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以同道为朋——深切怀念邹振亚先生

君子以同道为朋

——深切怀念邹振亚先生

初识邹振亚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在东营市委宣传部工作,兼任市文联主席。那年东营市书画院举行成立大会,邀请省书画届的一些名家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参加,其中就有邹振亚先生。虽然结识在会上,交谈也是会间初识的寒喧,但先生温文尔雅的气质和谦和谨严的君子之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会间市书画院举行笔会,邹先生给我留下一幅篆书:“学无止境”。当时我三十四、五岁,在市里尚算年轻干部,邹先生所赠,让我感受到一位长者对一个尚还年轻的宣传文化干部的期许。其时,东营建市才几年,宣传文化系统的各个机构成立不久,干部是从县区和油田抽调的,如何适应一个地级市宣传文化工作的需要,大兴学习之风是摆在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和同事们共勉:不同层面的宣传文化干部,有不同的素质要求,但在同一层面的党政干部队伍中,宣传文化系统的工作人员,应当是党政干部队伍中的思想家、笔杆子、文化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领悟邹先生“学无止境”的题赠,除感受到激励和期望之外,还有一种两心相契的同道之慨。我请人把字装裱好,挂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成了我抬头即见时常惕励的左右铭。
1997年底,我从东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任上奉调省文联工作,邹先生所赠的那帧“学无止境”,便与我一起来到了省文联机关和邹先生寓所所在的济南经六路小纬二路100号。
到任不久,我去“韦绝簃”拜访已经离休7年的邹振亚先生。推开房门,我只向临窗伏案研读的邹先生望了一眼,便不由得被先生身前身后的书橱里、案几上,还有书房四隅到处堆放的书籍报刊各种读物攫住了。邹先生招呼着热情地迎接我,我醒过神来,忙不迭趋身想握住先生伸过来的双手,一时却不知怎么在书堆里插脚前行,踌躇间险些绊倒。先生把我扶住,一边爽朗地笑着,一边自责自己疏于收拾。邹先生招应我在他书桌对面坐下,表示欢迎之后,向我介绍了不少文联的情况,言谈中不乏鼓励和期望。虽然与先生七、八年前在东营初识后一直没再联系,再次谋面却觉得就像师友故交,十分亲切。那天与先生相谈甚欢,我说当年他以“学无止境”相赠我受到的勉励教益,他讲把书房取名“韦绝簃”的自警自惕,说来说去,话题总会落到读书学习上。如果说那年邹先生以“学无止境”相赠是言传,这次踏进“韦绝簃”那一瞬感受到的强烈冲击,则是先生对我“学无止境”的身教。

学无止境

临別,我把自已的散文随笔集《思想的颗粒》奉上,请他教正。时隔不久,邹先生打过电话来,说“大著”拜读了,有很多感受,想与你交流,方便时我去你办公室。不忍劳驾先生,我再次去了韦绝簃。邹先生拿起案头我那本拙著说,我认真读了,读了两遍,很喜欢。他鼓励我说,你的散文讲究景、情、理交融,情意动人,启人心智;书中的杂文随感,关注现实,内容广博,擅于思辨,表达了许多独到的思想见解。邹先生热诚的评点让我受到莫大鼓励,同时又感惶愧。邹先生见我有些不好意思,便说,我说的这些,可像你的文章,是有感而发,并且是真情实感。说着,他打开抽屉,取出一个鼓鼓胀胀的纸袋,从中取出一摞卡片递给我,“你看,我还作了读书札记呢。”说完,他忙着去泡茶。趁这功夫,我把卡片大略翻读了一遍。这些卡片有上百张,对书中多半篇什都作了评点。有赞赏和鼓励,有共鸣和感叹,有引申和阐发,热诚中肯。卡片大都写满了正反两面,字迹工整,连标点都一丝不苟。我猜想,这应是先生阅读时先记于书眉,之后整理誊抄到卡片上的。这样边读边思考边作札记读完30多万字,然后再誊抄,占用了先生多少时间。我记起他《韦绝簃碎笔》自跋的最后一句话“我最需要的东西,是时间,时间,还是时间”,愈发感动也愈发不安。我对邹先生说,不过一些“颗粒”而已,不足为道,让您这样费时劳神,实在不好意思。邹先生笑道:“我那本集子,不也是'碎笔’吗,你颗粒,我碎笔,不约而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君子以道为朋,我们是道友啊!”离开韦绝簃,邹先生把那些卡片放回纸袋交给我:“带回去作个纪念吧!”

