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有大小 廉无轻重

经过好些天的犹豫，我今天自己花钱买了一包A4纸，22元。

当女儿提出她写作业需要A4纸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是，我的办公室最不缺的就是纸张。以致经常发生无谓的消耗，人们随便记录个电话号码也要抽一张，然后就扔到垃圾桶了。从办公室拿上几张给孩子写作业画图画，不是很方便吗？没必要花那个钱嘛！可是另外一个声音没有让我顺其自然：“这算是利用职务之便公物私用吗？这算薅社会主义羊毛吗？”

这让我想起自己上中学的时候，我同桌的父亲可能是个干部，我同桌几乎就没买过稿纸，还经常把他父亲单位印着单位名称的信纸分享给我。那时候正值国有企业改制，很多单位倒闭。人们不想着如何共渡难关，都想着能从公家那里得些东西。掌权的人捞肉，无权的人喝汤，边缘人趁机也能沾点油水。这些信纸一打一打地被这些子弟们挥霍，而对于一个不明内里的孩子，那印着单位名称的信纸，就等同于权利。羡慕之于，我们还是要和父母要上两块钱去文具店买稿纸。

“爸爸，我们做手抄报需要A4纸。”

“好的，爸爸明天从单位给你拿一些。”

以致橡皮、铅笔、削笔刀、胶棒、彩色卡纸，单位里应有具有，而且都用不了，还有浪费。“不拿白不拿好像说得有点卑劣”，“不拿也是个浪费“好像还有几分物尽其用的意思。可是，那毕竟不是我的，也和自己在大街上捡到的东西也有本质的区别。旁人是因为东西微小而默认了这种方便，但并不代表这事有多么正确。

我们都对那些能切实改变生活的值钱资产当回事儿，几张纸好像连说出来都觉得无聊。可是，纵有家财万贯，奈何此时没有。几张纸，对一个有稳定收入的人来说无足轻重，可对一个没有收入的孩子来说，那就是她生活中的资产了。在小学生群体里，每天都流行着他们的通行货币就是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有时还拿出来炫耀一下。“我爸爸从单位给我拿的”，他们会怎么理解这句话丰富的信息？

拿一页纸就像拿自己的一样，可是如果是拿一包纸呢？

在动机犹豫的过程中，其实是两种价值的交锋。一方是做人要清廉本分，非我者莫取；另一方是高效方便，谁用也是用。假如人把一包纸拿回家，在行为评价方面仍然会疑惑，我这样做对吗？为了摆脱这种悬置的心理状态，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解释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不求理得，但求心安：我为单位付出那么多，拿一点也不为过吧；别人拿那么多谁又说什么了；反正不用也是个浪费……直到下一次孩子说：“爸爸，我没橡皮了。”我再拿单位东西的时候就不仅心安，而且理得了。一旦放弃清廉的解释而转向实用主义，能拿回家的，就可大可小了。那些走上不归路的贪污犯们，都是从点点滴滴开始的。直到已然犯了大错还不自知，我相信他们都是振振有词的。例如无官不贪，这是事实？借口？亦或是信仰？

1927年10月，在红军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其中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1928年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1929年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得多朴实啊！在那些物资匮乏的年代，正是这些铁律铸就了群众对人民军队的信任。没有这一条，我觉得我党能否立国都是问题。而今天，作为一个走入小康的群众，是否就可以回过头来拿党的“一针一线”了？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圣贤的前半句是劝学，后半句是警示。这话可不是给大人物说的，任何人因各管一摊或大或小都有些权利。今天，冒着严寒，我骑上自行车，带上女儿专门去逛文具店，买了一个胶棒。她知道我的办公室里有很多胶棒，但她没有问“为什么不从单位拿”，行已胜于言了。一年顶上一百块钱，买文具时让孩子比较不同文具的款式和品质，这样用的时候也会珍惜一些，“清清爽爽”的，多轻松。周末，她跟着我去办公室，写完作业做手工的时候，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在家就准备好的彩纸、剪刀、胶棒，她那副认真样儿连我都汗颜。分不清公私的时候糊涂就糊涂吧，能分清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认真一点好，否则就真的全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