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各个硬盘和服务器中的数据会给生者带来安慰——人们或许还会产生这样的幻觉，那就是赛博时代的人能通过数据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生。
“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2016年的一个春夜，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学者江绪林在微博上留下一封遗书，而后自缢身亡。两年过后，江绪林的微博依然有人造访。他们常常使用第二人称与江绪林对话，“您走了快五年，我却时常想起您”，“2021来了江老师，我们在此案和彼岸都要好好过”。这当然不是网络上唯一一堵哭墙——微博上的李文亮医生，因抑郁症自杀的女孩走饭，一位管癌症叫小怪兽并被小怪兽打败的女孩言言，B站上的一位游戏主播，以及难以计数的逝者主页上，总会有来自家人、朋友和陌生网友的新嘱咐。他们有时还会向彼岸的朋友更新时事：瘟疫来了；城市萧条又复苏了；美国总统换人了；牛市终于来了。没有机构统计，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在网络上留下多少痕迹。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中国当年的网民规模为9.40亿，而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8小时。2020年1月至6月，可监测到的在架app数量为359万款，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累计达745亿GB，同比增长34.5%。这些存在各个硬盘和服务器中的数据会给生者带来安慰——人们或许还会产生这样的幻觉，那就是赛博时代的人能通过数据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生。但这是，也仅仅是幻觉而已。起码对江绪林来说，他在数字世界的一部分存在已经被遮盖。2020年10月的一个中午，一位他曾经的学生点开师长的微信名片，却发现地区变成了“黑龙江哈尔滨”，名字改成了“小玉”，头像则是一个穿着粉色外衣的医生熊。她对朋友圈设置了“3天可见”，随后发布了一条感情状态，“有一天，当你发觉你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的。”接下来的一条状态，是一张对着镜子的自拍。这位学生与“小玉”聊了聊，对方说，账号是买来的，她对前一位使用者一无所知。学生劝她把账号复原，再退回，“江老师是我此生所见最接近永恒的人，希望他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别被淹没。”当天晚上，当这位学生又联系对方，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后来，江绪林的学生们陆续发现，自己再打开江绪林的朋友圈，只剩下一条横线。
名为“小玉”的用户在接到江绪林的学生们的信息后，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账号的前主人已经过世。（受访者供图）
01
被数据抚慰的哀伤
2019年底，在18岁的弟弟因煤气中毒而意外去世6天后，希希（化名）解开了他的手机密码。在此前大脑空白的几天，她麻木地接受了医生宣告抢救无效和随之而来的葬礼，与此同时，弟弟的手机就摆在桌子上，时不时地震动一下。她偶尔拿起手机，尝试输入生日和名字简写的各种组合——但只有尝试失败造成的轻微震动。直到半个月之后，像是姐弟间的某种默契，她输入了他手机号的后四位，咔哒一声，屏幕正上方的小锁打开了。亮起的手机界面里，微信图标显示出未读数——有几位同学发来信息，问他为何突然旷课；有人发来红包，上面标着“还钱”，隔了一会，对方又问，“怎么还不回”。希希没理会大多数信息，只告诉其中一个人，“他暂时有事，不能回信息”。从这一天开始，她有事没事就拿出他的手机看看，想要挖掘弟弟生活里更多的细节。“以前的日子都是往前看的——今天该吃什么，该去哪里，直到他离开了，你就会想了解他以前去过哪里，玩过什么游戏。”她发现了被弟弟设置成家人不可见的朋友圈状态和QQ空间说说，几乎都是关于游戏的，寥寥数语，约王者荣耀战局，约上分，其中还包括一条抱怨。