君子以同道为朋

一天,我一上班,打开刚收到的《中国艺术报·中国书法学报》,赫然看到,一版以整版的篇幅刊载着记者访谈邹先生的文章:《始于临摹,成于变化——访著名书法篆刻家邹振亚》。我一气读完,对邹先生的人生经历、创作道路、创作成就和艺术思想,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对先生愈发仰慕。禁不住复读一遍,这才发现文后还配发了先生一幅书作和3件篆刻作品。意想不到的是,其中一方印章的释文,竟是我的名字。我不曾向先生求印呀!我当即打电话给他,先生说你的这枚名印刚完成不久,还没来得及送你呢。对这件作品我自已很满意,记者要为访谈配发作品,就发图片给他了。我知道,这是一篇对邹老艺术人生带有总结性的访谈,限于版面,只配发了先生4件代表性作品,而邹老为我的制印就占其一。我掂得出这枚印章在他篆刻作品中的份量,更深感先生对一个忘年道友的深情厚意。

有一次相聚,邹先生提出来,一段时间以来,文艺界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良现象,我想就个人想到的几个问题,和你在一块探讨一下,时间不固定,见缝插针,一事一议。这对我可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于是一拍即合。邹先生知道我下午下班习惯晚回去一会儿,有时他便去文联办公楼上找我;隔一段时间,我也会成为韦绝簃的不速之客;他若得知这个周末我没回东营,便去仁爱街我暂住的济南市政协招待所敲我的房门。
议题多是邹先生提出来的,说是讨论,其实,这些放在他心上的问题,差不多都已深思熟虑。我便注意仔细聆听,偶尔也谈一点个人看法,或提出一个向他深入讨教的问题,意在引发他即兴发挥,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个期间我们的话题,主要聚焦在两个问题上面。一是针对忽视甚至丢弃传统,偏面理解和追求创新的现象,讨论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二是针对文艺创作中急于求成的浮躁现象,探讨精品生产的规律。
继承传统是一个老话题,容易陷入吸取精华、摒弃糟粕,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的泛泛议论而深不下去。而邹先生,往往从存在比较普遍的现象切入,然后展开分析。他对传统与创新对立统一本质属性的把握,对丢弃传统盲目创新现象及其成因的剖析,对正确认识和对待继承传统与勇于创新的思辨,对在文艺工作中如何把这些认识付诸实践的对策,条分缕析,纵横捭阖,一一作出深入阐发。一次,邹先生把他对传统与创新关系的中心论点写到一张稿纸上带给我,让我推敲。至今我还记得那段话的大意:传统与创新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不可分割。今天我们谓之传统的东西,就是昨天创新成果的累聚。今天优秀的创新成果,也必将成为明天发扬的优良传统。倘若今天的创新不能为明天继承和发扬,这样的创新是没意义的。传统只能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而不能人为地超越。这一论述,从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矛盾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把传统与创新放在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链条中加以观照,对什么是传统,什么是创新,二者对立统一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独到、深透通达的阐释。
对于在艺术创作中趋时追风、急于求成的浮躁之风,邹先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对这一现象,他从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上探其认识误区,从急于求成的各种表现分析其功利动机,从违背创作规律必将影响文艺创作健康繁荣论其危害,有根有据,令人折服。我听省文联的老同志讲,邹先生在书协主持工作期间,对自己约法三章,不参加书展,不发表作品,不接受媒体对个人的宣传,身体力行,引领同道特别是青年书家,弘扬优良文化传统,不摹虚名,不赶时髦,勇于探索和创新,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扎实迈进,但仍有某些青年作者经不住功利的诱惑,心浮气躁。邹先生告诉我,前些年,某市一位青年书法爱好者,学书没几年,小有所成,便筹划办展,并请邹先生作序。邹先生苦口相劝,但对方听不进去,说筹备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停下来也不好,并依然恳请邹先生作序。邹先生见状回复说,如一定要我作序,可以,但我会实话实话,你要有思想准备。邹先生在序文中,借题发挥,旗帜鲜明地表达了青年书家不宜急于办展的看法,并对这位青年创作的不足和问题,毫无保留地作了评点。“我以为他不会用的,后来他还真的作了展览的前言,并且只字没改。”说到这里,邹老露出了释然的笑容。

