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乡人乡贤 家乡人钱理群 2019年第117期（总472期）
家乡人钱理群
宋茨林
钱先生祖籍浙江，出生在重庆，先后求学于南京和北京。他不是安顺人，但他沉潜于安顺十八年，在安顺有苦难的记忆，也有“龙场悟道”式的欢欣。安顺是他的生活基地和精神沃土，许许多多土生土长的安顺人都把钱理群视为家乡人。
1960年，大学毕业生钱理群从北京来到安顺，被分配到地区卫生学校教书。那一年，我刚小学毕业，与钱先生没有交集，互不相识.
年轻时的钱理群先生
1964年，国民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中国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陈毅副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知识分子不但要“红”，而且也要“专”，要做到“又红又专”。就在那一年的一个晚会上，我看到一位年轻教师登台朗诵诗歌，显得生机勃发激情满怀。有人告诉我，那就是卫校的钱理群。我想，那时的钱先生一定对前途充满了希望，陈老总说要“又红又专”，不就是说教书的要好好教，教好了有奖励，而读书的要好好读，读好了有前途吗？以教书育人为已任的钱先生能不高兴吗？
七十年代中期，钱理群先生 在虹山水库一角为喜欢读书的青年讲鲁迅
然而，不久之后，史无前例的岁月来临。在乡下当知青的我想象得出，城里的钱理群该是怎样的目瞪口呆。接着，我便听说目瞪口呆的钱理群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再后来的日子里，他该有多少痛不欲生的“生命挣扎”？
所幸者，十年后，前所未有的荒唐岁月终于结束了！
“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在安顺沉潜十八年练得真功夫的钱理群陡然发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大，成为王瑶先生的研究生，随后又顺理成章地登上北大的讲台，实现了要在北大讲坛上宣讲鲁迅的多年夙愿！那时我过得很平庸，但我真心地为钱先生高兴，他理应拥有更大的世界更高的讲台。我想，在未名湖畔散步的时候，在北大小屋的灯光下备课的时候，钱先生可能会偶尔想起遥远的安顺，略带忧伤地想起一些旧人旧事。然而，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70年代钱理群、崔可忻夫妇在安顺
可是，他回来了！
1988年夏天，钱先生应安顺地区文联邀请来安讲学，我作为工作人员为他服务，陪同他故地重游。在近距离接触中，我感受到了钱先生的赤子之心，他深感安顺山好水好人更好，深为安顺“藏在深闺人未识”而惋惜。他曾在安顺石城里阅读人生想象世界，在登上北大讲坛后，又返观安顺的过去与现在，在多次来来回回的反复观察中，他终于比较准确比较清晰地发现了安顺在整个中国乃至在整个世界的坐标位置。而我这个不出乡里的安顺人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多次听说过外省人对贵州的描写：“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我也熟知“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的典故。我无力改变甚至无心改变这种“被描写”的境况。但家乡人钱理群为此而感到不平，这便有了“追寻生命之根”和“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的宏大命题，这便有了他策划他主编的《贵州读本》，有了他策划他主编的《安顺城记》……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钱先生就已经是“安顺城记”中人了。
钱先生是一个记情的人。那一次来安讲学，他记住了我对他的服务，记住了我。
钱理群先生（前排）与《安顺城记》部分作者合影（第三排左五为本文作者）
思想者往往是孤独的，但钱理群先生拥有众多的民间思想群落的朋友，他的治学是包容的、开放的。他诚邀学界朋友特别是年轻学者参与他的学术活动，其中的一个具体做法是评点他的学术著作，或增补，或质疑，或争论，以形成相互交融的生动局面。对此，我也曾跃跃欲试，但多次提笔均未能成章。究其原因主要是我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缺乏扎实的理论功底，有口难言，欲说还休。这也应了鲁迅的那句话：“我沉默的时候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你要评点钱先生的学术论著或其中的某个观点，你得与他“同日而语”，不但要与他一样地做学问，而且要与他一样地做人。如我辈者，必须恶补许多的知识空白，必须正心诚意地端正学术态度。因为，钱先生的学术活动不是华丽的宫廷舞蹈为权贵献艺，而是酷烈的“生命挣扎”为历史求真。你得像他那样，敢于攀爬思想的危崖，敢于经历精神的炼狱。你得像他那样勇于纠正对历史事件的误读，纠正对历史人物特别是对跨时代伟人的误评误判还真相于人民。不要说那些自成体系的学术论著，就是那些好似随意而作的“散篇”也让我望尘莫及。比如他写王申酉的被杀，他写卢作孚的自杀，其史料之翔实，剖析之深刻，逻辑之严谨，感情之炽烈，都使我感到震撼！提起写文史类文章，我常以一句玩世不恭的广告语来掩盖自己的怯懦与无能：“我们不解读历史，我们只是历史资料的搬运工！”当然，做一个搬运工也是不错的。但是，历史资料就在那里，你不搬运它不收集它，它也在那里，你何必做“无用功”？如果你要像钱理群那样地写出震聋发聩的文史类文章，你就得挖掘出被强人深埋的史料，发掘出人之所未见。而对这些冰冷的资料，你得逼近它，逼视它，逼出真相，从烧尽的死灰里逼出火星，让火星点烧火炬，照亮黑暗的隧道。如果没有作者的当代思考和当代感情注入，没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和批判精神，资料堆砌有何意义？
