、人性金木水火土之分,只从人在文类表现或风格差异上去说。

才子之中,则又因诗特具神圣性,而以诗人最常被称为才子。

在此同时,既然是以才论艺,则才艺之士也可称为才子,故“才子”之指涉显然就会逐渐扩大。

才子的指涉的扩大,其中最值得注意者,是用以指编剧人。

明朝沈宠缓《度曲须知序》说:“才人一章脱手,乐部即登管弦,居然风雅独绝”。这才人一词,在此专指作戏曲的人。此种用法,宋元 已然。冯沅君《古剧说汇·才人考》曾说:“宋元时惯称编剧本的人为才人。才人本与才子同义,即是指人之有文才者”。当时在各个书会中编剧本、词话、赚词、谭词的,除了达官显宦称为名公外,通称为才人。这些才人,可能是低级官吏、是商人、可能是医生,可能是遗民,但因他们都有编写之才华,故统称为才人。据钟铜成《录鬼簿》所录,其述名公才人,略分为七类:

一、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二、方今名公。三、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编传奇行于世者。四、方今已亡名公 才人,余相知者,为之作传,以凌波曲吊之。五、已死才人不 相知者。六、方今才人相知者,记其姓名行实并所编。七、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

实则名公少而才人多,今所存元人戏曲,大抵均为才人之作。而当时书会“养人才,编传奇,一时气候云集”,书会实亦为才人聚集之地。

才子的文采,本来只以诗词歌赋为表现重点。戏曲乃是新兴的文体,且其体较卑,邻于技艺,非文士所宜涉足;文士之才,也不表现于此。可是,才子既是才子,就必须预设他是才华洋溢的。才气既大,才情既高,才多者无所不能。博涉多优,乃是理所当然的。洋溢着的才华,当然也会溢而为戏曲。出其余力,不免涉笔。

张芬《昆曲大全序》云:“虽才人玩世,偶托兴于稗词;际风雅衰时,亦足继于乐府”,徐鹏《钱酉山改本西厢记·序》云:“笺飞雪苑,宁无梁客之才;酒熟江楼,遂有秦川之作。……华灯绮席,狂言惊红粉之回;风雪旗亭,妙句入双餐之口。斯盖天花在手,着处可以成春;竿木随身,逢场因之作戏者也”,叶凤毛《桃花吟·序》云:“窃观多文才艺之士,用之不尽,则溢为小说、词曲”,都表达了这种看法,认为才子之才华可以溢而为戏曲。

其次,文人才士,本其感性之生命,在现实世界上又未必顺遂,侘际无聊,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张毓庆题赵对《酬红记》杂剧词云:

遣愁无计,题尘壁,怕到江南魂断。缘种三生,才矜八斗,谱出新词一串。花飞絮乱,听宛转酸辛,宫移羽换。一霎香闽可怜,一霎尘沙暗。

寻常许多笔蓦,将儿女闲情,低回唱叹。红替鹃啼,紫留玉堂,怎及江花璀璨?殷勤细看,悟薄命飙零。文人习惯酒。借金杯,浇愁重拍按。

文人才矜八斗,却叹薄命飘零,故酒边灯下,述儿女之闲情,谱词曲以寄慨。文士之涉笔于戏曲,且乐此不疲者,这正是一大因素。

文人之叹薄命飘零,是唐末以降之风气,所谓“文章憎命达”“文能穷人”“文穷而后工”。古无此说也。

原因在于魏晋南北朝文人多属贵游,从建安到陈后主君臣之为宫体诗,多是君主与其臣僚形成一个个的文学集团,文人非君王大臣即为世族子弟,寒人甚少。隋唐亦复如是。唐太宗至玄宗,均耽艺事,文坛巨子即是朝中臣工,如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上官婉儿、李白等都是。盛唐以后,贵游文学之格局才逐渐打破,文人之才,与其仕途之通显与否,不但无关,甚且才华越高,越沦落不偶。著名文人,如杜甫、韩愈、李商隐、温庭筠等,仕途多不得意。

