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再严也阻止不了“走广”
本文选自《广州传》 作者：叶曙明
在日益兴盛的合法与非法贸易压力下，无论朝廷乐意与否，朝贡贸易最终还是要被打破的。正德初年，广州城下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多，许多普通商船也打着贡船的旗号，数量大大超出规定，舳舻相属，风帆蔽日，排着队要入港。更重要的是，本地的官员，大多不想禁得太严，采取只眼开只眼闭的态度。
在这一片喧哗声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就是葡萄牙人出现了。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西方世界迎来了一个觉醒与扩张的“大航海时代”。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海洋强国，在欧洲迅速崛起，并向东方展开凶猛的殖民扩张；而英国、法国等后起之秀，亦已蓄势待发。葡萄牙与西班牙在1494年签订条约，规定在西经41°~ 45°之间划一分界线，凡在分界线东侧发现的土地，归葡萄牙所有，在西侧发现的土地，则归西班牙所有。这条分界线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仲裁，史称“教皇子午线”。据此， 广州、澳门，甚至远至宁波，都在葡萄牙的殖民范围之内。
葡萄牙人在攻占香料主要的市场满剌加（马六甲）后，遇上了几艘来自广州的商船，初次打探到中国的真实情形。他们得到的印象是：一个东方的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广州是南中国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在广州装卸。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仿佛一个巨大的宝藏，已近在眼前， 只要念动“芝麻开门”的咒语，无穷的物华天宝，将取之不尽。
第一艘抵达中国的葡萄牙船，正德八年（1513）在上川岛抛锚泊岸。由于实行海禁，岛上居民大部分内迁，已沦为荒岛。葡萄牙人登岸后，竖立了一块刻有葡萄牙国徽的“发现碑”，作为纪念。这次初航中国，属探路性质，没有与官方正式接触，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正德十一年（1516），葡萄牙商船再次来临，借口遇风浪打湿了货物，要在屯门澳登陆晒货，上了岸便赖着不走了，要求与中国通商，扬言在他们后面，还有更多的欧洲商船正乘风破浪而来。
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首次派使团访问中国，试图与大明建立贸易关系。他们以进贡为名，直闯广州，广州守军大为紧张，马上关闭城门，竖起刀枪剑戟，布阵严防。葡萄牙人鸣炮升旗，要求拜访明朝皇帝，闹得满城风雨。堂堂天朝，礼仪之邦，从未见过如此无礼的客人，竟硬要主人接待。
葡萄牙火枪队
中国人把这些“长身高鼻、猫睛鹰嘴、卷发赤须”的家伙， 称为“狒狼机”，以禽兽视之。后来客气了一点，改叫“佛郎机”。为了赶走他们，广东官府搞了很多小动作，在民众中散布谣言，说这些红毛番鬼会“掠十岁以下小儿烹食之”，又派蛙人潜入水下，凿穿葡萄牙人的船底。葡萄牙人无奈，转往福建、浙江等地，寻找机会，但都碰了钉子，和明军打了几仗，又以失败告终。只得掉头折返广东。朝廷对这个使团爱理不理，把他们撂在广州，坐了两年多冷板凳。
最后葡萄牙人通过贿赂，才得到准许入京的诏书。不过， 葡萄牙人在广州期间，也没闲着，他们托人在景德镇订购了一批青花瓷器，由葡萄牙的船队带回了欧洲。这是中国瓷器，通过贸易，直接进入欧洲之始。后来，这批瓷器散落在欧美各地的博物馆、基金会和私人藏家手中，有部分曾出现在拍卖市场上。其中有三只酒壶，分别绘有埃曼尔奴一世盾牌和有浑天仪图案的徽章等图案，显然是中国瓷工根据葡萄牙人的要求，专门烧制的。
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在澳门经商日多，三亲六眷，纷至沓来，登岸建屋，安营扎寨，几年之间，竟逾万人。他们每年以五百两银，行贿广东官员，换取在澳门的居留权和港口经营权。五百两银虽然不多，但对于床头金尽的官府来说，也可聊补无米之炊。后来官场易人，这笔贿金公开化，成为葡萄牙人缴给广东布政司的地租，名为水米椒银。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反映出在这场博弈中，双方态势，发生逆转。
中国官府曾在民众中大肆宣传，把“红毛番鬼”形容为烹食小孩的“狒狼机”，现在忽然改张易调，允许他们登陆居住了， 这个弯怎么转呢？怎么向朝廷解释？官府用了一个最孩子气、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原来的“佛郎机”名称改了，从此叫“葡萄牙”。这就两不相干了。佛郎机人不能上岸，但葡萄牙人可以。
葡萄牙人在澳门站稳脚跟后，便从里斯本运来毛织物、玻璃精制品、钟表、葡萄酒等货物，到各地港口进行交易，在爱琴换取香料和宝石，在马六甲换取香料与白檀，然后用这些物品在澳门与广州商人换取丝织品、黄金，转往日本再换取小麦、漆器、船材等。
葡萄牙人如此来回倒腾，每年从澳门收得重二十盎司的金条三千两百条；精制丝织物五万三千箱，每箱有两百五十匹各色丝绸；转运到日本的中国丝织品，可获银两百三十五万两，还有不计其数的瓷器、漆器、壁画等工艺品。据清初两广总督佟养甲记述，当年“广省内外货物流通，番舶巨商富贾争相贸易，民获资生，商获倍利，岁额饷二万二千两，每年不缺”。澳门遂成为葡萄牙对华贸易的重要桥头堡。
