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头，至痛也……无意得之，惨过有意

文/ 杨早

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今天又是周末，我又要来综述一下这周我们共读的巴金小说《灭亡》。

《灭亡》是巴金的处女作。本来这小说不复杂，但是被大家这么一读，反而读得挺复杂的，好像里面缠绕着好多各种各样的情绪，包括对革命的，对时代的，对个人的等等。大家的评论有点儿要把这篇小说压垮的感觉。

其实我更关心的是巴金后来取得的地位——我不是说“鲁郭茅巴老曹”那个地位，我说的是——新文学作家里面，他是第一个能够跟通俗文学顶级作家，比如说像张恨水，的市场反应可以相提并论。我们不说什么版税稿酬，我们说一个最实在的数据，就是在上海滩的租书摊上，巴金小说跟张恨水的小说，租金是同一个档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它意味着巴金一定说出了那个时代很主流的情绪，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看他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没有太高文学价值的——作品。

大家说《灭亡》的题目，是因为杜大心最后灭亡了。其实在小说里面，“灭亡”有着多重的含义。当然最后一章叫《灭亡》，就是杜大心的灭亡。但之前其实也已经多次提到“灭亡”这个词的内涵。

比如说在杜大心给别人讲述他小时候故事的时候，他有这么一段说：

至少在这人掠夺人、人压迫人、人吃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时候，我是不能爱谁的，我也不能叫人们彼此相爱的。凡是曾经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我发誓，我拿全个心灵来发誓说，那般人是应该灭亡的。至少应该在他们灭亡之后，人们才能相爱，才配谈起爱来。但现在是不能够的。

巴金借杜大心的口说：在别的这些为恶的人没有灭亡之前，我们不能谈爱。

在他的工人朋友张为群被杀头之后，杜大心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说：

他曾经告诉过张为群说，“在最近的将来，伟大的日子就会来的。那时候谁也不再哭了，谁也不再受苦了，每一家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人都有衣服，人们安静地过着和平的日子。凡是曾害过人、正害着人、将害到人的那班民贼都要灭亡了。他曾几次清清楚楚地这样向这个人说过，然而现在就在这个人底面前他底一切的话都没有力量了。灭亡！灭亡！灭亡的不是民贼，而是这个人，他底‘大孩子’。张为群就如此灭亡了。事实摆在眼前：张为群就如此灭亡了。头和身体分离开，而且躺在血泊里。谁相信灭亡的人曾经具有一颗恨罪恶、爱正义、为别人求幸福的黄金似的心呢？”

这又是一个反差，一个希望为大众求幸福的人，他灭亡了。所以这个时代和社会是淘汰掉那些好人，而让那些本来应该灭亡的人生存下去的，这就是巴金对整个时代的控诉。

这也是符合当时的进步青年，或者说有文化的人，他们对那个时代的一种怨怼之情。就是这么一个相对简单的表达，但是因为它足够地锐利，或者说感情足够的深重，就像以前说梁启超一样，“笔端常带感情”。所以巴金的小说从《灭亡》开始，一直到《家》《春》《秋》，风靡了一代的年轻人。

另外我想说的一点是，往往我们在讨论一部经典小说的时候，容易太注重它的内涵，好多细节反而会一掠而过，比如说尹老师谈到的“现代文学里经典的庸众观看杀头又被看的场景再次出现”。

现代文学中确实很多行刑的场景，但是真正直写杀头，也没那么常见。比如说像鲁迅写过《示众》，王鲁彦写的《柚子》，说“湖南的人头，湖南的柚子啊”，但是直接描写杀头场面的，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巴金《灭亡》，还有沈从文1935年写的《新与旧》。

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杀头场面是怎么写的，巴金写得非常的写实。他是这么说的：

站在犯人身后右边的刽子手忽然变了颜色，一只脚踏住犯人底跪屈着的腿，右手拿着刀，前面在左边的一个兵士先拿了大砍刀向犯人底脸上猛劈下来，但还没有到脸上的时候，又轻轻地偏了过去。犯人底身子不自觉地向后面一仰。那个持刀以待的刽子手立刻把他底刀用力地砍下去，‘䃰’的一声，把犯人底右边脸皮连着耳朵一起砍了下来，但并没有完全砍掉，头还连接在颈子上。霎时鲜血直流，直喷，刽子手底手上和身上都溅满了血点。刽子手连忙退后一步。扑通一声，犯人底身子便向前伏倒了。他并没有死，反而因这一刀变得更有生气了。他底身子在土地上乱滚。口里发出非人的怪叫。他一面又在啃那布满了灰尘和血迹的土地，被反剪着的双手在拼命挣扎，一双赤足也在乱踢乱打。剩下来的大半边的脸上还留着一对圆睁的怪眼，这已不是先前的不时开闭的小眼睛了，而且这样的一对眼睛是从来不曾生活在活人底脸上的。这对眼睛里含着无穷的痛苦和恐怖。人底眼睛只要和它们接触一次，那个人就会连脊梁上都起了寒栗。在这个广场中滚动的东西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受了致命的伤，痛得快死的怪兽了。

沈从文的《新与旧》中，写一个战兵，分别在晚清和民国时候杀人的头——为什么民国的杀头显得特别的触目惊心？就是在于杀头被认为是一种反文明的、反人类的行为，但是在民国时候，为了种种目的实施杀头，正好能够表达出那种“新与旧”的对立与落差。我们先来看晚清是怎么杀人的：

到晌午时，城中一连响了三个小猪仔炮，不多久，一队人马就拥来了一个被吓得痴痴呆呆的汉子，面西跪在大坪中央，听候发落。这战兵把鬼头刀藏在手拐子后，走过席棚公案边去向监斩官打了个千，请示旨意，得到许可，走近罪犯身后，稍稍估量，手拐子向犯人后颈窝一擦，发出个木然的钝身，那汉子头便落地了，军民人等齐声喝彩。

这里的杀头场面，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像过节一样的场面，这是很有意味的。到了民国，杀头就不一样了，变成这样：

队伍已出城，一转弯就快到了。老战兵迷迷糊糊赶忙向坪子中央跑去。一会子队伍到了地，匆促而沉默的散开成一大圈，各人皆举起枪来向外作预备放姿势，果然有两个年纪轻轻的人被绑着跪在坪子里，并且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脸色白僵僵的，一瞥之下这两个人脸孔都似乎很熟习，匆遽间想不起这两人如此面善的理由。一个骑马的官员，手持令箭在圈子外土阜下监斩。老战兵还以为是梦，迷迷糊糊走过去向监斩官请示。另外一个兵士，却拖他的手：‘老家伙，一刀一个，赶快赶快！’

他便走到人犯身边去，擦擦两下，两颗头颅都落了地，见了喷出的血，他觉得这梦快要完结了，一种习惯的力量使他记起三十年前的老规矩，头也不回，拔脚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