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见故宫通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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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月的共读主题是“如何重建‘老北京’”。关于这个主题，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挺奇怪的”，为什么我们要重建老北京？这是一个需要掰扯的命题。“重建老北京”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我们在地理的意义上，器物的意义上来重建，比如说改造前门，改造琉璃厂，或者上次我们去看的宣南，像浏阳会馆，湖南会馆这些地方，会改造成那种仿古的街区。还有一种重建，是在纸上或者是在心里重建，就是我们通过大量的资料整合，通过我们的行走，配合实地调查，最后在心目中重建一个老北京。当然这二者相比，我比较倾向于后者。我记得在很早以前，看过设计师贝聿铭的一个访谈，他当时就断言说北京已经没有什么保存的价值了，因为北京已经拆得差不多了，留下的一些四合院什么的，它只有一种单独的建筑上的文物意义。但是整个城市来说，北京已然不太值得我们去保存了。贝聿铭当时说，北京已经不行了，苏州还有可能，所以他建议大家把目光，有关部门把资源，都投入到像苏州这样的城市保护上去。确实，在贝聿铭说完这些话的十几二十年之后，苏州平江路的改造，被大家都称为非常成功的一种改造。有一年的元宵节，我是在苏州过的，印象特别好。原因就在于在那条看上去已经被“整旧如旧”地变成一个仿古街区的平江路上面，我还能够从一家家庭经营的小店，买到一碗汤圆，让我感觉特别的好。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对于历史的这种纪念，或者说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做文本的工夫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光是这种文本的想象，是否可以撑起我们对于“重建”（不管是北京还是别的城市）的这种需求。这里我也说三点。第一点是想起一件往事——最近不是在录《先生之风》吗？在1931年的时候，钱穆被聘请到北大当教授，他就开了一门课，叫做《中国政治制度史》（后来出版书名叫《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门课开讲之后，很有意思的是，历史系没有一个学生去选修，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当时历史系的负责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民主时代，没有必要去了解专制时代的历史了。所以这一年历史系没有人选修，反而是北大法学院的院长周炳琳，他认为中国学生了解政治史，比较多的是西方政治，对中国的政治的知识是一个短板，所以来选修钱穆这门课的，全部都是政治系的学生，后来才慢慢带动了历史系的学生来选听。现在回头看北大历史系这种想法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不再用那样的制度了，我们就可以不去了解它了？但是现在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的，如果它现在不能为我服务的话，那么它就是没用的。比如说城墙以前是用于城市的防卫，到现在城墙能有什么用呢？现代城市的防御体系完全用不着城墙，城墙是不是就不应该存在的？昨天江河关于南京城墙的描述里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城墙，还是不一样的。城墙的存在，它会带给人一种历史的思绪，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就能够体会到这块地方的历史内涵，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认知城市的第一层次，不是说“没用的东西就不应该存在”。第二点是，是不是把历史古迹能够整旧如旧的复现出来（不管做得好还是坏），它就是我们的目的？其实也是因为录《先生之风》，正好写到梁思成，梁思成与古建筑，也是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梁思成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以后，回到中国，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东北大学创造了中国的第一个建筑学系。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没办法，他跟林徽因又一同从沈阳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以后，正好有一位父执，叫做朱启钤，创建了营造学社。营造学社一开始也是请一批搞文史的老先生，但是他们完全无法通过故纸学问来研究建筑。因此朱启钤找到梁思成，邀请他担任研究部的主任。梁思成在美国学的是西方的建筑设计，他在美国的时候，他父亲梁启超给他寄了一本书，那就是著名的《营造法式》，当时刚刚在江南图书馆发现的，但是梁思成看不懂，感觉像“天书”一样，他怎么样去理解《营造法式》，这就变成他的一个课题。梁思成首先熟读了印行于1734年的清代建筑手册《工程作法则例》，他还利用当时营造学社承办了故宫的修葺的机会，找到了两位一辈子都从事维修故宫清代建筑的老木匠，跟他们一起来学习。