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大学时期的春节丨纪念夏鼐先生诞辰111周年
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临时总统就职仪式后，发布的第一道政令便是《改用阳历令》，并要求以后以此日为元旦。可是，大约考虑到民间不易整体改观，不久又提出“新旧两历并存”。这样一来，年就有“新旧”之别。政府提倡新历（公历），民间看重旧历（阴历），在不同部门，实施起来就有些尴尬的情形。为扭转这种局面，1929年时，国民政府甚至发布政令，严厉禁止过旧历元旦。民间和政府之间，就再次面临现实和理想的冲突。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正是处于中国各种观念激烈碰撞，甚至影响到各项政令发布的特别阶段。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过新旧“年”时的状态。
1930年，夏鼐考取了燕京大学，所以，1931年的元旦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当天日记中记录了新年元旦的情形：
“1月1日星期四。社会纪事：蒋介石颁布御用的国民会议及‘皇恩浩荡’的大赦令。昨天在城中三海公园（即中南海公园）跑了半天，很觉疲倦，今天9时才起床。从窗口望出去，雪已停了。可是满地的积雪，已厚数寸，天空依旧是铅灰色的云密布着；邻近的西山，已笼罩在模糊不明的薄暮中了。”
这个“年”夏鼐是在燕京大学度过的。新年元旦就这么过去，一点没有像春节延续多日。第二天，读书学习，一仍其旧，再没有一点过节的气象了。
当年的旧历除夕是2月16日，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大约就更不在乎旧历元旦（即春节）了。如今基本都放假的日子，夏鼐他们当年还在上课、还在图书馆用功。他在这天的日记中这般记述：
“阅书：《东方杂志》27卷21号的100页。下午去听张尔田的《史学概论》课。疏疏的胡须，杂乱的头发，进课室来毕恭毕敬地鞠一躬，然后坐下来。微微摇着头说话，苍白的唇间可以看出两列的黄牙，中间已落下几粒了。用两只手做着姿势来加重语气……”除夕还上课，学生老师都不易。而老师不理解下面学生情况，对应得多么不协调。当天晚上，夏鼐还到图书馆阅读政治学参考书。这时听到外面有爆竹的炸响，噼啪不绝，自然想起了以前在家的情形。他对一位姓朱的同学说，我们要在图书馆过年了！虽然表面带着笑，可“心中未免惨然”。
第二天是旧历春节，夏鼐还在学校上课，当天日记写道：
“阅书：陶希圣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约80余页。”
此外，他还和姓钱姓范的两位同学到海淀大街去逛了一阵。民间还守旧习，所以各处店面“紧闭双扉”。在如此环境下，夏鼐心情也不佳，觉得什么也“没有意思。近来情绪愈来愈麻木，并没有引起什么旅思或悲观”。倘若此时大家按照惯常进行庆贺的话，夏鼐这种漠然态度也许会有所改观。
1932年新旧“年”，夏鼐是在清华大学度过的。前一年，他经过考试，转学到此。几个月后，新年元旦这天，夏鼐给自己定下了当年的学习读书任务：
“今年的计划：预备读50部以上100部以下的书籍。暑假回家一次。法文至少要认识2000以上的生字……希望年终时能够翻字典读浅近的法文书。暑假中读点外交史的书，同时对关于中国通史已出版的书籍加以稍有系统的研究。”这是夏鼐给自己定下的一年目标。
似乎新年元旦时，人们总给自己来年做很多的打算，而旧历春节来临，民间的热闹多了起来，很少有人在此时立下什么目标。这是个有趣的新旧“年”区别。
这年的春节，已经到2月，当时学校已经开学。2月5日，是除夕。这一天，夏鼐“阅书：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100余页”。除夕这天读书100余页，夏鼐之后的成就，与他如此地勤奋读书不无关系。虽然学校已开课，但民间的过年习性却依然。到了晚上，“小张家中打电话喊他回去吃年夜饭，看他高兴的雀跃而去，令人生出无限的羡慕”。看到别人回家团圆，夏鼐虽然“理智和虚荣使我毅然斩断一切牵挂，然而骤然看见了他人那种享乐，自己总觉得爽然若失，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和迷惘……”
第二天大年初一，夏鼐依然“阅书”。书还是头一天的《汉代风俗制度史》，又是100余页。下午没课，夏鼐想与几位同乡骑驴到大钟寺看热闹，以遣寂寞。“但雇驴不成功，只好到燕京及海淀街绕一圈走回来。这样便消磨了一个下午，自思真有点无聊。旧历年初一，便这样过去了。”
1933年的新年元旦，由于时局，清华学子们似乎一点没有体会出“新”的滋味。当天的日记里，夏鼐有这样一笔：
“社会纪事：热河形势又危机，真不知国亡何日。”