这种现象,造成了文人的向下流动。“沦落”一词,即生动地说明了文人阶层向下延伸发展的状况。文人本来是君主侍从之臣或贵游士大夫,中唐以后却日渐流落散居于民间。

但这种向下流动,并不造成文人阶层的下降,因为文人纵使再沦落不偶、再穷困,它是个文人的身份并不因此而消失,文人的才华仍然倍受称羡。故文人向下流动,反而形成了文人阶层扩大的效果。不仅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都有文人,不只存在于上流社会;文人本身的阶层也向上向下扩张领土。文人流入社会底层,社会底层的人,如娼妓、戏子、贩夫、屠沽、货郎儿,都逐渐学为文人,吟诗作对起来了。出现向 文人阶层类化的现象。

整体上看,文人阶层势力是扩充了,但这并无外于文人个别的悲哀。才人对自己的才是自负的,一如孔雀自矜其毛羽一般。秉此妙才,而不能飞黄腾达,日惟奔走于衣食,混迹于市井,其情复何以堪?叶承《桃花吟》杂剧序云:“匏系一官,输杜凌之老大;菌雕廿载,同王勃之伶娉。命也何如,汤汤逝水;天胡不佑,黯黯秋云。尚忍言哉?谁能遣此?虽然,叹孤桐之摇落,天本忌才;抚文杏之芬菲,名原自我”,述此情景,足堪隅反。

文人之沦落,乃因此而被理解为“天妒英才”,或社会上的人士忌才。桂馥《投溷中》小引:“有才人每为无才者忌。其忌之也,或诬之、或筲之、或挤排之、或欲陷而杀之。……此辈忌才人,若免神谴,成何世界?投之鬼窟,烈于混中”,钱杜《后四声猿题词》:“自古奇才遭鬼妒,何论市井斗筲儿?九幽真有泥犁狱,赴诉纷纷无尽时”,都是谈此事。此即老杜咏李白所谓:“众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李白、李贺这些文人才子遭忌的故事,因此也遂成为编剧人编写剧本的好材料。《后四声猿》讲的就是这类故事。

才女的坎坷身世,则是另一个常被才人们转述的故事。

王定柱序《后四声猿》就曾说徐文长“以不世才,不偶,作《四声猿》杂剧,寓哀声也。弥正平三挝,沉痛不待言,其红莲、木兰及女状元,皆以猿名,何哉?”据他看,至少《木兰》与《女状元》两出是为女子作。这些才女贤女,不幸的生平或特殊的遇合,甚能撼动文人才子的身世之感,故写来往往入乎其中,俯仰悲慨。惠润《四蝉娟》题词云:闺阁女子,撞文武才,卒见庸于世,一若张大巾帼,以贬损世之为丈夫者,似非公论也。假令闺阁女子果撞文武才如二氏耶,焉知不沦落坎坷、垢面蓬首、负抑郁困顿之累,以终其身耶?何则,造物所忌者才耳,无问其为男子为闺阁乎?

在这种思考逻辑中,女子有才而沦落,当然就格外会引生文人的枨触。文人写佳人才媛之事迹,格外像两位沦落天涯者互诉悲怀,既叹彼人,又倾己怀。如王煌《酬红记》题词说:“佳人小传才人笔,挑尽兰灯不忍看”,汪度同上题:“艳色清才几合并,能记姓字死犹生,世间薄命知多少,岂独伤心杜宇声”,孙若霖题:“才人坎坷,着甚闲情破睡魔?听说那红颜甘折挫,比才人一例见蹉跎。箫管自吟哦,宫商费评度,看狂阮当场坐”。

“才女”之出现,本来就可视为才子指涉扩大的征象之一。古代才子一词,并无性别上的专指,女子也未必不显其才学。但古来无论是说女史彤管或妇言妇功,都未强调才。因汉魏南北朝之贵族世胄,妇女受教育,其实与男子一样,以经史为主。故班彪修《汉书》,班固班昭兄妹可以续成之。南北朝期间,经学之传,也多赖世家大族的妇女。诗词之类文才,并不被世族所重视。因此,纵不乏谢道蕴这样的咏絮高才,却也无才女一词。

才女一词,起于宋元,大盛于明清。专指女子之有文采、能与才子吟诗作对者,故亦宜与才子为偶。《平山冷燕》十四回《看梅花默然投臭味》云:

