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崇仁口述：李万春和鸣春社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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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春先生

李万春和鸣春社科班

马崇仁口述

李万春当时自己挑班的班社叫永春社，他还办了一个科班鸣春社。他久占庆乐戏院，白天鸣春社的学生唱，晚上他挑着永春社唱，每周他唱八场。我在永春社什么活儿都来，以老生为主，基本上都是边边角角的零碎活。每天给我开19吊6的戏份，不到5毛钱，当时40吊是一块钱。本来应该开20吊，被管账的硬扣了4个铜子儿，当时两个铜子儿能买一个烧饼。在鸣春社就是实习演出，没有收入。李万春的演出比一般的大角频率高，也有他的道理，我觉得主要是他的负担太重。为了培养武戏人オ，他自己负担着鸣春社科班。背后没有任何财团支持，每天要往里搭多少钱呀！他不玩命唱戏行吗？

当年的班社没有固定的武行龙套、翻跟头的等等，都是由武行头统分派，这些人在各个班社之间“赶包”演出。从前门大街的园子到东城的“吉祥”，为了赶包应该坐三分钱的“铛铛车”，可武行们全都走着去，因此赶得及就在您这儿翻，赶不及就算了。这些演员的确也挣得太少，舍不得花钱，但的确影响了演出质量。

李永利、李万春父子

老爷子李永利对此十分不满，他是武行出身，农村人没什么文化，以为儿子是好角，又有俩钱儿，就说：“可着全北京能翻的有几位？全给我找来，我们给双份！”找来找去一共就八个人，怎么赶也赶不过来，没撤了。一天李永利对李万春说：“小老板，咱们自己打个科班怎么样？咱们以后不用外面的武行，用咱们自己的！”李万春高兴地说：“行啊！我没意见，他们都陪我唱戏，我当然高兴了，您跟我娘说吧。我当老师，您是师爷！”爷俩儿自我陶醉了一番，从没想过办一个科班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需要多少资金，没有认真地进行过估算，他们二人完全是出于一种对京剧事业质朴的情感。

老爷子仗着家里有60多万元的存款和100多所房子，说干就干，鸣春社马上就诞生了。老爷子说了，以后让他们瞧瞧，全北京的武行，咱们是头一份，谁也比不了！谁的“刀坯儿”最好？有人说，大概是原来在上海傍过盖叫天的许先生，不过此人已经退休回家了，人在河北霸县。老爷子马上说，请来，一定请来。给房子，给钱，把家眷全请来，让人家安安心心地教咱们的学生。老师是谁好就请谁，雷喜福、苏连汉、裘盛戎等有名的老师都在鸣春社教戏。

老师一共40几位，学生共有200多人。老师每天两餐，学生每天四餐。别的不说，每天的人吃马喂开销就不小。做饭要用四个人抬的大蒸笼蒸馒头，一天就是几大口袋洋面。日伪时期，不可能每天吃面，就一顿白面一顿窝头。老师家里都不富裕，就靠在科班这两顿饭，吃点好的。于是就到黑市去买米，回来给老师做饭、熬粥。再加上每月给老师的月规，没过多久就有些捉襟见肘了。房子一典就是10所，存款的数量也每况愈下。

李万春《武松打虎》

鸣春社的演出最高票价5毛，不够补贴伙食费的。学生们一学就是八年，中途让人家回家不合适，逼得李万春开始开源节流，为鸣春社想辙。李万春在上海演出很成功，每天能赚上千元，回来的时候抬着几个大箱子，学生们都以为社长发大财了。其实里面全是给孩子们做的薄底儿，上海的货又好又便宜。

当时一副旦角戴的“点翠头面”要上千元。为了省钱，仗着自己能写会画，李万春用在缎子上上漆的方法，把盔头的成本大大降低，一堂盔头的钱比一副“点翠头面”还便宜，一下子节约了一大块。现在舞合上很多地方都用这种头面，都是鸣春社兴的。鸣春社唱武戏，棉质的白护领既贵又易脏。李万春决定全改外购的白毛巾，让佣人每天散戏后洗毛巾，加一块钱的工钱，又节约了一笔。头上的鬃网子七八块钱一副，还非常易坏，就改用布睡帽代替，不影响勒头。有汗易馊，就可以洗。带甩发时，再用鬃网子。

李万春《十八罗汉收大鹏》

李万春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必须要保证鸣春社有稳定的收入才能把科班维持下去。为了既让学生唱戏，又能提高上座率，他开始动脑筋。听说上海的连台本戏《济公传》既赚钱又上座，于是自己订了“霸王号”的飞机票和上海的酒店、戏票，跑过去学。下飞机，进酒店，吃饭，看戏。散戏后请《济公传》的有关编剧、布景、彩头等开会谈进京排戏及报酬之事。好在上海彩头班那套他完全门儿清，连来带去一共三天，北京这边《济公传》的广告就贴出来了。他给他们老三庆春排了这出戏，还没演出就有轰动效应。

后来像《猴王游月宫》等戏布景，都是他在上海看会的。因为他有绘画的功底，为了节约开支，回来后他穿着背带裤，站在梯子上，自己画布景。上海的舞台大，布景深远。北京“庆乐”的舞台小，他就把“庆乐”的后墙打掉了，把景深做到了“庆乐”的院子里，一下子就显得与众不同，“改良维新、新景新切”的特色就出来了。

李庆春《济公传》

现在娱乐圈的宣传手段讲究炒作，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这都是李先生玩剩下的。他对记者说，前不久他母亲到杭州西湖游玩，忽然前面出现了一片乌云，回来后对他们说，刚才看见济公了。于是，回京后开排《济公传》。由于剧目编排得当，戏红人也红，庆春因此一炮成名。当时的人们都比较迷信，认为看这出戏会有神灵保佑，于是“庆乐”被挤得人山人海。观众还跟着在门口烧香，那檀香烧得都离谱了，这就是李先生的造势手段。

为了维持鸣春社，李家的60多万元积蓄可以说全部用光，房子也典没了。尚小云家大概用了70多万元，两家是名副其实的“毁家办学”。李家父子等于骑虎难下，只得靠永春社玩命唱戏，来补贴鸣春社。最后连人家送的80多个银盾都卖了，家里的日子都不好过了，老太太对万春大哥一通臭骂，他只得给老太太下跪，祈求她的原谅。后来他再一摊上“官司”，进去了两年，永春社不唱戏没收入，科班不得不报散了。

梅先生就说过，一个绮霞（尚小云），一个鸣举（李万春），将来准得倒霉，打科班必败家。想当年俞五爷（俞振庭）没办斌庆社的时候多阔，五房太太，五所宅子。办了科班之后，学生在他面前师父长、师父短的，俞五爷得意，最后他穷到我们大家过年得给他唱“搭桌戏”。人家富连成后面有大财东支持，你们就靠自己唱戏办科班，谈何容易呀？梅先生与李万春是亲枝近派，才说了这番体己的话，后来果然应验了。但从为京剧事业培养人才方面来说，万春大哥和尚先生功莫大焉。

马龙 撰著《听歌想影话梨园》  团结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