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本导言（1913）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最重要的著作《十九世纪德国史》的英译本终于面世了，此时距离原著第一卷出版已经过了36年，最后一卷也出版于21年前。我们终于有了英译本，这很好，但在许多人心中，这种喜悦还是被一种懊恼甚至羞愧的心情冲淡了，因为我们居然耽搁了这么久才翻译出版了这部伟大的著作。究其原因，我们不能搪塞说这是一部专业著作，因为还没有哪一部历史名著因其内容和风格如此强烈地吸引着公众。读者们总是渴望读到最新、最奇、最轰动的作品，因此我们翻译出版了无数价值不大的德语作品，但是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十九世纪德国史》作为德国学界对历史科学最重大的贡献之一，却始终乏人问津，迄今都不过是图书馆馆藏，绝大多数读者不能也不愿去阅读原著。因此这本英译本将帮助我们确定，英语世界如此诡异地疏离特赖奇克的这部著作，到底是因为没有出版商愿意进行商业运作，还是因为公众真的缺乏兴趣。给这样一部名扬四海的杰出作品作序，必须紧扣主题才能避免不敬。可是这篇导言需要把特赖奇克介绍给一群新读者，还要简单说说《十九世纪德国史》的主旨和内容，那样的话就不得不有点离题。《十九世纪德国史》的开头和结束都和特赖奇克的设想不同。当还在艰苦的准备工作阶段，特赖奇克就发现这部作品的计划已经在笔下不断扩展。最初，他只打算写一部德意志邦联的历史。1806年，拿破仑肆意妄为地毁灭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便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德意志邦联。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特赖奇克紧随最初的设想，那么这部作品会缺少多少学术性和文学性啊！如果特赖奇克日复一日地书写德意志邦联那枯燥、乏味、毫无英雄气概的历史，在这项无休无止的工作中耗尽精力，这场景就好像让委拉斯凯兹（Velasquez）在荷兰装饰画上空耗生命，这种痛苦的命运，本应留给但丁地狱第十层中那些滥用天才的人。特赖奇克是德意志邦联历史的专家，他绝对可以比其他人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可是其他人尽管不及他，但也能完成的足够好。他并非是因为这项工作太枯燥才放弃书写邦联史。他说工作进行了没多久，就发现这将是一部面向学生和专家的历史作品，但他的理想是书写一部面向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历史。因此，他认为必须将研究的范围向前后拓展，于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变成了研究起点。这件重大历史事件为他的研究计划提供了宽广的视角，让他从各个重要方面审视现代德国的起点，更重要的是，让他能公允地对待普鲁士国家成长壮大的浪漫故事。他要将这段历史带回他的时代。特赖奇克最终完成的5卷本《德国十九世纪史》，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路讲到1848年革命。这部著作不需要费尽周折才能获得声望，它生来著名。它不断再版，在德国获得的敬意或许时至今日都无人出其右。但它的成功也不是什么神秘事件，特赖奇克在书中呈现的博闻广记和海量研究，他作为教授、政治评论家和国会议员的权威身份，以及他迷人的写作风格，无论哪个都能保证这部作品的成功。但是这些都不是特赖奇克及其著作对现代德国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我认为，这种巨大影响主要是由于两个特殊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因为，特赖奇克所写的绝大多数事件都是他生命中经历的事件，其中许多是他的回忆，甚至是同代人的共同经历。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从这时上溯到拿破仑如日中天之时，期间差不多只跨越了两代人，然而就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中，德意志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段历史开始时，普鲁士还卑贱地屈服于外国统治，精疲力竭、形容萎靡；耶拿战争和莱比锡战争期间，它经历了一个民族所能承受的最大的苦难；在这种巨大的痛苦中，民族的价值和生存权都经受着极为严峻的考验。