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好大喜功不听劝 屡屡北伐导致蜀国早亡

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伟人也难例外。
  
  但是,要是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那么可以将错误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进感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
  
  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强,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乎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
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甚至像文坛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戏唱的场合,也有人来不及地给自己盖个庙,以便活着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认为曹操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想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
  
  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无法挽救。
  
  所以,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
  
  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
  
  他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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