“大概是说，还有半年要高考了，他觉得自己要是上不了大学，可能就要去打工了，”希希告诉全现在，这是弟弟唯一一次在QQ空间袒露自己的沮丧。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精神科医生、生死学大师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描述了人在经历哀伤与灾难时经历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这本书最初被用来描述绝症患者的心理变化，后来也被用来描述丧亲者。按照这个描述，人最终会接受亲人的逝去，开始新的生活。但30年之后，一本名为《持续的纽带：理解哀痛的新方法》的书里，美国韦伯斯特大学学者丹尼斯·克拉斯（Dennis Klass）认为，丧亲者与亲人的联系是一直持续的。他在书中举出例子，思念与对话，携带物品，重温对方的习惯，私人仪式，故地重访，都是人们维系这根纽带的方式。如此看来，社交网络留下的网络遗产无疑成为很多人与故去亲人相接的纽带。在新疆，一位父亲过世的女孩总是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他总喜欢转发一些为人处世的格言警句，她以前几乎很少注意，如今却忍不住想，“这是爸爸特意转发给我看的吗”。豆瓣上，一个年轻人说，自己会反复听父亲留下的两条语音，“我爸喊我'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快点回来吃饭…’”微博上，一位在2016年失去女儿的父亲每年都会为她更新一两条微博。最近的一条在2020年5月，“24年前的今天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她离开我们1560天了！今天我亲自给做了一个蛋糕……”那是一个水果蛋糕，橘子片贴着奶油，一圈亮红的樱桃围着几个巧克力小动物。
在女儿去世4年之后，一位父亲仍然在她的微博上发出为她庆祝生日的照片。（图源：微博）
在知乎上，2013年去世的答主程浩，在2015年回答了问题“你最想见到谁（不论生死），你见到之后第一句说什么？”。账号背后是他的妈妈，“我最（想）见到的肯定是我的儿子——程浩，见面第一句话一定是：儿子，你还好吗？”而对希希来说，弟弟的手机里最能带给她安慰的是全民K歌。以前，家人聚会偶尔会去唱K，但他全程都只是靠着沙发摆摆手，“你们唱，你们唱”。在这个App上，希希发现了弟弟录下的50多首设置成私密状态的歌。这个不肯在家人面前唱歌的少年，从未在App上公布自己的作品，没有粉丝，也没有关注谁。歌声会把她带进不同的回忆：有时回到事故现场，事发时分量相当的愧疚会再次击中她——那个弟弟独自在家过夜的晚上，煤气意外泄露了；有时想起一些令人莞尔的片段，比如被父母唠叨得不耐烦了，弟弟会来一句警告，“我要进入叛逆期了！”“哪有叛逆期少年会这么说？但这就是他最叛逆的时刻了。”希希说。于是，希希成了弟弟在这个App上唯一的好友，她买了全民K歌的Vip——只有这样，她才能一个月5首地把弟弟的歌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想起他的时候，就拿出来听一听。里面有希希记不住名字的抖音神曲，也有她拉着他一起听过的陈奕迅，还有一首李荣浩的《爸爸妈妈》，她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才点开：“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过了半个月，她通过手机信息验证把所有App密码全都改成了一样的，然后把手机交给妈妈。从此以后，妈妈每天早起、晚上都会盯着弟弟的手机看一阵，充电，充话费，反复播放他唱过的歌。但凡希希打开QQ，弟弟的账号总是在线状态。不再有弟弟的手机陪伴，她就发只有他一人可见的朋友圈。有时是一首新歌，有时是随手拍的照片。最近她收养了一只流浪猫，白色的，头上有黄白色块，“猫先生我就带回家了，你什么时候来看看？”猫先生是动画片《夏目友人帐》里的角色，姐弟俩都喜欢。
02
二次别离
希希把这部手机上的内容做了备份，也从来不敢为它更新系统，“要是里面的数据不在了，就像这个人的一部分被从世界上抹去了一样。”潮汕女孩小白（化名）的妈妈在两年里“去世”了两次。第一次因为心梗，第二次因为微信销号。2018年的一个深夜，小白从梦中醒来，抓起枕边的手机，打开微信，打算向妈妈描述刚才梦中的场景。在她的微信好友里，“妈妈”有一个单独的分组，点开标签就能找到。但当她打开微信，“妈妈”这个标签后面的数字从“1”变成了“0”。小白赶紧顺着对话页面往下找，在通讯录里数次搜索妈妈的名字——名片，对话框，连带着所有聊天记录，全部消失了。她盯着标签后面的数字，感到难以置信。过去两年，她视妈妈的辞世为一场暂时的别离。在这个只有绿色气泡的对话框里，她时不时地和妈妈说话，“想你了”，“我工作又拿奖了”。梦到妈妈的时候，她更是会在第一时间醒来，趁着梦境还未消散赶紧告诉她。