国事连接着个人命运，所以夏鼐在此表现了自己的忧心。在这种背景下，元旦也似乎失去了庆贺的热情。当天的夏鼐除去读书，中午与两位乡友到合作社花了6角多钱，“喊了烧肉片、炒肝尖、虾子白菜、肉片白菜汤”。算是新年口福了。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后，又将侵略触角伸向热河、察哈尔。到了旧历春节前，学校已将考试结束。1月25日是除夕。在此前一天，夏鼐便与几位学友相约，一块到北京城里去过旧历年。他们在旅京学会打了半夜麻将，除夕之日回到旅社睡觉，下午到西单菜场吃饭：“喊了一碟红烧牛筋、红烧中段、木须汤及炒鸡丝，花了两元左右。”除夕就这样打发过去。
旧历元旦（即春节），夏鼐与友人上街闲逛，可“两旁的店肆都紧闭着门户，天气又冷，风又大，很是无趣”。看起来，民间愈来愈不拿政府禁止旧历年的法令当回事了。吃了午饭，有人提议去天桥。因为有老师说过：“要是一个在北平读书的人没有去过天桥，便不配念社会科学。”到了天桥，大家才感受到许多热闹的气氛：“天桥确是千奇百怪的汇聚地，什么大鼓、说书、相声、刀枪、拳棍、弄猴、高跷……应有尽有……”夏鼐他们到一家“合意轩”去听了大鼓，4个人用了一块钱，大年初一就这么打发过去。“下午乘车返校，倦疲不堪，9时便睡，隔壁房中的同学拉胡琴作乐，朦胧中还当做在天桥合意轩听大鼓呢？”
1934年，是夏鼐在清华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旧历除夕，是2月13日，夏鼐似乎毫无留心。当天日记只有一句：“预备法文Flaubet，UnCoeursimple。”（福楼拜：《淳朴的心》）第二天，夏鼐依然“预备法文”。但是，学校外面还是隐约传来气息：
“今天是阴历元旦，附近村庄中的爆竹声依稀可闻，校中则一切如常，依旧上课……中午与同乡三四人，叫了两三样比较可口的菜，便算是庆祝阴历新年。晚间又来了一个火锅，进食过多，返舍后觉不舒服……”
这样的状况真是尴尬。一方面，政府不让过旧历年，故此机关、学校等，都仍上班上课；另一方面，民间家庭、街面商铺，却不管不顾，关起门吃喝起来……在其间的人，譬如夏鼐这样的学子们，只好顺从规定，该读书读书，该上课上课……只是心中惶惑不宁。他们想家，看见他人可以回家吃年夜饭，更是心中悲戚。民国政府不让过旧历年，可习惯使然，几乎每一个旧历年，人们都要买一些好饭菜自我庆贺一番。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MEMORY
（夏鼐，1910—1985）
安阳殷墟、北京明定陵、长沙马王堆……夏鼐的名字,同1950年至1985年间的中国考古工作紧密相连。他生前荣获中国和英、美等六个国家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至今无人超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世民在夏鼐身边学习、工作30余年,先后整理了400万字的《夏鼐日记》、增订了220万字的《夏鼐文集》。在近20年的积累上,所著《夏鼐传稿》成为夏鼐的第一部人物传记。
今天是夏鼐先生诞辰111周年，让我们跟随书中的夏鼐先生,一起追寻这位“七国院士”的成长足迹。
清华园里读书忙
上世纪30年代,清华园里有两个学生爱写日记并流传至今,一个是季羡林,另一个是夏鼐,两人均为清华大学1934届毕业生。
（《季羡林日记》和季羡林）
1931年,教育家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正式到任,并向全校师生发表讲话,提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
当时正值清华大学早期的黄金时代,图书仪器完备,各科名师云集。清华园读书风气很浓,老师对读书的要求也很严,给学生布置了大量阅读功课。即便是节假日,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座无虚席。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夏鼐尽情地享受着阅读的乐趣。
综观他在清华期间的日记,记事大多很简略,而“读书账”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很多时候,日记的内容就是当日读了什么书、读了多少页,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比如,1931年10月4日至8日的日记,只记了“阅书:《莎氏乐府本事》(全书368页,完)”这么一句。10月12日和13日,同样也只有一句“阅书: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全书290页,完)”。由此可见,读书几乎填满了夏鼐清华生活的全部。
1932年初,夏鼐在日记中计划,本年预备课外读50部以上100部以下的书籍；法文至少要认识2000个以上的生字(单词),年终时能够翻字典阅读浅近的法文书。暑假中读点外交史的书,同时对中国通史方面已出版的书籍,加以系统的研究。
（陈寅恪称赞夏鼐“读史细心”的作业）
实际上,日记翻到9月9日,他的阅读量已达50部。这一年里,夏鼐共读书66部,超额完成任务。1934年1月1日,夏鼐写道:“今天是元旦,但是佳节良辰对于我已失去它们的意义。我仍是依着预定的计划,读了一卷《通鉴纪事本末》。”在《夏鼐日记》中,屡屡可见他自我督促阅读进展的记录,如“此书颇欲从速阅毕,今日起非赶快阅读不可”等,从中皆可体会夏鼐渴望多读书、快读书的迫切心情。
