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思维的奴隶
东西方哲学的对比非常有意思。以希腊的“飞矢不动”和中国的“塞翁失马”为例。
“飞矢不动”：飞着的箭在任何瞬间都是既非静止又非运动的。如果瞬间是不可分的，箭就不可能运动，因为如果它动了，瞬间就立即是可以分的了。但是时间是由瞬间组成的，如果箭在任何瞬间都是不动的，则箭总是保持静止。所以飞出的箭不能处于运动状态。
这个著名的悖论由芝诺提出，这位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埃利亚出生的古希腊数学、哲学家，似乎总爱用归谬法从反面去证明、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虽然曾经被诡辩家们用作倡导怀疑主义和否定知识的工具，实际上，芝诺提出这些悖论是为了支持他老师巴门尼德关于“存在”不动、是一的学说。
芝诺问他的学生：“一支射出的箭是动的还是不动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动的。”
“确实是这样，在每个人的眼里它都是动的。可是，这支箭在每一个瞬间里都有它的位置吗？”
“有的，老师。”
“在这一瞬间里，它占据的空间和它的体积一样吗？”
“有确定的位置，又占据着和自身体积一样大小的空间。”
“那么，在这一瞬间里，这支箭是动的，还是不动的？”
“不动的，老师”
“这一瞬间是不动的，那么其他瞬间呢？”
“也是不动的，老师”
“所以，射出去的箭是不动的？”
“……”
今天不讨论这个悖论本身，咱们从“飞矢不动”可以看出西方逻辑思辨中的特点，这个特点同样体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
柏拉图认为，思想源于真实的现实，世界可以用逻辑的方法理解其含义，而无须参照人对世界的知觉。
如果这种知觉看起来与从首要的规则和逻辑得出的结论相矛盾的话，这种知觉就必须被忽略。
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未承认形式是实在的，但他认为属性具有一种实在性，它严格区别于其在客观对象中的具体表现。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要只讲实体，而是要讲其抽象出来的属性——固态、白色等，并建立起关于这些抽象出来的东西的理论，这才是有意义的。
一个物体首要的、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属性构成该事物的“本质”，根据定义，本质是不变的；如果一个事物的本质发生了变化，那么该事物就不复存在，而成了另外的事物。
一个物体的属性发生了变化，其本质却没有变，这样的属性叫“偶然”属性。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也是高度线性的，运动速度的变化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里不起什么作用，更不用说循环运动了。
“飞矢不动”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简单来理解，那就是好像在动，其实没动。光有感官经验还不行，你需要在道理上证明它动，却证明不出来。
因此，尽管视觉上我们感觉到物体在运动，但是运动不可能出现。
就如传播学者罗伯特·罗根所说，希腊人“不是线性思维就是逻辑思维的奴隶”。
我们再来看“塞翁失马”。
“塞翁失马”：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中国寓言故事之一，通过一个循环往复极具戏剧性的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
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似乎天生就对阴阳变化、辩证统一有深刻的认同，也是源于这种哲学的浸润。
《道德经》第58章：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道德经》第26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我们从小就知道，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且充满了矛盾。
要理解事件的一种状态就要从该事件存在的对立面来把握，现在真实存在的状态可能会向其对立面转化。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变换的规律体现了对立事物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人的人生观大多是由儒释道三者融合塑造的，而每一种哲学都强调和谐，反对抽象的思辨。
这就是中国人的“塞翁失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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