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东波 | 新见吉川幸次郎教授在哈佛之资料
吉川幸次郎
樽酒论文乐无比
——新见吉川幸次郎教授在哈佛之资料
文|卞东波
一
日本汉学巨擘、京都大学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曾在1928—1931年留学中国，在《我的留学记》中，吉川先生详细记载了他在中国的留学生活以及与中国学者的交往。后来时事波诡云谲，直到1975年吉川先生才有机会作为日本政府文化使节团团长访问中国。
吉川先生在中国留学期间，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甚至有人说他一举手一投足都似中国人。1931—1975年40多年间，吉川先生虽然没有机会访问中国，但他并没有中断与中国学人的交往，特别是他1953—1954年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到美国从事中国问题研究；1962年，又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在美国从事4个月的研究。滞留美国期间，他与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多有接触，诗章酬赠，蔚为风雅。1953—1954年间，吉川先生在哈佛大学访问时，结识了杨联陞、方志彤等学者。在《哈佛遗墨》（修订版，蒋力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中有多首杨联陞先生与吉川先生的酬唱诗，如1954年5月20日，杨先生有《赠吉川》（《哈佛遗墨》，第253页）：
“君山先生”指的是吉川幸次郎的老师、日本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1868—1947），他是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狩野直喜为学继承清代的朴学传统，重视考据，这对吉川幸次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故杨联陞诗中有“全从朴学养新知”之句。“孔壁书”指的是《尚书》，《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1935—1941年间，吉川幸次郎与仓石武四郎、小川环树等会读《尚书正义》，并在1939—1945年间，由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出版了《尚书正义定本》，1940—1948年又由岩波书店出版了《尚书正义》的日语译本，所谓“穷经能译孔壁书”盖指此事。“说诗妙解杜陵旨”指的是1950年，吉川先生出版《杜甫私记》之事。
在《哈佛遗墨》中，还有多首杨联陞写给吉川先生的诗，以及吉川先生的和诗，蒋力先生在《君山先生神不死，薪传今有吉川子——杨联陞与日本汉学学人》中（载蒋力《杨联陞别传》，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有详细的叙述。蒋力先生所编的《莲生书简》中收录了杨联陞写给宇都宫清吉、曾我部静雄、神田喜一郎等日本汉学家的信函，却没有写给吉川幸次郎先生的信。
2015年，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访学时，结识了杨联陞先生的弟子陆惠风先生，承陆先生好意，邀请我们到他家里访问。在陆先生家里，我看到了杨先生的藏书，在某本藏书中竟然夹着一封杨先生写给吉川先生的短笺：
善之教授吾兄史席：
昨日奉到大著《知非集》，拜读一过，真觉琳琅满目，书卷清香，扑人眉宇，诗中所记胜游雅集，令读者恍如身与，儒林文苑，兄兼之矣。诗中步韵之作殊多，自序云：“不求之性情，故作之易。”然声应气求，群性友情，弥复深厚。大舜善与人同，仲尼反而后和，诗歌之道，此亦坦途，千古作者，莫能绝也。弟作打油居多，然颇喜和韵，姑进此解，以博一粲。《知非集》赞三篇，皆佳，桑原“知风作”尤有味。书店广告云“和装帙入”，实与汉装不异，贵国敝国？是耶非邪？专此布谢，即请
教安！
弟杨联陞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
《知非集》乃吉川先生所作的汉诗文集，由中央公论社在1960年出版，隔年邮寄给杨联陞先生一部，杨先生在11月2日给其回信。这封信可能后来并未寄出，因为我看到原件和信封俱在，就一直夹在某本书中。信中称赞吉川先生的汉诗“琳琅满目，书卷清香”，又赞吉川先生学术与创作并擅，所谓“儒林文苑，兄兼之矣”。接着又讲了自己对步韵诗的看法，认为步韵、和韵之作可以增进“群性友情”，不可断绝。“大舜善与人同”，用《孟子·公孙丑上》语“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这指出次韵诗中表达的感情，最好“与人同”，配合原作者的思想，从而“因难见巧”。“仲尼反而后和”，用《论语·述而》语“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此语的意思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人有诗赠己，次韵而和之，亦符合“诗可以群”之道。杨先生性喜作诗，从《哈佛遗墨》中所录之诗可见，其中有多首与吉川幸次郎及其他学者的相互和韵之作。此信则是杨先生谈论对和韵诗看法之作，非常难得。
杨联陞
