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39）

▲川汉铁路公司股票

十九世纪是人类大踏步前进的时代，也是人口大爆发的时代，更是普罗大众被压迫到几乎衣不蔽体的时代。由四川总督锡良引头，额外征收农民的赋税来作为川汉铁路的股份，强制农民入股投资就是最好的说明，也就是马克思说过的：“资本来到世上的每个毛孔都是血淋淋的”。在使用完全明抢的手段完成川汉铁路总公司的资本积累后，四川广大农民的血汗钱在强制征收中逐渐成为了铁路公司的股份大头，因此无论是官办还是商办，股份大头的民众对铁路的关注度十分强烈。本来就民怨强烈，一旦发现自己的投入有可能被打水漂，那种愤怒和反抗的势头可想而知。

四川爆发的“护路运动”缘由太多，首先是四川当时人口约五千万，有两千来万人拥有川汉铁路股票，除去少数民族和极贫困人口，可以说，全川稍能温饱者，无不是川汉铁路股东。一旦铁路股份出了问题，跟每一个四川人都切身攸关。而川人希望先修成渝段，结果先修宜昌至夔府段，很多人认为用四川人的股款，却先造福湖北人，自然有怨言。

加上川汉铁路修建因为工料、款项、人事、投资等诸般原因钱花得飞快，而由官僚组成的川路总公司更是贪腐成风，迁延日久，官与商的矛盾难于解决，材料积压情况严重，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已经陷于进退两难、骑虎难下的境地。而盛宣怀趁机提出铁路国有政策，实际是收回之后向外国出卖“路权”，而昏庸的清廷内阁也认为收回路权有益民生，“必无阻挠之虞”，才草草下了这个决断。

我们可以从川路总公司在路权之争中的表现看出一二。

在1911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后，其后召开的川路总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上的反应开始并不激烈。“只要求政府把商办公司历年的用款和上海的倒账、开工的费款一律承认，偿还六成现金，搭用四成股票。”与会者大部已认识到：“照这样旷日持久的拖下去，只怕钱用光了，路却没修成，不如听任政府收为国有，既可减少川人每年征收租股的负担，且使成宜铁路有克期完成的希望。”

四川保路运动的重要转折点是5月20日盛宣怀代表清廷在四国借款合同上签字，当时又传来邮传部已派员接收工程的消息，四川方面的情绪趋于激烈。5月21日，在四国借款合同签订后的第二天，《民立报》便刊登出文章：“由诸议员演说路政损失之利害，听者莫不悲愤交集，对于盛宣怀感情尤恶。”不过在5月29日成都召开的川汉铁路临时股东总会准备会上，大部分人认为“只有条件上之要求，无事根本上之反对”。但已经有人“奔走号呼，联合同志”，于5月下旬创立保路同志会，“以破约保、谨守秩序为宗旨”。

然而当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由邮传部寄到成都，四川方面就被彻底激怒了，不少人表示：“收路国有，川人可从。收路为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但当时路权之争还是把矛头直指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并不涉及清廷。比如《蜀报》发表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盛宣怀已尽置吾等于死地，吾死中求生，惟奋、奋、奋！”《民立报》后来也发表评论：“夫川人致变之原因，初不过愤盛宣怀误国而以，固无所谓异谋也。继见盛宣怀与四国所订之借款合同着着失败，丧失国权莫此为甚。”这一点和《清史稿》中资政院奏折对盛宣怀的抨击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