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筋经版本之谜二 雍正本被误判 崔虎刚
易筋经版本之谜二 雍正本被误判
崔虎刚(胡刚 六合红学)
经过学人的不懈努力,《易筋经》许多版本被发现,尤其几个早期版本令人瞩目。其中国家图书馆所藏有雍正八年高鸣题识“雍正八年岁次戊戌嘉平月泽园高鸣谨识”,书末有雍正十三年吴镛题跋“时大清雍正十三年岁次乙卯腊月长洲约亭(良翰甫)吴镛识”的《易筋经义》抄本,以其时间信息明确,抄写格式规范,凡遇“朝廷”、“圣祖”等均顶格书写,而且避讳“玄”,不避讳“弘”字等特征,被学人普遍判断必为雍正年间抄本无疑,也因此命之为“雍正本”(吴镛跋本)。
学人因此对其相关内容研究,如紫凝道人跋文的出处、作者等提出相关看法或结论,甚至认为不排除高鸣即可能是紫凝道人、它本中紫凝道人跋文的原创者等。此本的年代确定,意义重大。
然而,雍正本并不是雍正年间的抄本!此本的年代问题大矣!
学界认同的雍正本,其中高鸣的署名时间“雍正八年岁次戊戌嘉平月泽园高鸣谨识”有严重错误。
首先,雍正也没有戊戌年。雍正八年是庚戌,雍正九年是辛亥,雍正朝的上一个戊戌是康熙戊戌年,即康熙五十七年,距离雍正八年也有十几年了。下一个戊戌年是乾隆四十三年,更远去了。因此,并非因年份邻近而搞混的问题。
其次,此本有 “雍正八年岁次戊戌嘉平月泽园高鸣谨识”,而“嘉平月“是农历对十二月的一种别称,即高鸣写此时为雍正八年的十二月,即此时,高鸣先生已经使用了雍正八年的庚戌称呼近一年,因此,也不会是因为新的年号,不熟悉的问题造成的情况。何况吴镛与高鸣并非不相干的陌生人,如此明显错误,吴镛抄录的时候,也不会置之不理,年号的使用,相等于检查过两次。因此,这是一个当时人不可能会出现的错误。因此它不可能是雍正年间的原本!
学人周慧已发现了这个年号错误的问题。周慧在其《广州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认为 :
“……而雍正八年实为庚戌年(公元1730 年)。清代雍正时期还专以干支纪年,如果高鸣作跋,不可能有将当年年代弄错的道理。可见雍正八年高鸣作跋实为伪造。可能是后人假前人之名作序,冒充古本,增加此书的收藏价值。那么此书后署有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 年)吴镛作跋有待考证。但它既然署年为“雍正十三年”,可见此抄本的出现不会早于雍正十三年。而比较后述版本,其文言简炼,较难卒读,因此又应出现在后述版本之前”。
笔者以为,抄者伪造的可能性非常少。如果为提高身价或卖钱,一个雍正十三年就足够,相对于咸丰年间来说。犯不着提前到雍正八年,而价格又能差多少?
而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应该是距离雍正很久之后,晚清时代,抄者手里的底本残缺所致。由于其手中的抄本中署名 “雍正八年戊戌高鸣荷泽园谨识” 之前的那页不存,高鸣先生之原文残缺不见,只留下了其署名文字,接上了前文中的“紫凝道人跋”文,看上去像似衔接的模样。因此抄录者直接将两者合抄一处,于是抄录成今日的情况,造成了紫凝道人跋文在高鸣的名下的错误。
又因为残破,后来年代久远,把高鸣题识的雍正八年后残缺的部分(本为庚戌年),搞错成了雍正八年戊戌。可知其底本是经过了高鸣、吴镛之手的本子!自然其中的内容是早期内容。该抄录者手中的底本是原本还是过录本,也是一个问题。
此外,周文介绍“雍正本,在国图标为咸丰元年(公元1851 年)的《易筋经义》手抄本,无李靖序,疑为年久缺页。其“易筋经义终”为高鸣引述紫凝道人跋,末尾署有“雍正八年戊戌高鸣荷泽园谨识”字样,与学界所知的雍正本也有不同。
究竟是同一个抄本,发表文章的时候,出现编辑错误,还是国图藏有两个高鸣、吴跋的抄本?有待有心人前去核实。如果是同一本,那么国图当年录入的时候,对此本有个自己的判定:为咸丰元年本!
由上可知,雍正本是按旧本格式抄录的一个晚清抄本!因此迷惑了学人的亮眼!
《传统武学珍稀文献汇编 》卷六也将有更早版本, 证明此吴镛跋本不是最早记载紫凝道人的抄本,高鸣也不可能是紫凝道人。
至于苏州约亭人吴镛(字良翰),经过排查同名乾隆同安县令吴镛,同时期诗人吴镛等,尚未寻得更多信息。
吴镛(字怀万,号敬斋,康熙、乾隆间人)《斗室》“斗室容高卧,虚窗彻夜明。可堪人寂寞,还对月孤清。病向疏时益,愁于断处生。薄田何所济,艰食岁无赢。”。
同样苏州阳澄高鸣(字鹤九,号泽园),排查历史上同名的高鹤九等也是如此。
这两位,包括山西窄闻生的信息,有待有心人继续查询。
还有许多《易筋经》版本,值得深入研究。
后续将披露道光十七年漕运总督周天爵相关版本、学人命名的《紫微道人跋本》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