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背景

《三国演义》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而是一千多年以来无数民间艺人和文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表现了古代早期章回小说的民族特点。其成书过程可以概括为史料记载、民间传说和文人加工三个阶段。

一、史料记载阶段
    隋代之前，有关三国人物及其事迹的记载主要见于当时诸多的史书，属于史书系统。其中，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六十五卷，记载了汉末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纷争的历史。南朝宋裴松之又为之作注，其《三国志注》引用的史传杂记达二百一十多种，资料极为丰富。其他的一些野史杂记也记载了许多三国人物和故事，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辑录了三国人物的许多轶事，多被后来的罗贯中所采用，尤其是其中有关曹操的十几则轶事，如乔玄评曹、曹劫新妇、祢衡遭谪、铜雀储妓、孔融被收、杨修恃才、望梅止渴、梦中杀人、借头止惑等，差不多都成了罗贯中塑造曹操这一形象的素材。
二、民间传说阶段
    从隋代开始，有关三国人物的故事开始流传于民间，其流传的形式又分为说话系统和戏曲系统。
(一)说话系统
    宋代说话技艺非常繁荣，三国故事成为“讲史”说话的重要题材之一。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的勾栏瓦舍中还出现过一位专说三国故事的著名说话艺人霍四究。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话”云:“涂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之泽，百世不斩。”说明三国故事在宋代民间不仅流传很广，而且普遍具有鲜明的“尊刘贬曹”的倾向。元代，民间说话中讲说三国故事更为普遍。现存唯一的一部关于三国故事的说话话本，就是元代至治年间新安虞氏书坊所刊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古代民间说话中三国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它在结构布局、情节框架、思想倾向以及人物造型诸方面已经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在三国故事的流传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二)戏曲系统
    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同时，也逐渐浸透到民间戏曲的创作中。三国故事被搬演于戏曲之中，至少在隋代就开始了。据隋代杜宝的《大业拾遗记》记载，三月三日上巳节，隋炀帝在曲江池大会群臣，观看“水饰”，即水上杂戏，其中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内容。唐代搬演三国故事的戏曲也一定不少，从李商隐的诗句“或谑张飞胡”可知，此时张飞面部的戏曲扮相已经开始定型化。但唐代的现存资料并不多。宋金时期，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民间，戏曲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喜爱的一种文艺形式，三国人物和故事就是其中普遍受到欢迎的题材之一。当时的影戏就喜欢搬演“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宋金杂剧中也有不少表演三国故事的。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十五记载宋金杂剧院本时，就列举了《刺董卓》、《蔡伯喈》、《襄阳会》、《骂吕布》、《大刘备》、《赤壁鏖兵》等六个三国故事剧目。到元代，杂剧成为一代文学的主流，三国戏更是成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类型。在钟嗣成的《录鬼簿》、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朱权的《太和正音谱》、臧懋循的《元曲选》以及王国维的《曲目》等书中，共记载了有关三国题材的杂剧大约六十种，其中现存二十一种。如关汉卿的《单刀会》与《西蜀梦》、高文秀的《襄阳会》、郑光祖的《三战吕布》与《王粲登楼》、无名氏的《火烧博望屯》、《美女连环计》、《千里独行》、《隔江斗智》、《桃园结义》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名篇。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普遍宣扬“汉家刘姓”为正统，这是当时在异族统治下的汉族人民民族情绪的一种反映。
三、文人加工阶段
    当然，《三国演义》的最后成书，主要的创作劳动应该归功于罗贯中。正因如此，罗贯中在文学史上才有其不朽的文学地位。大约在元末明初，罗贯中以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为根据，参照了大量的有关三国人物故事的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并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斗争经验，融会贯通，创编了这部情节丰富结构严谨、规模宏大的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代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认为《三国演义》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述百年，该括万事”，正是概括出了罗贯中创造性的加工创作《三国演义》的过程。
    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原稿今已不传。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代弘治甲寅年(1496)庸愚子(蒋大器)作序、嘉靖壬午(1522)年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世称“嘉靖本”。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末叶昼整理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将“嘉靖本”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清代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嘉靖本作了较大的加工修改及评点，使小说结构更完整，文字更畅达，艺术形式更加完美，但同时封建正统思想却更加严重。毛氏父子的修改本世称毛本，成为其后最流行的版本。今天所见市面各种《三国演义》，多以毛本为参考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