《夏鼐传稿》中提到,为学好钱穆的“战国秦汉史”课程,夏鼐从上年年末开始,认真阅读《史记》及三家注,并参考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对《六国年表》《魏世家》《秦始皇本纪》等进行校订,先后写成并发表《魏文侯一朝的政治与学术》《秦代官制考》二文。
（钱穆，1895—1990）
夏鼐在清华大学所学专业为中国近代史。据《夏鼐日记》所载,夏鼐所读书中专业书占了一大部分。不过,夏鼐的阅读视野没有限于史学一隅。相反,他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读了大量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还把触角探到文学领域,读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如鲁迅的《伪自由书》、茅盾的《子夜》、伏尔泰的《老实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1935年,夏鼐留学英国,转攻考古学。1946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专家。选择埃及学,夏鼐经过了深思熟虑。在英国,他一开始曾考虑转入爱丁堡大学,这里只能学习史前考古学,无法学习国内最缺乏的历史时期考古学。
（爱丁堡大学与伦敦大学）
夏鼐感到,抵达英国以后,在田野工作的技术方面已经用力不少,短缺的主要是“发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方面的知识。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绝非仅仅听讲即可掌握,“必须有具体之实物及实例,始能领悟,然后始能以其方法,返国后应用于搜集及整理中国之古物”。
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与埃及息息相关。基于此,他进一步认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因此,决意转入埃及考古学系。当然,其中的困难是巨大的:需要花时间学习艰深的古埃及文字,需要注重发掘及保存古物的科学技术,需要广泛阅览参考书。不过,夏鼐最终都一一克服。
（夏鼐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前）
在求学期间,夏鼐有机会两次实地探访埃及,并参与考古发掘研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著名的《埃及古珠考》。串珠在埃及考古里是一种常见的文物,一具木乃伊往往随葬成千上万颗珠子,在这个领域,夏鼐的成果至今无人超越。
夏鼐的埃及学综合实力究竟是个什么水平?
《夏鼐传稿》讲了一个小故事。1956年和1957年,根据中埃文化合作协定,中国科学院先后邀请两位埃及历史考古学家费克里和埃米尔·埃芬迪,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埃及古代史”和“埃及考古学”两门课程。
讲课时,往往由夏鼐将讲稿译成中文,或亲自担任口译。有一次,某专家面对提问讲不清楚埃及古代史上的某个问题,还是夏鼐进行补充才得解围,将问题说清楚。
这位专家结束讲课时尴尬地表示,自己讲的这些事情,夏先生都熟悉,而夏鼐先生熟悉的许多事情,有的自己却不大清楚,今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就近向夏先生请教。
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田野考古发掘,肇始于上世纪20年代。考古学是外来学科,老一辈考古学家中,除李济在国外主修人类学专业、接触过田野考古外,真正在国外经受过科班考古训练的只有三位:梁思永,卧病十多年,身体极度虚弱；吴金鼎,于1948年9月去世；再一位就是夏鼐。
（夏鼐在殷墟实习时手写的第一份发掘记录）
正如《夏鼐传稿》所说,新中国成立时,夏鼐是大陆唯一既在国外受过正规科班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和重要贡献,并且能够亲临第一线的田野考古学家。因此,无论是建立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培养田野考古骨干人才,还是主持考古发掘、开展考古研究,都绕不开夏鼐。
摘选自2020年12月19日《齐鲁晚报》
作者：鹊华秋
亚洲考古新媒体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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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鸣沙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