但我喜欢钱先生和他的文章，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强烈政治感觉和现实关注但又呼唤着理想主义的“诗性学者”。我没有能力去撰写一部《钱理群评传》，也没有能力像钱先生那样去解读历史和现实，我只能按己之所能去诉说自己的生活片段和生命体验，以自己的个案去佐证这个时代。我的这些“诉说”虽然有所“遮蔽”，规避了难以言说不敢言说的恐怖故事，但我的态度是老实的，是诚恳的。
我曾发表过十数篇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及文艺评论，但其剪样资料尽毁于一场火灾，无法再收集拢来。我又一次想起钱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所提出的建议：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有计划地写一批类似这样的文章，最后汇集成一书，为当代中国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如果我能完成钱先生的叮嘱实现他的期望，那些焚毁的小说当不值一提，因为记录现实比虚构小说更生猛更富戏剧性，更有历史价值。可惜我没有实现钱先生的期望，带着遗憾，我平安而又平庸地结束了记者的生涯！
钱理群先生
行将退休时，我自选一些散文随笔类的文章，交给杜应国先生请他编辑成书，书名叫《我的月光我的太阳》，副题为《一个报人的心路历程》，这是一本略带忧伤的书，是我的“纪念册”，纪念我的不成功的文字生涯。
钱先生没有因为我的懈怠和平庸而嫌弃我，他动情地为我的这本“纪念册”作了题为《土地里长出的散文》的长序，副题为《宋茨林<我的月光我的太阳>序，兼谈<黔中走笔>》。
这篇长序不仅仅只是为我的这本集子而作，也是为新时期在“大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安顺大散文系列”作序，为安顺散文创作的群体作序。他的这篇序言高屋建瓴、纵横捭阖，汪洋姿肆，独到而又精辟地剖析了安顺文化与安顺散文创作的血肉关系和历史逻辑，清楚地描绘了安顺文化和安顺文学的历史坐标和发展走向，我敢说，钱理群先生的这篇序言和刘纲纪教授的《安顺文化沉思录》，都是安顺文化发展和安顺文学创作的极重要的指导性文献。
他的序言对我的这个集子具有生命攸关的意义，是他的点评，使这本枝蔓丛生的集子有了文化归属，有了统一的赖以存活的群体灵魂。我感谢他认可我的“报人身份”并嘉许我的办报理念，我感谢他把我列入“安顺流派”并把“我的月光我的太阳散文系列”列入“具象反映安顺文化的典型文本”。他在序言中写道：“我在这里大谈‘安顺流派’，似乎有些离题。但这本《我的月光我的太阳》是‘文人’宋茨林和‘报人’宋茨林劳作的结晶；而‘文人’宋茨林的散文正是‘安顺流派’创作的一个新的成果，‘报人’宋茨林的贡献也只有放在形成流派的群体努力中才能得以呈现。”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钱先生在事隔十二年之后又在序言中再次提到了《风雨兼程到紫云》，他说：“我对茨林《风雨兼程到紫云》一文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一篇报道，写安顺运输公司实行承包制后‘老乌鸦车’831历经风雨平安行驶在‘安顺——紫云’的坎坷之路的过程，既写出了八十年代初安顺城乡风貌的某一侧面，也有着‘象征意蕴’，当时我就从中读出了一种历史感。”我自己也十分看重这篇用散文笔法写成的通讯，自认为倾注了浓烈的乡土情怀，是我对自己办报理念的一次实践和改变新闻写作老套路试行“非类型化写作”的一次尝试。然而，一些纯文学作者和纯文学评论家可能对此是不屑一顾的。而钱理群先生身在学术高层而心系边地风雨，在其海量的阅读中发现这篇小文并如此看重。这是知遇之恩！
钱理群先生（第二排中）2019年在安顺
钱理群先生与作者合影
· 作者简介
宋茨林：退休报人。曾任《安顺日报》副总编辑，《安顺晚报》总编辑、安顺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曾是贵州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贵州省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委员。曾发表小说、散文、文艺评论、新闻理论研究及地方文史类文章多篇；曾参与编辑《神秀黔中》《黔中墨韵》《黔中烟霞》及《黔中走笔》等“黔中文化系列丛书”。出版有散文随笔自选集《我的月光我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