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祭：战争，不只是军事实力的比拼
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 1894年的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甲午战争，日本创造了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世界经典战例，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令人扼腕叹息。战争的结果导致了中日两国此后百年国运的改变：胜利者迈入了近代列强的行列；失败的一方不仅承受割地赔款之辱，且刚刚开启的近代化进程亦被拦腰打断。
120年后，再回首这场战争，触碰的是中国人百年来内心深处的创伤，但痛楚、耻辱、愤怒、遗憾之外，还应有更多的思考……
其一，忍让换不来和平。这场战争留下的教训很多，但是有一点必须牢记：一味的忍让、克制是换不来和平的。
战争初期，清朝统治阶层昏庸无能，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渴望事态得到和平解决。李鸿章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面对全力一战的日本显得软弱可欺。究竟是战还是和，清朝统治阶层争吵不休；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势下，只有北洋海军一师开去跟日本一试高低，且立主不开第一枪。
在大清消极避战之时，日本打响了第一枪。史料记载，打响甲午战争第一战的，是丰岛海战；打响丰岛海战第一枪的，当属“高升”号事件。而打响“高升”号事件第一枪的则是时任日本“浪速”舰舰长的东乡平八郎。
“浪速”号巡洋舰，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制造。1884年3月27日开工，1885年3月18日下水
1894年7月25日，黄海海面，风平浪静。正在“浪速”舰上观战的东乡平八郎舰长，看到一艘飘扬着英国商船旗的运输船“高升”号向着丰岛这边驶近。
东乡平八郎
1905年，东乡平八郎大将出任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1913年，东乡平八郎大将获得海军元帅封号。次年，他担任东宫御学问所总裁。1934年，奄奄一息的东乡平八郎元帅被晋封为侯爵后，即在东京病死，终年86岁。
在查看了船籍证明书和其它文件后，东乡平八郎了解到这是一艘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的船，受清国政府雇佣，运送1100名清国陆兵和14门大炮及其他若干武器从大沽前往牙山。
在清国将士们拒绝听从‘浪速’的命令后，东乡平八郎果断下令：击沉“高升”！“浪速”先是发射鱼雷，然后又用炮弹攻击，几发炮弹击中机舱，导致锅炉爆炸，舱内不少人被活活烫死，千余名清兵争先恐后地跳入海中。
东乡平八郎因先发甲午战争第一枪而一战成名。甲午战后东乡平八郎凯旋而归，名气大震。其83岁的老母亲益子，甚至选择了用下跪行礼的方式来迎接自己的儿子，并把儿子让到了家里的主位上。这个当年因为给哥哥喝辣椒水，在外面打架，偷家里冰糖而没少被自己暴揍的儿子，一下子成了日本国的英雄！
后来成为日本海军元帅的东乡平八郎与陆军的乃木希典并称日本军国主义的“军神”。东乡平八郎有句名言：“百发百中的一门大炮，要胜过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浪速”舰对“高升”号的攻击，让日本尝到了不宣而战的甜头，此后日本不断故伎重施，偷袭旅顺港，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时偷袭美国珍珠港等一系列事实，无一不在证明大和民族的这一德性。
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左右逢源，谋求生存，但作为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为了和平而一味忍让，终究会成为被蹂躏与宰割的对象。
其二，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甲午战争从一开战，两国的海军便成为最受瞩目的焦点。
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北洋水师建立之初实力并不弱，舰队在火力和整体吨位上远超日本海军。然而，日本海军迅速跟进，在自主造舰的同时，不断向英国皇家海军购置新舰。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募捐多达100多万元，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与士气。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一直暗中磨刀霍霍，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再看一下大清帝国。史料记载，国难当头，大清统治上层还像过节一样热闹。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为了准备她在1894年的六十寿诞，将海军军费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供自己“颐养天年”。挪用的海军军费规模有多大？据说，她半个月的花费就够再建一个北洋舰队。军队经费都被挪作他用，再加上满清贵族一帮子腐败昏庸之人把持朝政，清军的胜算能有几何？所以，战端未开，胜负之分已见分晓。韩国《每日经济》评论称，甲午战败“真正的理由则是当时的领导层丧失道德权威，权力阶层将自己的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而引发的国家领导力的崩溃。”
中日两国的最高统治者—— 慈禧太后与明治天皇的对比何其鲜明，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甲午战争的结局和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
事实上，与日本相比，中国先于日本向西方购买武器，特别是大型的海军战舰,但是，日本后来者居上，并反超中国。黄海海战中，让中国海军吃尽苦头的日军“吉野”号本来是英国为中国制造的,但因为中国无法按期支付建造费，结果被日本抢购。
甲午战争爆发时，仅黄海海战而言，日本海军总体吨位上已经超过了北洋海军，在海战上占据极大的优势。
海战开始前，北洋水师军舰老旧，年久失修，锅炉破损，舰炮使用穿甲弹，射速慢，威力不足；海军训练差，不少水兵吸食鸦片，高级官员贪污成风，整支军队素质低下。日本海军训练有素，装备了大批的新式战舰，使用大口径火炮，并装备了速射炮，开发出了新型的炮弹。