女子眉目秀媚,固云美矣。若无才情发其精神,便不过 是花耳、柳耳、莺耳、燕耳、珠耳、玉耳。纵为人宠爱,不过一时。……必也美而又有文人之才,则虽犹花柳,而花则名花,柳则异柳,……而诗书之气、风雅之姿,固自在也。

这类才女,“言语有味,丰采不凡。偶一关情,不胜缱绻。于春之日、冬之夜,绿槐蝉静,白露鸣哀,触绪萦怀,率多惆怅。不免写心翰墨,托意咏歌”,才子见之,“我辈钟情,自为倾倒”(题天花才子编《快心编》上集,第七回:“诉衷情兰英传简,论佛法见性崇儒”)。

明清之际,出现的大量才子佳人小说,讲的大体就是此类才子才女遇合之故事。佳人,不是美人,而是才女。美人只指美貌,佳人则以才为主,故吴门拚饮潜夫《春柳莺》序云:“情生于色,色因其才”。可见论佳人,才毕竟重于色,佳人事实上就是才女。

此类才女,并不仅存在于小说戏曲中。也就是说,她们不只是文人才子们的想象之物,而是明清社会上实际存在的诗人群。

女诗人王贞仪《德风亭初集》卷四《上徐静雍夫人书》便说:“目前才智自负之妇人女子,不知凡几”。彭绍升也说当时“女子知书,往往务藻绘夸饰为才”,以致他顺水推舟,勉女子“以书相证 克俭勤,何妨识字能诗文?国风半属妇人作,传经读史彰令闻,诗文阐理鄙雕琢”(《二林居集》,卷廿四,四贞女传)。

同样的,教诲女性的刘氏《女范捷录》,也在《才德篇》揭示:“古者,后妃夫人以逮庶妾匹妇,莫不知诗”,以为勖勉。足证风气广被,才女孔多。仅袁枚“余力还收女才子”(张云斑题《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便收得二十多人,天下女才子女诗人之多,又何可胜数!

因此,从才子含意的诗人化角度来说,才子的指涉好像缩小了,专指士人中的诗人。可是,由文人阶层不断扩大的现象看,文人才子的指涉又不断地扩张。戏子、娼妓逐渐文人化,才子一词就逐渐适用到他们头上,或者说他们之中就逐渐会出现才子才人。

才女的情况相同。早期女子吟咏诗词,多被疑为不贞,淫行与才思往往混为一谈,即因唐代以来,女子吟哦多见于妓院之故。宋元以后,女子读书渐渐趋于文学化,女人吟咏诗词越来越普遍,女人中也就逐渐出现了女才子。石成金《家训钞·靳河台庭训》曾说:“女子通文议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耻丑事”。这虽是反对女人为学(尤其是学文学)的,但由其言论亦可知当时女人通文识字、读书为学,主要正是读文学作品,其中还有不少人能卖弄文翰。此类人,便是所谓的才女。

此类才女,高歌:“人生德与才,兼备方为善。……不见三百篇,妇作传匪鲜? ”(夏伊兰,吟红阁诗钞,卷三,偶成)“缅怀古贤媛,班左能文章,渊源溯风骚,贞淑久弥彰”(张淑莲,孙女辈学诗书示。恽珠,闺秀正始集,卷十五),以吟诗作文为女人本份应为之事;旁人又推波助澜,说:“女子之中,若通些文艺,毕竟脱俗。就是不美,自有一种文雅可观”(陶贞怀,天雨花,第一回),才女当然也就越来越多了。

才女之多,当然表示了文人阶层正在逐步扩大,也表示明清社会对于才子的崇拜之情亦在扩增。女人思得才子为偶,男人思得才女为侣,并都努力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才子。

虽然才子才女在现实世界可能际遇并不顺遂,社会报酬体系未必能提供这么多才人相应之报偿,仍不能阻挡这种期望成为才子、亦渴慕才子的心情。反而是那些文人运蹇的故事、文人才命相妨的例证,激发了他们自怜自重的情绪,让他们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激扬了他们的群体意识。相濡以沫,同类相感,互吊知己,物伤其类,而更坚定地走上文人才子之路。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长按关注-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