官府不准葡萄牙人进入广州城，但有些葡萄牙人收买本地船家，把番货拉到广州城下交易。这种交易是非法的，但广州人不在乎，每当运货的疍家艇靠岸，码头上便有如雀喧鸠聚，大批人围上前去，七嘴八舌，这个争着看货色，那个抢着问价码。一旦价钱合适，马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迅速完成交易，然后四散而去。
很多葡萄牙人与商人勾结，贡船一抵埗，就有专人接引，先把贵重物品私下交易，然后才把卖剩的货物，由葡萄牙人报官， 这时往往只剩下一半，甚至只有三四成。时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书中感叹：“则其所存以为官市者，又几何哉！”
大量从内陆来的商人，聚集在广州城里，都想分一杯羹。他们人生地不熟，往往要假手本地人。于是广州人用本地的特产， 与浙江人交易丝绵、水银、生铜、药材等，再与牙人交易番货。这种私人市舶活动，愈演愈烈，最后，官府只好准番商来广入市，点其名数，税其货物，离广州城三十里，泊舟海面，在通事（翻译）的协助下，与广州人做买卖。
葡萄牙成了中国工艺品在欧洲的总代理商。但是，西班牙人在万历三年（1575）也首次来到广东，要求通商，广州的官员照例严词拒绝。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了与中国间接贸易的据点， 由葡萄牙人把中国货运到马尼拉，再由西班牙人转运到美洲。1580年，西班牙兼并了葡萄牙，从而一跃而为西方对华贸易的巨头。
尽管朝廷不喜欢欧洲人的到来，但事实上，西班牙成了明朝的救星，通过与西班牙的贸易，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曾经有日本学者估计，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以前的四十年间，仅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平均每年就有一万一千多公斤，大大舒缓了中国白银严重短缺的困境，为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提供了财政支援，从而使田赋、徭役和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成为可能。
本来到嘉靖时已“穷到㶶”的大明，喂下这碗续命汤， 又延长了几十年的阳寿。
防止倭寇海盗，是堂而皇之的海禁理由，但事实上，不少强盗海贼，是被朝廷禁令逼出来的。朝廷这也禁，那也禁，民间没活路，焉得不反？正统十四年（1449）爆发的黄萧养之乱，就是缘起走私，几乎把广州毁于一旦。黄萧养是南海人，因走私盐被官府下狱，他率一百七十余位重囚逃狱出来，抢了军械局，聚众万余，船数百艘，以“拜佛削羊”（攻取佛山、广州之意）为号召，大举围攻广州。
官军仓促应战，在戙船澳被杀得大败，退往广州城西，在柳波涌再次大败。当时广州还没修筑南关，黄萧养的大军，如入无人之境，直逼城下，市舶司被火烧毁了，连西城状元坊张镇孙的牌坊祠宇，也被烧得片瓦不存。好在城池还算坚固，黄萧养攻不下来，但民众也出不了城。城中暴发疫症，不少死者曝尸街头，官府下令运到城北郊丛葬。那段日子，充满恐惧，度日如年。
黄萧养屯兵河南，在清水濠畔的五羊驿登帝位，自号顺民天王，给部下封了公、侯、伯、太傅、都督等官爵。广州被围长达数月，后来，官军大队援兵杀到，黄萧养亲率船队从白蚬壳进攻洲头咀。激战中，黄萧养被流矢射中，落水而死。但民间余悸未消，纷纷传说，黄萧养没死，逃到了东塱乡，土地山神召来六丁六甲，为他连夜开出一条水滘，通到江边，当地人把这条水滘叫做“大王滘”。黄萧养逃到江边，但无船可渡，忽然有两只白鹅从水中飞出，背负着他逃之夭夭。从此人们就把这地方叫作“白鹅潭”。坊间还流传着一句神秘的谶言：“九牛浮水面，萧养转回头。”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大乱，没有导致朝廷撤销广州的市舶司。景泰六年（1455），市舶司在海山楼故址重建，海舶也依期而至。事实上，自永乐十七年（1419）明军在辽东望海埚歼灭入侵倭寇之后，海防趋于平静，黄萧养之乱，与倭寇无关。成化、弘治年间，海禁稍为松弛，海盗并不比明初更严重，相反，嘉靖年间罢革市舶中官，压缩海贸规模，倭寇侵扰次数反而增加。
朝廷海禁的真正目的，是想把万事万物都管起来。但朝廷一向恃以彰显上国中心的朝贡贸易，在现实之中，不过是个幻觉。从全球范围来看，贸易的网络，纵横交错，中国只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无论朝廷把篱笆筑得多么严实，都堵塞不了民间的贸易渠道。各地的货品，挟百川朝海之势，涌向广州，俗称“走广”。《东西洋考》一书记载：“成、弘之际（成化、弘治年间，即1465—1505年），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其实不是“间有”，而是络绎不绝。蔚蓝色的大海上，各种装满瓷器、绸缎、布匹、茶叶的商船，扯帆摇橹，鼓浪前行。这是一个让人提心吊胆又激动不已的历史场面。
广州聚集来自三山五岳的商人，就像一群群急切觅食的生物，在城厢徘徊，各自寻找发财机会。江西商人方敏、方祥、方洪兄弟，凑了六百两银，从景德镇买了两千八百件白花碗、碟、盆等瓷器，运到广州，正寻找买家，在街上偶然碰到相熟的广东揭阳商人陈佑、陈荣和海阳商人吴孟，带了一批青白苧、麻等布料，也正四处转悠找买家。
他们在客店里一合计，与其这样瞎转，不如出海“通番”。他们本来就抱着这样的目的来的，只碍于头寸不足，雇不起海船。现在几个人合伙，各出一份，雇得一条盐舡，把货运到海上一趟，全部脱手，换回了胡椒一百多包、黄蜡一包、乌木六条、沉香一百箱，锡二十块。再运回家乡一倒手，狠狠地发了一笔小财，大家欢天喜地。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广州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