但是普鲁士拯救了自己，她通过了试炼，重新挺直腰身，保护民族对抗来自内外的威胁。在普鲁士的鞭策下，整个德意志都重新振奋起来了。拿破仑倒台之后的五十年中，德意志的历史就是一部慢慢发展和重获国际承认的历史。尽管随着德意志国家接连痛苦地从专制主义转化为宪政制度，不可避免地出现从乐观自由到冷漠到故态复萌的摇摆。随后，在普鲁士爆发了王权和议会之间的“斗争”，新旧制度都拼死抵抗，可谁都没有胜算，这场争斗给双方都上了一课，警告他们“不进则亡！”这句话也成了普鲁士议会生活的座右铭。就在这段变迁的历史中，盲目自大的邦联还在继续召开无用的议会，阻碍许多事物的发生，并始终拒绝承认那件唯一重要的事情：德意志的未来是要和奥地利还是普鲁士继续走下去？外交争论根本无法决定这个问题，因此爆发了1864年和1866年的两场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1870年大战。在这场战争中，德意志民族一个世纪以来的渴望和努力终于结出了统一民族和新帝国之果，这场新生也意味着德意志民族政治、精神和物质的发展壮大。特赖奇克将自己奉献给了德意志的这段历史，《十九世纪德国史》正是写给经历或生活于其中的同代人，写给那些真切感受这些兴衰荣辱的人们。这个民族保持着一流的军事和政治热情、在炫目的成功中不可自拔、因已经展现出的力量和甚至更加强大的潜力而沉醉，它怎么可能拒绝特赖奇克这样一位历史学家，他雄辩生动的笔触下流露出的爱国热情，甚至比民族自身还要强大。时至今日，特赖奇克隐秘而强大的影响力仍未耗尽。站在德意志的角度，特赖奇克最大的优点在于，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现代德国的新生活和自我意识，没有任何政治家、作家、甚至历史学家曾经这样做过。像之前爱国历史学家，如伯恩（Bonn）、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特赖奇克也被称为那个时代“最典型的德意志人”，他有能力对德意志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合理判断，规划民族的目标和抱负，确定民族的权益，向全世界解释民族的独特性和前景。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欧洲列强出于现实原因，都将德意志清除欧洲地图。德意志似乎也曾经接受命运，几乎不敢坚持被承认的权利，满腹抱歉地斗胆站在傲慢的邻居身旁。即便民族复兴、曾四分五裂的版图变成一个国家，列强的无理傲慢依然没有改变。在这些长期把持大权的古老国家看来，德意志帝国不过是个暴发户，是个圈外人。对于德意志所遭受的怠慢，特赖奇克强烈谴责德意志自身。历史上德意志已经道了太多歉，特赖奇克走到了另一极端。他傲慢地从德语词汇中删去了“道歉”一词，他的角色和使命是民族的辩护人。《十九世纪德国史》不仅为德意志统一、拥有合法地位提供辩护，也试图证明普鲁士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德意志走向渴望的应许之地，普鲁士就是完成德意志民族命运的人。在特赖奇克看来，德意志注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领导世界，而普鲁士也注定了是德意志的发言人和辩护者，这几乎是不需要证明的。特赖奇克所有的政治作品中都充斥着将德意志视为文明核心的历史观，而且“毒舌”特赖奇克还猛烈抨击那些拒不接受这种秩序观念的民族。但是特赖奇克的祖上根本不是德国人，就连他本人都是萨克森人，后来才改藉普鲁士，这让他拥护普鲁士的态度和立场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我为德意志而写”，“我们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有理由去记住父辈艰苦奋斗的历史，记住是他们的血泪、他们的头脑和双手，才换来了民族统一”。“德意志历史的叙述者如果只是指出事件之间的联系，诚实表达观点，那么只完成了一半工作，他还应该知道如何唤醒读者生于祖国的幸福感”。在这样的语句中，我们就能发现特赖奇克的秘密，他如何展现了历史，又是如何让同胞对他如此钦佩依恋。按照他的说法，《十九世纪德国史》就是唤起民族意识的号角，就是激发民族热情的马刺。他让同胞的民族精神焕然一新，充满阳刚之气，让种族骄傲变成种族激情，让爱国主义变成宗教，让效忠变成崇拜。由于过分强调民族性和民族立场，特赖奇克远离了客观超然的研究态度，走向党派性，成为特殊利益的鼓吹者，并开始肆意表达歧视，也因此违背了历史科学最珍贵的原则。他的确也说过，他一贯的目标就是“言辞清晰不刺耳，公正无暧昧。”这句话是一个完美的忠告，他颇为正式地将其贴在自己的墨水瓶上，就像新年决心一样，打算尽可能遵从它，但实际上总是视而不见。因为特赖奇克不是温和克制之辈，也非天性公正。