在小白的微信里，这个人数为零的分组一直留着。（图源：受访者供图）上传到服务器的字节缓解了丧亲之痛，她也就心安理得地与这种错觉相伴生活，并努力忽略对方长久沉默的原因。但在2018年的那个夜晚，小白不得不接受，与妈妈的二次告别并非噩梦，而是既成事实。忘记密码、手机号码更换、登录时间相隔太久、设备丢失或损坏，黑客撞库、盗号，几乎每一项都会挡在逝者亲属获取网络遗产的路上——但几乎每一个人对此都毫无防备，只有在事情发生时，才意识到数据的脆弱。小白逐渐发现，事情无可补救。妈妈用过的那台红米手机，在她去世不久后就再也不能开机了。她把手机拿到小米旗舰店，对方说这是翻新机，本来就有质量问题，修不好。2016年时注册的号码还没有实名，即便找到客服，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证明这个账号的存在。而在微博上，与江绪林失联的一位学生则主动找到了微信客服。在老师的微信号易主20多天后，他向其他同学报告了事情的进展：根据微信技术人员的定位跟进，江老师的账号系被盗用。系统封锁了账号，通知了定位区域的网警——但按照微信目前的规则，用户去世后，亲友无法代其解锁。他告诉微信客服，希望能让江绪林朋友圈的数据保留下来。事发4个月后，被拉黑和删除的学生们还是无从知道老师的数据是否得以保留——那些没有删掉“小玉”名片的人只能看到一个粉色的小熊头像和朋友圈里一条灰色的横线，只有备注里“江绪林”三个字显示着这个账号与逝去的青年学者之间的关系。阅读过往案例会发现，在保留和获得逝者数据这件事上，亲友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2010年，《法制日报》报道，湖南长沙一位女士在男友车祸去世后，希望获得他QQ邮箱里双方的信件和照片，但被腾讯拒绝；一年后，类似事情再次发生，一位妻子想要在丈夫去世后登陆他的QQ号，但被腾讯拒绝。这些拒绝在很久之前就埋下伏笔。在点下“同意以上条款”的时候，用户相当于已经知道了微信号和QQ号的所有权归腾讯，B站账号的所有权归哔哩哔哩；而微信、QQ、抖音、快手、B站都申明，用户只有使用权，且不能转让。账号消失也写在条款里。对于长期不登录的用户，平台都申明了账号可能会被注销——快手是6个月，微博是90天，抖音是2个月，微信和QQ并未注明时常，而是说“长期没有登录或使用”，相应号码就会被注销。对于注销的账号，平台也不会继续保留数据，“如果你停止使用本软件及服务或服务被终止或取消，腾讯可以从服务器上永久地删除你的数据。服务停止、终止或取消后，腾讯没有义务向你返还任何数据。”QQ及微信的《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如是说。这些条款或许意味着，逝者所留下的账号，以及那些会随时间消逝而被删除的数据，或许算不上遗产。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教授刘智慧告诉全现在，“这些服务协议就是合同，当服务商与用户签订合同，你同意了。合同又满足了公平等因素，就形成了合同义务。哪怕你立下遗嘱要将自己的网络遗产留给家人，也要首先确认一点，即遗产存在——而账号所有权属于平台，并且不可转让，就说明它算不上财产。”
03
赛博时代的人格物
以往提及网络遗产继承，更多被讨论的是有关财产的——淘宝店，微信和支付宝里的余额，游戏装备和账号。据《新民晚报》报道，2009年，一个叫陆明的男子车祸身亡，随后他的妻子发现他在游戏账号里有一把“屠龙刀”，在游戏中的价格是5万元。妻子希望继承这个装备，但陆明在游戏里结为夫妻的网友杨燕表示，装备是在自己的帮助下获得的，也要求继承。初审法院判决两人各继承屠龙刀50%的份额。这其中的态度是明确的，即游戏装备作为网络数字遗产，可以被继承。2017年5月，暴雪推出了一项新政策，如果一名玩家去世，家人可以在信息审核无误后继承账号使用权。根据《每日人物》，当月，一位名叫“七朵棉花”的16岁男孩通过论坛和微博上的玩家，找到了四年前去世的父亲的账号：“第一次登陆账号的那一天，父亲所有的物品，我都没有动，就安静地下线了。苦闷的时候，我会再登陆父亲的账号，来这片农场看看，看暮光里的成熟果实，看他当年的光辉战绩。”