有趣的是，在另一本藏书中，我还看到了1986年杨先生重录的此信。这封信是用“中研院”史语所的稿纸竖写的，并删去了“《知非集》赞三篇……非邪”一段，但附了一首和诗：
这首诗亦见于《哈佛遗墨》，题为《和吉川退休诗》，作于1967年8月15日。但《哈佛遗墨》的录本没有“捧读善之居士”云云一段话，可能是1986年重录时加上去的。《和吉川退休诗》也是《哈佛遗墨》中所见的杨先生和吉川先生之间酬唱的最后一首，以后再未见二人有文字交往。
1962年，吉川幸次郎先生受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再次赴美访问，杨先生有《和吉川诗欢迎其来美讲学》两首（见《哈佛遗墨》，第272页）。第二首首联云：“吾爱吉川子，风流玉树临。”此联用李白《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句法，表示对吉川先生的欢迎。第一首首联则云：“翘迎蓬莱客，欣如龙象临。”“蓬莱”原指海外的神山，这里指日本。“龙象”原为佛教用语，指勇猛能力最大者，这里形容吉川先生在汉学上的造诣。
读《哈佛遗墨》《莲生书简》中所收的杨联陞先生的诗歌和书信，可以看到杨先生与诸多学者，包括日本汉学家之间的密切交往。不意后来有幸能亲眼看到杨先生写给吉川幸次郎先生的手迹，仿佛又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现场，聆听两位汉学巨擘的对话。特别是我同时看到了《和吉川退休诗》的手迹和《哈佛遗墨》中的录诗，以及写给吉川先生信的两个版本，发现两者竟有些微差异，这益增加了我对文本在历史中流变的兴趣。
二
吉川幸次郎在哈佛除了与杨联陞有交往并留下很多文字资料之外，其与哈佛东亚系的高级讲师方志彤亦有交往，但有关文字资料不多。2015年，我在查阅哈佛大学档案馆中所藏的方志彤档案时，偶然发现一封吉川幸次郎先生写给方志彤的信。
哈佛大学档案馆方志彤档案中的吉川幸次郎书信
“癸巳”年，即1953年，这一年吉川先生赴美访问。此前批露的史料，只提到吉川与杨联陞等人的交往，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的这份资料，清楚地证明了吉川先生与方志彤先生亦有交往。信中提及，“去年又赐抽印本多种”，可见吉川与方志彤的交往可能并不始于吉川访问哈佛之时。“大著英译《通鉴》”指的是方志彤1952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中的三国编年（魏纪）（英译和注释）》（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u Chih T'ung Thien of Ssu-ma Kuang,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chilles Fang, 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系列丛书第六种）。吉川先生自谦“虽有著述，皆不登大雅之堂，唯笃杜诗，成《杜甫私记》一册、《杜甫小记》一册”，“唯笃杜诗”也与杨联陞诗中所云的“说诗妙解杜陵旨”相呼应。
吉川先生一生钟情于杜诗。1967年，他以《杜甫的诗论与诗》作为在京大文学部的最终讲义，并在此年于京大退休。退休后，他组织了会读杜诗的“读杜会”“小读杜会”，与京都地区的学者、京大的学生一起阅读、研讨杜诗。1977年在筑摩书房出版了《杜甫诗注》第1辑《书生之歌》（上），1979年出版第2辑《书生之歌》（下）、第3辑《乱离之歌》。在他去世之后，第4辑《行在所之歌・归省之歌》（1980）、第5辑《侍从职之歌》（1983）才出版。由其弟子兴膳宏先生主持的《杜甫诗注》（第1期全10卷）则由岩波书店在2012—2016年陆续出版。可见吉川先生对杜诗的“笃”嗜，延续了京大两代学人。
1939—1947年，吉川先生在青木正儿教授指导下编纂《元曲辞典》，并一起会读臧懋循的《元曲选》，相关的研究成果就是分别在1951、1976、1977年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发行的《元曲选释》。上封信也提到了《元曲选释》，当是1951年出版的第一部。
方志彤彼时在哈佛东亚系只是一个讲师，并无教授职衔，但吉川幸次郎对其颇为尊敬，可见吉川幸次郎知道方志彤是有学问的人。此信在方志彤先生档案中的发现，不但可以补遗皇皇巨编27册《吉川幸次郎全集》之未收，而且也揭示了吉川先生在美期间与华人学者交游的一段往事。
三
吉川先生在美国期间与著名史学家何炳棣教授也有交集，他们曾一同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查阅过资料，还在杨联陞先生家里一起畅谈学问。何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一段关于吉川先生的记载：
何先生的记载非常生动，既写出了吉川先生与他俱有嗜烟之癖，而且以亲身的观察证明了吉川先生汉语口语之好，不但流利，发音极少错误，而且可以用中文自由畅谈学术。京大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学者一直延续着吉川先生的传统，我所认识的京大文学部研究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的学者都在中国留学过，而且中文口语非常流利，可见其渊源有自。何先生描写的吉川先生与何、杨、劳三位华人学者论学的场景不禁让人向往，这也印证了杨联陞先生写给吉川先生诗中所言的“樽酒论文乐无比”。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