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丨正教与邪教
正教与邪教
龚鹏程
邪教问题，古今中外都有。现在的情况不好讨论，兹且说说明清时期。
讨论我国明清时期邪教与正教的冲突。一般论者多认为“邪教”起于白莲。倡言弥勒下生，宣传否定现世王权的救世主降临预言；配合着世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均产的愿望、长生富贵的心理期盼，故往往起事、反乱或革命，与政府不妥协。
当然，此类宗教常模拟世俗王权，分封官职。所以它们是与政权相冲突的。他们夜聚晓散，活动方式极为隐秘；他们礼拜聚会时，可能也因民众有性平等共有的希求，而有男女混杂之现象。这些都直接冲击了官宪体质和社会道德伦理秩序。其教徒奉献，亦可能影响政府税收。所以政府经常要查禁剿除之。
但政府并不如此对待“正教”，原因何在？
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事实上是个家族道德扩大而成的国家道德体系，所以中国的宗教也是皇权一元化的宗教祭礼型态。国家奉行儒家的典礼祭祀，如祭郊社、封禅等。凡不为此一中央权力承认的地方民间祭祀，皆称为“淫祠”“邪教”。因此，国家——宗教——社会伦理秩序是一体的。外来的或新兴的宗教，必须与政权妥协。如道教、佛教，在明清朝都甘心居于政权的从属位置，由国家发给度牒、纳入管理，并利用经卷及法会替王者祈福。
对民间供奉的无害于政权之神祗，王朝也可能予以承认，且授予封号。
换句话说，民间新兴的宗教倘若要获得朝廷的承认，即须经由以上这类途径，否则便被判定为邪教，会遭到查剿，成为被迫害的对象。
这种讲法极有见地，特别是指出了国家权力与祭祀权的关系。国家政权往往不只是政治——祭祀一元化体系，必然要受到压制。
但利用这个观点来处理宗教结社也是危险的，因为此说至为狭隘。
明清时期新兴的地方教派，真正涉及反乱革命或拥有反政权之政治倾向者，其实并无如此之多。现在的研究，所根据的大多是史册中的教匪文献。依据这些材料，必然使我们的眼光只集中在正教关系上，而且只集中在正教冲突面，所以得出了这样一个印象。仿佛秘密宗教都是否定王权的团体，执政者也刻意镇压此类教派。却未注意到：历史上，特别是官文书及反邪教人士所批判的教团，不及当时存在者的十分之一。那些未被批判的教团，大多并不反对政权。即使是被点名批判者，大多也未主张对抗皇权；他们被批判，往往是因为受到诬陷或教外人士之猜疑误会使然。因此，不是单纯的“国家权力遭到挑战”说，便能解释这个复杂的问题。对所使用的材料与观点，我们都有必要进一步反省。
正如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偏重于官方教匪文献一样，大部分的研究也是以白莲教为线索的。但正因以白莲教为线索，所以很自然地便将一般秘密宗教类同于宣称“天下大乱，弥勒下生”的白莲教宗教性质。
然而，正如李世瑜所说：“白莲教，明清两代也只是在官书、奏折以及某些著述中做为民间秘密宗教的代称，而各个教派本身则没有自称为白莲教的。”（民间秘密宗教史发凡，《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九，一期）即使从前的统治者把这些教派含糊笼统一锅粥地称为白莲教，我们做历史研究宗教研究的人，难道也可以如此吗？明清各种秘密宗教，十分复杂，岂是一个弥勒信仰、一个白莲造反的渊源，便能解释的？
例如罗教，其《正教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第十八品批评白莲教之拜月、烧纸、照水法等；第十九品又评破弥勒教、玄鼓教。当时人或许会说这只是掩饰面目之词。现在来看，则罗教与白莲教的不同，无论教义与教相，应该都是十分明显的。
又如黄天道，其教义宗旨及修持内容，虽亦参用佛家明相，却是以道教内丹法为主，而弥勒信仰的关系更淡。而且，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兆惠的奏折会说：“普明一派，实为诸案邪教之总。”（见《军机处附录奏折》。普明即黄天道教主李宾的法号）则我们若换个角度，以黄天道为明清诸邪教的主线来观察，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倘或如此，其正教关系恐怕就会与以白莲为主线者不同。因为黄天道并不如白莲教那样，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下生”，反而是要报皇恩、颂太平的。
因此，只以弥勒信仰来看明清诸“邪教”所引发的正教冲突，是不够的。白莲教的弥勒下生说，是否可以视为各邪教的共同特色，我颇为怀疑。
而且我们更应追问：许多教派并无弥勒下生之说，也并不反政权，为何仍被视为邪教？又，佛教本身即广泛传信弥勒净土信仰，为什么净土是正教而白莲教便是邪教？
还有，如果仅从国家权力秩序这一面来看，邪教之所以被目为邪，是因为它们冒犯了或否定了现世王权；正教之所以为正，则是由于它们甘于从属王朝秩序。那么，何以许多宗教结社努力与官府妥协，它们宣传的伦理道德，也普遍吸收了儒家礼法规范，却不能改善其处境，仍然被判定为邪教？
这些问题，如未能合理地处理，我们便有必要放弃现在采用的这种简单狭隘之观点。但一般研究者对此似乎均未留意。只以这个观点来看明清时代的正教与邪教，以致正邪之辨，只来自国家权力。
可是宗教上的正邪区分是极复杂的。不只佛教、道教及儒生批判新兴宗教结社为邪、官府职责它们是妖人，它们本身就自居正教，骂其他教派是邪教哩！
从道教《太平经》、《老子想而注》以降，显正破邪，是各宗教一贯的态度，不只在佛教、道教内部如此，佛道交哄时如此，佛道与其他新兴教派间也永远存在着这种正邪之辨。即如罗教此类新兴教派，也要“正信除疑”，攻击佛道诸修行法门是伪技。
可见正教与邪教的问题，不是用国家权力这个角度便能解释的。至少，宗教内部对真理解释权的竞争与垄断，即比国家权力对宗教之压制更有力、更根本地造成了正教与邪教的对立。
中国“正统论”在政治和宗教、思想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也更值得探索。研究宗教史的人似乎不应该不注意及此，而只从王权的作用面谈正教与邪教。
综合上述诸问题，我希望今后研究宗教史时，研究者能发展出更具反省力的解析模型。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