小七父亲的游戏账号——兽人战士“绿箭”。（图源：NGA）如今，关于淘宝店、微信和支付宝余额、游戏装备等账号的继承都有完整流程，步骤基本相似，只要出具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法定继承人的声明书公证或协议公证书以及遗嘱，就可以获取游戏账号的使用权，或者账号里的余额。这背后暗含着一种心态，“有经济价值的网络数字遗产更好与以往实体的遗产类比，也就更容易获得继承立法和司法的肯认和明确，而不具有经济价值的数据，法律还没有规定其继承方式。”刘智慧说。这些无法标价的数据，是数字时代的“人格物”。2007年，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冷传莉在论文《论民法中的人格物》中，提出了这个概念，它“有实体却有无形性特点，寄托了当事人的特殊感情，它蕴含的精神利益通常只对当事人自己有重要意义。”在论文里，她提及了一个案例——原告王青云3岁时，父母在唐山大地震中双双去世，家中财物尽数丧失。王青云在成年后多方苦心寻找，找到父母的免冠照片各一张，照片却在送到一间摄影公司翻版放大时，被公司遗失。最终，一审法院判定，摄影公司需赔偿王青云8000元精神损失费，并退还放大加工费14.8元。冷传莉评价这个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案件“突破了法律教义学的束缚，作出了令人称道的判决”。这些在市场上无法标价的人格物，或许就是某个人的无价宝。山东姑娘小武（化名）说，她在父亲去世几个月后才在遗物里发现他的手机。没过多久，号码停机，被其他人用了。与其他社交媒体账号类似，手机号码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目前，手机号码的继承已经十分明确：逝者家属可以在3个月的空置期内提供材料，获得号码使用权。小武花了7年时间等这个电话号——每隔几个月或者一年，她就会打个电话给号码的主人，讲明自己的情况，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将号码转给她。有那么几次，生病发烧或者酒醉后，她迷迷糊糊忘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拨出这个号码，诉说自己的想念。电话常常被挂断。有一次，电话那头穿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哎呀，好孩子，不哭了不哭了”，他慢悠悠地劝，她终于痛快地哭了一场。7年后，她终于等到这个号码成为空号，然后马上去营业厅缴费，拥有了这个倒背如流十几年的号码。而对于社交媒体账号使用权的继承，依然没有明确的法规和判例，只能受到合同的约束。刘智慧2014年发在《江淮论坛》上的论文《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网络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分析》里提及，在2006年的一起QQ号盗号的案件里，深圳南山区法院认为，我国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尚未将QQ号等网络账号纳入保护的财产之列。而对于社交媒体账号的争端，法院“不予立案”、“没办法处理”、“不在管理范围”的报道也频频出现。刘智慧提及《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即“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并非如以前的《继承法》，枚举财产的种类。这就为未来留下解释空间，即这些互联网上的人格物是否可以被纳入合法财产的范围。至于继承方式，她认为或许可以参照目前逝者器官捐献的逻辑。在《民法典》人格权编里明确，“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在刘智慧看来，依照类似逻辑，未来当社交网站的使用权或数据被纳入继承范畴，如果用户生前未明确表示不同意继承，其继承人或许就可以直接继承。但这一天远未到来。目前对小白、江绪林的学生，以及无数在赛博世界与逝者二次告别的人们来说，只有时间可以缓解震惊与哀伤。在那部坏掉的手机里，小白唯一存下来的，是她通过第三方软件导出的一条语音。那是妈妈留下的唯一一条语音信息，讲了十几秒钟的潮汕方言，问她在做什么，吃没吃饭，叮嘱她不要总是玩手机。这条信息被存在网盘里，有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那个属于妈妈，人数为0的微信分组，她也依然留着。