公平冷静并非人类唯二的美德，但却是历史学家赖以为生的品质，如果历史学家缺乏公平冷静，即便是最伟大的作品也会有缺憾。在我们阅读、重视、赞扬《十九世纪德国史》的时候，必须对这一点有所觉察。“历史写作无定法，不管哪种风格，只要严格贯彻到底都是可以的。”这句话是特赖奇克指导自己写作的格言，而《十九世纪德国史》也的确遵守了这个规则。书中的材料考证必定涉及在众多领域进行大量研究，但是文中却没有显示博学好古研究的迹象。历史对他而言，不止是表达事实和已完结的事件（如果在人类生活的无缝之网中有哪件事可以说完结了的话）。特赖奇克将历史视为生命，并力图重演民族历史大戏：将演员放在舞台之上，让他们不再像牵线木偶一样，而是像真正的男男女女一样本色演出。就这样，他有时从凡人中打造出英雄，有时将英雄变成半神，但是这也只是他深思熟虑的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最终的目标是唱出一首国家礼赞。《十九世纪德国史》的写作基础并非凭空出现，特赖奇克根据大量前所未见的材料，建立起全新的事件关系，从新鲜原创的角度讨论历史事件，挑战固有结论，并因此赋予那些最无趣的插曲以全新的意义。作为历史学家，特赖奇克的性情受到了诸多批评，但是他的文学风格却广受好评，而且也的确实至名归。《十九世纪德国史》的行文结构上，特赖奇克结合了历史的沉重感同令人炫目的大量花边细节，行文浓烈华丽，壮美高贵，严肃优雅。语句易懂且有节奏，用词总是自负冲动：因为紧张的笔触只有回应激情点燃的想象冲动时，语句才能突破边界。一旦写到义愤填膺之时，特赖奇克马上变得滔滔不绝、咄咄逼人。但是这种语言影响力从未被任何言不由衷的修辞所败坏，这种激情也许被夸大、甚至错置，但它是真诚的、一点也不虚伪。在文学上追求纯粹的人，无疑会发现风格偶尔跑偏之处，这要归咎于他的火爆脾气——这脾气无疑是他身上斯拉夫遗产的一部分，当然也并非无关紧要——还要归咎于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偏见，但是瑕不掩瑜，这些缺陷无法从根本上掩盖整部作品的光芒。62岁那年，特赖奇克含恨而终，他一定懊悔没能完成这部伟大的作品，只能将德意志十九世纪的历史讲到40年代。因此，《十九世纪德国史》终结于他特别讨厌的节点——1848年革命。他不能不叙述这场革命，但这却是他心目中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历史上最屈辱、最可恨的事件。因此，未完成的不仅是特赖奇克正在重建的民族大戏，还有一系列辉煌往事，对他这样一位热情的爱国者而言，其中最伟大的事件是1864年和1866年战争，这两场战争让普鲁士获得了一系列新省份，让普奥两国各归其位——普鲁士领导德意志，奥地利则丧失帝国继承权；北德意志邦联的建立，还有1870年战争——摧毁了一个帝国，建立了另一个，让新德意志帝国站在一条史无前例的进步与繁荣之路上，然而也像后来的历史证明的那样，也播下了未来无数灾难的种子。不过，这部《十九世纪德国史》还是涵盖了民族历史上一切重要方面。特赖奇克首先关注的自然是十九世纪的政治史，但是他也讨论了影响国家之后发展的经济运动、智力觉醒、率先表现在哲学、文学、科学和艺术上的特殊趋势。学术史上最讽刺的事件之一，大概就是特赖奇克最后、最重要的任务居然没有完成。他所叙述的那些开启帝国的事件本不是完美的、终结的，而他的叙述却成为历史写作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他痛苦地问友人豪斯拉思（Hausrath，后来是特赖奇克的传记作者），“谁能写完《十九世纪德国史》？”他本人给出的答案是，没有人能完成。在他身后，许多杰出的德意志作家都书写了民族统一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最后一章，他们中有人知识渊博，有人目光敏锐，有人细致，有人真诚。但是他们都只是续写，却无法替代特赖奇克。因为特赖奇克身上不仅结合了这些优点，而且还有另一个他们所没有的优点，而正是这个优点让《十九世纪德国史》卓尔不凡——作品中深深的个人因素，源于作者与研究主题之间的密切认同，源于作者个人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密切认同。正因如此，《十九世纪德国史》最真实地反应了特赖奇克的精魂。感受深刻，下笔方能激情澎湃。如果说特赖奇克充满偏见，对待其他民族有时甚至偏狭不公，这种缺陷并不是因为他刚愎自用，而是被狭隘的爱国主义蒙蔽了双眼，看不见整个世界，甚至看不清自己的祖国，无法“如实全面地看待整个民族”。如果正是这种个人因素让特赖奇克成为强大的政治家，那么这也是他身为历史学家的缺陷，但是他的作品中还有无数闪光点，因此我们与其谴责缺陷，不如宽恕。威廉·哈伯特·道森（William Harbutt Daw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