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岚传递】节能政策的产业转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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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岚传递】16L10

节能政策的产业转移效应

——[读论文]之“环境经济政策”系列

编译/李志青（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来自于Junming Zhu和Matthias Ruth发表在Ecological Economics（110 (2015) 119–133）上的Relocation or reallocation: Impacts of differentiated energy saving regulation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一文。

（1）

在环境规制上的个别行动往往被认为是产业间环境成本差异的原因，不过，在内生性的技术变迁和要素重置足以弥补因为环境规制而增加的执行成本时，往往消除污染天堂的效应。文章分析了中国省际间不同节能政策对于产业的总体影响，计量分析考虑了不同政策工具，基于数量和基于收益的产出衡量法等等政策的价格效应，以及有关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不同评估方法。

文章对省际节能政策差别与产业在产出，投入，要素替代，和生产率等方面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采用了2005-2010年全国29个省的20多个制造业部门的数据展开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节能政策的引入在初期会给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带来产出和生产率上的损失，在较为严格的节能规制下，能源密集型产业将会朝着资本密集型方向转变，并迅速恢复生产效率，以及提高出口水平。而其他的产业则会朝着劳动力密集型的方向变化，并恢复地更为缓慢，以及降低出口水平。通过资本投资和要素的再配置，中国的政策在改善产业能效上更有效率，同时也不会造成碳泄露，并维持竞争力。与此同时，不同电力价格的激励政策手段对于产业有着类似的影响和效应，这为我们实施更有效的政策创造可能性。

（2）

上述研究结果的意义在于，这表明，环境和气候政策并不会有碍于产出：假如我们不考虑要素市场和中间品市场上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部门内部的再配置和替代关系，政策影响的评估可能会出现偏差。中国当下的政策框架是将节能与补偿手段以及空间差异相结合，这仅仅在初期造成一些效率的下降，结果是在能效上进步显著，同时也没有造成明显的产业转移。这样一来，即便没有“边境”调节税，那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和激励措施在无碳泄露或者妨碍竞争力的前提下实现减排的目标。

（3）

编者的话：基于能源强度的节能政策更像是一种能耗的标准，在过去和未来的10-20年里，从“十一五”开始，一直到“十三五”，中国都将延用这样的方式来规制能耗，进而降低碳排放强度（以及碳排放量本身），这里面的最大争议在于，为何在各地区执行不同的标准，这种地区差异性同样也体现在其他相关的环境政策上，以及这样的地区差异性会不会使得产业（继而污染）出现转移，本文的研究说明，其实不同能耗标准所影响的是要素的替代，而不是地区的替代，也就是用资本替代了能源/环境，在电力价格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的转移效应并不明显，就此而言，如果观察到某些转移，其原因在于地区的要素禀赋，而不是外部的能耗/环境政策，这对于当下我们理解京津冀等地区加强环境保护而出现的产业转移现象不无帮助，也就是说，并不是环境保护，而是地区间本身的要素禀赋造成了产业的自然流动和转移，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不同环境政策下是否都有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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