04
风之电话亭的另一端
2010年，一位叫佐佐木格的日本人失去表弟后，在花园里建造了一个白色的电话亭。电话亭的架子上是一个复古的黑色旋转拨号电话，没有电话线。“我的想法无法通过普通的电话线传递，”他说，“既然如此，就让风来替我传达吧。”次年，东日本大地震，海啸夺走了佐佐木格所在小镇上10%的人的生命。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个电话亭，拨打那些没人接听的电话，提问，祝福，而另一头只有一片寂静。
这些倾诉当然包含想念——但如果电话的另一端有人倾听，甚至会做出回应呢？现在，希希弟弟的电话，就是“风之电话亭的另一端”。同学和朋友们逐渐知道了他的事情，发来信息悼念亡友，邀请他打游戏上分，诉说自己的近况——打工去了、上大学了，他们也在QQ空间留言，“想你了”，在自动发出的生日祝福状态下面写上“生日快乐”。希希交代妈妈不要回复这些留言。“没必要和小朋友们说这些，你也痛苦，人家也痛苦，”希希打开过弟弟手机上的王者荣耀，想用他的角色打一局游戏，但想想又算了。她怕吓到弟弟在游戏里的伙伴们。有天早上，希希的妈妈拿来手机问她，某个女孩是不是弟弟的女朋友——女孩发信息给他，说前一天梦到两人一起出去玩。希希的妈妈没忍住，回了信息，“他也想和你们一起，但再也做不到了。”“我真的忍不了了，只想发泄一下，说一下”，妈妈向希希解释。但另一边的女孩已经感到困扰。她表示，希望希希的妈妈不要再回复。后来，女孩再也没有发来信息。在绝大部分社交App，用户第一次使用时，在协议上点下“同意”，也就认可了软件方的承诺：“尽最大可能保障你的数据和隐私不受侵害（来自《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这也是脸书给出的理由。2012年，德国一个15岁的少女因地铁事故身亡，而地铁司机认为女孩是自杀。司机认为，她在冲撞列车时，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因此向少女的双亲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为了了解女儿是否有自杀倾向，她的父母试图登录她的脸书。但他们发现，该账号无法用密码登录，而是进入“纪念状态”——这是脸书对逝者账号的保护，该账号不能登录，也不能查阅私人消息。脸书提出，逝者账号同时涉及使用者与其他好友的隐私，如果允许父母登录账号，可能既违背用户生前的意志，也侵害他人隐私。
根据脸书的规定，用户可以决定自己过世后账号的处置方式：指定一位委托联系人打理悼念帐户，或者从 Facebook 永久删除帐户。如果没有选择永久删除帐户，脸书得知用户过世的消息后，会自动将帐户转为悼念帐户。
或许基于同样的理由，2020年9月，在逝者账号屡次被盗用做水军之后，微博公布了逝者账号保护计划，微博上被设置为保护状态的账号不能登录、不能新发内容、不能删除内容、不能更改状态。同年12月，B站也公布，将把逝者账号设置为保护状态，但并未公布具体操作细节。全现在联系了上述两家公司，但对方均未受访。“以公告为准，除非主管部门要求，否则无计划披露这些内容”，微博公关如是说。对于这种形式的“保护隐私”，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黄忠在论文中说，这或许不过是营销和牟利手段。他提及以往的案例：2013年，谷歌在电子邮件中以侵犯隐私的方式投放目标性广告而被诉，而诉讼过程中，谷歌认为，用户对电子邮件并不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相比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用户的继承人更合适作为已故用户隐私利益的维护者”，黄忠说。在德国，脸书所提出的“保护隐私”观点已经被推翻。上述15岁少女因地铁事故身亡一案，经过一审、上诉和终审后，2018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脸书推送信息、提供新闻的服务，只是针对具体账号，并没有真正在识别用户身份。因此，不能认为只有账号持有人才能使用账号，而对于发送信息的人来说，他应该能预料到，随着收信人的去世，或许会有另一个人继承账户，并访问其中的内容。这份判决意味着，继承权放置于隐私权之前，这对父母可以登录女儿的账号，并查看其中的信息。在中国，目前并无类似司法实践确认家属对社交账号使用权的继承，那些因设备丢失、密码遗忘而荒废的逝者账号，只能成为无人打理的墓碑；至于获取逝者设备和密码的家属们，则在探索与数据的相处方式。随着时间流逝，希希妈妈已经没有了替儿子回复信息的冲动。零星回复的几次，也是有同学们说想去墓地探望时，客气地叮嘱他们有哪些日子不适宜去墓地，以及“去过之后不要直接回家，要去街上人气旺的地方走一走，再回去。”一家三口去墓地时，也会带上男孩的手机——妈妈输入密码，解锁手机，把它放在碑前，希望他能从自己的旧手机里了解最近的新鲜事。