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集中在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取得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黄海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远东战区所罕见。黄海一役，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逃离战场后触礁，几天后自毁，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创，死伤官兵600余人。
黄海海战北洋水师虽损失较大，但并未完全战败。然而，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居然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港内，不准巡海迎敌。
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战略原因。
其三，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但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武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自己武器的落后，不是经济比不上日本。在这场战争失败的背后，还有着深刻的国家制度方面的原因。
甲午之前，大清朝无论从军队数量、舰艇吨位、武器质量、GDP等综合实力都是在英美之下、日本之上。一般的军事评论家普遍认为，甲午战争时，大清朝军事还不算落后于日本，日本真正打造出强大的海军是在甲午之后。
先来比较一下经济实力。中国、日本、英国、美国四个国家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中国占17.3%，而日本、英国、美国仅分别为2.3%、9.1%、0.9%。到了1900年，中国的比例为11.0%，已经落后于美国的15.8%，但依然领先于日本的2.6%和英国的9.0%。
从军事上看，1890年，英国、美国、日本的兵员总数分别为42万、3.9万、8.4万，而中国兵员则超过100万。1886年8月，北洋海军的两艘巨型铁甲舰访问日本长崎，引起日本人的敬畏与不安，以致于加紧发展海军。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日本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在海军战舰吨位上，中国的7.8万吨虽落后于英国的89万吨、美国的12万吨，但领先于日本的4.4万吨。虽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能与英国军队相比，但通过进口和自制，也拥有不少先进的武器，如英国的马梯尼、法国的哈乞开司、德国的毛瑟枪和克鲁伯炮等超过日本的军备。
总之，甲午战前，大清的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其国力与日本相比优势显著。但大清朝的制度方向在于对内，政治腐败，资源内耗严重。其上层政治腐败、钩心斗角，战争将要来临之时却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同仇敌忾。清廷上层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各有打算。慈禧太后害怕战争中削弱其最高统治地位，一心求和；李鸿章则将北洋舰队当做了私人资本，不愿意在战争中消耗，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
政治腐败，必然影响军队战斗力的发挥。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
尽管大清帝国坐拥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但是庞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却像花瓶一样在战争来临之时仅仅作为摆设而已。其结果是，花瓶被人高高举起，然后狠狠摔在地下；之后俯身捡起落在地上的鲜花，放在鼻孔前嗅一嗅；再用脚狠狠踩在碎片之上，啐上一口吐沫：“呸！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经济特别是工业迅速近代化，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日本的制度方向在于对外。“明治维新”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正在完成向近代社会的过渡,中国则仍然在封建主义的道路上蹒跚前行。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令世界刮目相看，“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但清政府并未像日本为适应世界潮流，迅速变革国家制度，一度出现的“同治中兴”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从表面看，中日两国都尽力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但实质上,中国“穿新鞋走老路”,落后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束缚。从根本上说，中国落后的封建制度与日本相对较为先进的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导致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
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场获胜的对外战争，日本从甲午战争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这样写道，日本通过这场战争获得了台湾等中国领土，并在亚洲国家中第一个演变为帝国主义国家。
其四，和平发展是中国的正确选择。自1894年迄今，历史的车轮已经滚过了两个甲子。如今，中日两国又站到了历史新一轮的起跑线上。
然而，今日之东亚与120年前的东亚面貌迥异。120年前在朝鲜半岛角逐的是大清、日本、俄罗斯三国，现在则转变三个主要大国：作为G2崛起的中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的美国，以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日本。朝鲜半岛业已一分为二，而虎虎生威的中国也显示出与120年前衰落的清王朝完全不同的景象与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