用梁思成的话说，有《工程作法则例》当作为教科书，木匠们作为教员，用清代宫殿作为教具，才能对清代建筑有一个完整的认知。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样做，来深入地接近《营造法式》，因为《营造法式》是一本宋代的建筑手册，还需要有相邻时期的实物作为印证。这个时候梁思成在通过朋友的介绍，发现了蓟县的独乐寺，于是开始了他的野外考察。野外考察并不容易，因为梁思成从小生活在大城市，他的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交通干线，他对中国乡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他要找的中国的古建筑，都藏在中国的辽阔的大地上。当时的交通条件确实很差，比如说要去蓟县，蓟县在北京东面80公里，每天早上6:00有一班公共汽车从北京发车。梁思成跟几位同仁一起去的蓟县，这是他的第一次冒险旅行。到了蓟县的当天晚上，梁思成打电话回北京报平安，说“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每一宿是一毛五”，这就是梁思成第一次离开交通干线的经历。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梁思成全集》？因为我对建筑也不是很懂，但是我很喜欢看《梁思成全集》里面，他关于旅行的记述，比如说他去正定考察隆兴寺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冷水根本就不能喝，因为里面全是寄生虫，大部分人喝这种水，都会腹泻，只能在旅店喝开水。但是野外考察一去就是一天，哪儿能有洁净的饮食呢?当时就是那么艰苦的条件，在《何廉回忆录》里面也有类似的记录。这都是非常难得的种经历，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了。但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梁思成走了15个省，记载了2700多件古建筑的资料。我特别佩服这样的研究精神。相比起来，咱们的走读是太舒服了。我认为，面对怎么样处理古代城市和建筑的时候，首先是了解，了解是第一位的，不管你从何种角度去了解——这跟个人的知识结构、天赋、兴趣什么的，都有密切的关系。有人可能喜欢了解一下城市的形制，有人可能喜欢了解城市里面的街道，以及街道附生的民俗。我可能更喜欢的去观察与体会的，是时空之间的某种勾连。今年“人间烟火”成为一个热词，我就觉得“人间烟火”最有意思。隆兴寺是很好看，独乐寺也非常好，但是旅行当中的有没有碰到土匪，能不能喝水，能吃什么，交通状况如何，这个是我特别关心的。我觉得这就是人间烟火。就像昨天江河文章里写的，她在南京城墙上漫步的时候，突然会看到三楼的一家三口，还有小婴儿向她们露出笑容。我就觉得，对于一个对生活有感知的人来说，十个朱元璋，十个大明朝，也未必比得上一个婴儿的笑容，这就是人间的烟火。第三个层次，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人间烟火和我们的历史认知结合起来。其实像北京的人间烟火，我自己体会最深的，是以前在北大的时候去那种大集，包括现在住郊区，周边也有各种大集，他们还在用农历在计算着集市日期。但是人间烟火并不都是可爱的，人间烟火是以实用为先导，有很多不美的地方。很多人喜欢去日本，特别是像京都那种地方,就在于那是往往能够把人间烟火和审美做一种有机的结合，而这恰恰是我觉得在中国眼下非常缺少的。如果要“重建老北京”的话，我不认为把人都搬走，然后把地方改成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好的做法。恰恰相反，我喜欢的是平江路那种，虽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文化的所在地，一个主题街区，但是我仍然能够地街上买到一碗汤圆，这是我比较赞赏的，重建一个古老城市的一条路径。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有过一桩往事，就是在1970年代，曾经有人提议把故宫的东华门西华门打通，然后让一条公交线路从太和殿门前穿过，在那里设一个站点。好些年前，我跟很多人一样，说到这件事，觉得特别荒诞，特别荒谬。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回头想起来，我还蛮喜欢这个创意的。大家想想，太和殿门口有一个公交站，大家每天在那里等下车，人欢马炸的，挤挤涌涌，冬天人群喝喝着地冒着白气，背后是肃穆无言的太和殿。这是皇上登基的地方，这是很非常朋克的一个画面，非常有意思，非常后现代的一种表达，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前两年大奔进故宫，大家觉得愤愤不平，其实愤怒的内核，是公共资源被提供给特权人物使用，一般人是没有资格开车进故宫的，但是如果把故宫开放出来，太和殿前的路面，我也不管文物不文物了，能够开放出来变成大家走的一条道路，我个人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在我看来，这个皇宫是世界上最无趣的地方，我很不喜欢皇宫，虽然它美轮美奂，虽然它富丽堂皇，但我还是很喜欢“平凡人能够随便走进皇宫”的那样一种场面。这是我对“重建老北京”的一点感想。好，谢谢大家，我是杨早。
“老北京”存在于现代化的时差里｜ 沉默是箭楼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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