05
告别字节
目前，我们尚无从得知中文世界社交媒体的逝者数据，但根据英国心理学家伊莱恩·卡斯凯特2019年出版的《网上遗产》，牛津互联网研究所为脸书的逝者数目做了预估：如果注册人数在2018年大幅度下降，那么到21世纪末，将有多达13亿用户去世，此后逝者人数会大幅增长；而如果该网站继续保持增长，那么到21世纪末，将有36.8亿个人页面将成为纪念页面。尽管微博、B站和脸书等社交平台承诺保留逝者数据，但这或许不能长久。如果将逝者数据类比作坟墓，或许更容易理解。为避免逝者与生者争地，《上海市公墓管理办法》规定，墓穴使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70年。在武汉、北京以及大多数地区，公墓一次使用周期定为20年；而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坟墓也可能会在20年到100年后被拆除。《网上遗产》中写道，到2025年，每个人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将是60G。“随着迫在眉睫的容量危机的出现，存储数据的空间被耗尽的威胁将对每一家企业形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不计其数的数字时代早期公民可能会完全迷失在历史中。”这并非一夕之间的失踪，而是如同岩石被风和水流侵蚀。母亲去世半年后，上海女孩晓焰（化名）发现，母亲的电话因为太久不交话费，被转售出去了。后来，她忘记了母亲的微信密码，无法登录微信；她想要登录母亲的QQ，发现时隔太久，已经锁定。再过一段时间，她打开与母亲的微信对话框，寥寥无几的几段语音还显示图标，但已经不出声了。这样短暂的瞬间总会使她想起家乡的风俗，把所有衣服都烧给过世的人，让她在另一个世界穿。她一直贴身带着母亲的旧手机，不开机，像是个护身符。里面的照片做了几次备份，先是一个U盘，又是一个硬盘，还有一个电脑——如果细究，这与永恒也没什么关系，U盘的保存年限约为10年，固态移动硬盘也是10年，而电脑则是4年。但晓焰对这些数据并没有太多执着——相比于被服务器遗忘，她更怕母亲被自己遗忘。事实上，她不但没有忘记她，还在更加频繁地想起她。《持续的纽带》的作者丹尼斯·克拉斯认为，人们与逝亲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成长和成熟，人会通过不同视角来看待和联系已故的亲人。随着成长，晓焰慢慢理解了母亲的身份——一个靠谱的商人；一个蹲在地上满手机油、技艺精湛的修理师。除此之外，她还不断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比如当母亲在客人问出“老板娘，你家老板呢”的时候，会简单地回一句“我就是老板”。她想，为什么自己只是把她当一个好妈妈，而从来没有说过，她确实是一个优秀的人。母亲是因肺癌去世的。在长达数年的病程里，死亡也是玩笑之一。她说，等她过世了，希望女儿能登录她的QQ号，在同学群里告个别。于是，在她去世的第二天，清晨6点，等天色慢慢亮起来，晓焰解锁手机，在群里发了一句，“同学们，我先走一步。”天亮了，同学们陆续来告别了。但对晓焰来说，漫长的告别才刚刚开始。
参考资料：
《网上遗产》，伊莱恩·卡斯凯特，2020
《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网络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刘智慧，2014
《隐私是阻碍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理由吗》，黄忠，2019
《论民法中的人格物》，冷传莉，2011
《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