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之驿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牧写的一首诗,讽刺唐玄宗为了能让自己所宠幸的那个“前儿媳妇”杨玉环吃到新鲜的荔枝,不惜血本地运用了一种国家的可贵资源。

  这种国家的资源就是驿站,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运输系统。

一驿又一驿

  中国最早的驿站,可以追溯到3000年甚或是4000年以前。

  春秋时期,人们把边境内外传递文书的机构称为“邮”!

  “邮”与“邮”之间的距离约为25公里,是按照一个成年人当天能往返的距离制定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维持治安,加强统治,推行了“十里一亭”制。这种治国之策还兼具公文通信功能,被时人称为“邮亭”。

  汉初,“改邮为置”,规定“三十里一驿”,传递区间由春秋时的25公里扩大为150公里。距离变长了,再以人力步行显然不现实了,“骑马快递”出现了。为了满足国家管理的需要,汉代还逐步将单一置骑传送公文军情的“驿”,改造成为兼有迎送过往官员和专使职能的机构。

到了开放的唐代,国际交流频繁,各国使节和官员公差往来大为增加,朝廷干脆改驿为馆驿,以突出其迎来送往的“馆舍”功能。“一驿又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唐代诗人岑参的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当时馆驿之发达。

据统计,在盛唐时,全国有馆驿1643个,从事驿站工作的人员有两万多人,其中80%以上为被征召轮番服役的农民。

驿骑如星流 

  王有勋先生在其《赤峰的驿传》一文中写道:“赤峰地区正式建起驿传是在公元一00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

  在宋、辽交好的一百多年里,北宋王朝的许多政要名士,如欧阳修、苏颂、苏辙、包拯、沈括、王曾、刘敞等,曾多次从大宋皇都汴京出发,出古北口,经由承德和平泉,沿卢龙塞道,过右北平,去辽中京或辽上京、广平淀等地进行国事活动。

沿途之上山高水险,大漠荒林,面对长河落日,古道寒烟,这些使辽的宋朝文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词语录。

  在这些诗词语录中,不乏对于“馆驿”的记载。

  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描述:“……东北行四十里,至中顿。过顿稍东出,又三十里至长兴馆,皆行山间……”文中的“中顿”,即客官打间休息吃午饭的地方,而“长兴馆”就是开设在今天宁城境内的众多馆驿之一。

蒙古帝国和元帝国时期,赤峰地区虽然失掉了辽帝国时期的那种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对蒙古帝国和元朝来说,还是十分重要的。

  在蒙古帝国时期,一度形成与金朝和南宋对峙的局面。

  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构成的“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对于蒙元帝国来说,不仅成了与金朝斗争的前哨,对于稳定蒙古帝国后方也有着重要作用。所以,成吉思汗将这里分封给了其外戚弘吉喇部特薛禅家族,以作为帝国的屏障。

弘吉剌部是十二世纪蒙古高原上较大的游牧部落之一。

  据《元史·特薛禅传》记载:“特薛禅,姓孛思忽儿,弘吉剌氏,世居朔漠。本名特,因从太祖起兵有功,赐名薛禅,故兼称曰特薛禅。”

  弘吉剌部在这片广大的领地上兴建了“藩府”,即应昌和全宁二城。应昌城的故址,在达里诺尔西南约两公里处;全宁城的故址在翁旗乌丹镇西门外。

  成吉思汗时,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设立站赤,即驿站。窝阔台即位后,又命千户从所管百姓中签发站赤、兀剌赤(指马伕)承当站役,出备马、牛、车具等物,选地立站;增设了从蒙古本土通往察合台和拔都封地、从国都哈拉和林通往中原汉地的驿站,颁布了乘驿的规定等。

应昌府是从岭北行省至大都、上都的交通要冲,沟通漠南、漠北的帖里干驿道由此通过,这里的驿站就叫“弘吉剌站”

  元帝国时期,赤峰地区又成了沟通从大都通往蒙古本部的重要地区。因此,北京成了从元大都到广大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一条条的驿路,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交通网,把东北和漠南各地与元大都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这里必须要特别指明的是,这里的“北京”是指今天的宁城,“大都”才是今天的北京。哈拉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西北角,蒙古帝国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在此建都;上都,位于锡林浩特市南面的正蓝旗上都镇东约20公里的闪电河北岸,始建于1256年,是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时确定的首都。后来,元朝定都大都后,就把它作为陪都了。

据《经世大典》记载,元朝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496处驿站,这还不包括西北诸汗王的驿站在内。如此数量众多的驿站构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络:东北通到奴儿干之地,也就是今天黑龙江一带;北方通到吉尔吉思部落,也就是今天的叶尼塞河上游;西南通到乌思藏宣慰司辖境,即今天的西藏地区,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

元时的驿站分水站和陆站,陆站又有马站、牛站、车站、轿站和步站等。此外,在黑龙江下游地区还设置狗站,有狗拉雪橇行于冰上,运载使者、货物来往。为了运送外国使者进贡的奇异货物,物从泉州到杭州设立海站。

元代对各地驿站的管理,南方(汉地)由兵部统领,北方则由通政院管理,在各郡县要冲还设有脱禾孙之官进行管理。

  为了巩固北方的统治,控制东北各地区,元还在辽阳行省普遍建立驿站,开辟驿路。辽阳行省有驿站120处,驿马6515匹,驿车2621辆,牛5259头,狗3000只。

北京,也就是今天的宁城县,正是辽阳行省的一个重要驿站。

平明发咸阳 

  欧阳修在出使辽国时,曾赋诗描绘沿途的景色:“城阙青烟起,楼台白雾中。妇女能走马,儿童也弯弓。深山闻唤鹿,林里自生风。”

  宁城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沟通北方的重要关隘。

  西汉右北平郡雄关壁垒,扼卢龙古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飞将军李广在此横刀引弓,胡马不敢度阴山。曹操北征乌桓,李世民东征高丽,均出卢龙道经由宁城。

  宋人使辽,宁城更是必经之地。

  1003年,辽朝在今天的宁城县境内选址,建设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城邑作为陪都,是为辽五京之一,即辽中京。藉此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例如,从中京北行120里到达恩州,再北行160里达高州,西北行二百余里就到松州;再如从富谷馆(平泉县五十家子高家沟)出发,出平泉境,过土河(老哈河)北去辽中京,仅是一天的路程(约七八十华里)。

到了元帝国时期,北京(宁城)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大都到北京的驿站有两条:一线是从大都(今北京),经蓟县,宽城、平泉到达北京(今宁城),沿途驿站有:大都、通州(今通县)、夏店(今夏垫)、蓟州(今蓟县)、遵化、滦阳(今遵化东北)、富民、宽河(今天的宽城)、神水(平泉)、富峪、北京;另一条线是从今天的北京市至蓟县,再由蓟县南转玉田、卢龙,由卢龙正北五十里至建昌营,然后溯青龙河北上直达今天的宁城,沿途驿站有:蓟州、玉田、丰润、七个岭、永平(今卢龙)、建昌(今建昌营)、上滦、大姑、新店(辛店)、木思、甜水、家店(又作信家店)、城子(又作城子关站)、大部落(又作大树部落)、北京(宁城)。

上面的这两条路线在今天的宁城交汇后,又分成了三条线路:一线是直达吾失温(今天的乌尔顺河),沿途的驿站有:北京(宁城)、恩州、花道(赤峰市郊)、狗群、高州(赤峰市郊)、阿木哥大王府(今天的新巴尔虎左旗西)、吾失温;一线是由北京(宁城)东北向达西详州(今天农安北30公里),沿途驿站有:北京(宁城)、西部落、桥子站、鹿窖、柳树部落、驿安、洪州、昌宁、庆云、咸平府大安(今天的开原县)、贾道铺(今天的昌图县四含屯古城)、韩州、信州、大水泊、胡里出、西详州;一线是由北京(宁城)至驿安,再由驿安东南向往辽阳、连山(今天的连山关)、开州(今天的凤县)、驿昌(今天的九连城)、合兰府(今天的朝鲜咸兴)。沿途驿站有驿安(今天内蒙的科左后旗)、懿州(今天的阜新塔营子屯古城址)、彰义、沈州(今天的沈阳)、辽阳府(今天的辽阳)、开州、驿昌、谊州(今天朝鲜的义州)、东宁(平壤)、合兰府等二十七个驿站。

总之,一条条的驿站,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交通网,把东北和漠南各地紧紧与元朝的京都—大都联系起来,使元王朝更加有效地实行它对各地区的统治与控制。

在如此巨大的交通网络里,当时的北京,也就是今天的宁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枢纽作用。

暮到陇山头 

元朝的驿站和驿路,是继承了唐、辽、金各朝的交通线,又为以后的明、清朝的交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代的驿站交通承袭前朝。

  到了清代,随着承德避暑山庄和围场的开辟,赤峰境内的驿站更是成为了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条:承德—赤峰—林西—西乌旗;喜峰口—平泉—赤峰—通辽—海拉尔;独石口—多伦—赤峰—锡盟。

驿站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对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发展起到过无可替代的作用。

  清代中叶后,驿站经费成了地方官吏贪污中饱的财源,导致驿政废弛,驿递迟缓。

  随着近代邮政和交通的建立发展,古老的邮驿制度终被完全淘汰。

  古代邮驿只供政府专用,民间通信最初是依靠捎带或专人递送,后来才出现私营的邮递组织。

  17世纪,英、法等国把政府专用和民间经营的邮递组织结合起来,创立了国家专营的邮政事业。

  1896年,清政府决定正式成立“大清邮政”,将海关拨驷达局改称大清邮政官局,并委派英国人赫德为“总邮政司”,英国独占中国邮政大权。

  1906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要求接管邮政,但总税务司署迟迟不肯交出。直到1911年才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代理总税务司英国人F.A.安格联议定《移交邮政事宜要义》,由邮传部保证“在事之华洋邮政人员,凡经总税务司派定者,现在均仍定用”。

大清邮传部于宣统三年五月初一 (公元1911年5月28日)接管大清邮政后,除任命邮传部左侍郎、铁路总局局长李经芳兼任邮政总局局长外,一切原封未动,邮政大权仍操在邮政总办帛黎之手。

中华邮政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清邮政改为中华邮政,实际上仍由外国人把持。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邮政总办帛黎敌视中国辛亥革命,竟然搞起“临时中立”,在大清邮票上加印“临时中立”字样。在临时政府提出异议后,他又决定再加印“中华民国”四字,这种邮票遂成为“中华民国临时中立”不伦不类的怪票,并专在汉口、南京、长沙三地出售;孙中山认为有辱国体,由临时政府再次制止,帛黎才将这一怪票取消。

1917年帛黎去职,法国人H.P.铁士兰接任邮政总办后,1918年在其通谕中规定“邮政总办有权作最后之决定”。在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他利用他的“最后决定权”,竭力阻挠革命当局接管邮政,下令各外籍邮务长“能抗拒多久就抗拒多久”。在湖南邮工掀起收回邮权、驱逐法国邮务长运动中,铁士兰竟下令切断与湖南的汇兑和包裹业务。当时,北洋政府的邮政总局设在北京,铁士兰是邮政总办。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另设邮政总局,担任邮政总办的也是铁士兰。这样就形成南北两个总局一个邮政总办的局面。南北两总局合并时,铁士兰迫于中国邮政工人运动的压力而引退。南京国民党政府改派挪威人E.多福森任邮政会办,并规定以后凡有高级洋员出缺,不再添用洋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邮权才逐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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