神游物外

在与邹先生讨论这些话题中,我感受到,先生不仅勤于学习,而且善于思考,他的思想有深度,且善于综合运用正向、逆向、多向的发散式思维进行思考,思辨力很强。这一切,源于他大半生艰苦自觉的思想文化修养,源于他长期不懈探索和实践的经验累积。
在这期间,我还注意从他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情态上,去感悟他、理解他,从中汲取完善自我的营养。这种工作常常是在一次讨论过后,我在类乎反刍的回味中完成的。
我曾想,平日里,邹先生言语温和,不疾不厉,何以谈到这些现象和问题,有时却声色俱厉,甚而表现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呢?我悟到,这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责任感、使命感使然。一位已经离休十载的老同志,舍此还有什么会驱使他这样认真执着、处心积虑地去研究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我还这样揣摩过他。先生思想敏锐深刻,待人处事内方外圆,一向温文尔雅。何以在诸如青年书家个展的序言里,表现得内方外也方,直言不讳,还不到办展的时候,书作还有诸多毛病。这有些不合时宜、不近人情了吧?最终,我是这样把邹先生的内方外也方与内方外圆统一起来的。内方外圆是以诚善为本的。诚善为王,方圆为臣。邹先生对人对事的外在态度虽有不同,但都根于内心的诚善。由此,他会当圆则圆,当方则方;应柔则柔,应刚则刚;宜曲则曲,宜直则直。设若囿于人情世故而一味外圆,内方便失去价值,外圆岂不近伪?
邹先生,至诚大善真性情,君子也!

在与邹先生几年的交往中,有两件事还让我深切感受到这位12岁入伍、17岁入党的老革命,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定的信念。
2000年春节前夕,省书协举行迎春联欢晚会,书法界的知名人士济济一堂,观看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那晚我和邹先生同席而坐。演出中有一档杂技节目,演员演技十分精湛。背景音乐是《游击队之歌》,但大屏幕上出现的却是日军从据点荷枪出动的场景。我发现本来满脸喜悦的邹先生突然面露愠色,显得十分激动。我也觉得很不舒服,以为可能是后台放光盘的工作人员操作有误。第二天一早,我刚起床,邹先生便来敲我的房门了。他说搞清楚了,不是播放有误,是光盘的制作有问题,工作人员的责任是事先没打开光盘审查。他列举了一段时间以来,他观察和感受到的不少类似现象和问题。显然昨天晚上的事,触发了他的忧思。他说,这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出在文艺工作的方向上,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市场监管上存在的问题,这个苗头应当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注意。当即我们商定,以他的名义,用书信的形式向省委宣传部反映;由我面呈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光林同志。我把信送给陈部长,他当即喊来分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王凤胜同志,要求针对邹老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结合宣传部以往掌握的相关情况,作出专题调研,提出端正文艺方向,加强文化产品生产和市场管理,促进文艺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过后,王凤胜同志组织有关部门作了大量工作,并给邹振亚先生复一长信,对邹老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表示敬意和感谢,还通报了宣传部调研之后形成的工作意见的主要内容。我把王凤胜同志的信转交给邹先生,他读完长舒一口气,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2002年4月,邹先生罹患肺癌,住进了医院。当时我正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参加为期一年的学习,暑假回来去医院看望他。他不在病房,床头柜上,放着一摞夹着一张张纸片的书卷,我注意纸片上的字迹,依然那样秀挺遒劲。护士告诉说,今天邹老和夫人到十六里河去看新房子了,最近准备搬家。从他的笔迹和张罗着搬家的举动上,我想象着他病后的状况,心里宽慰了些许。
翌年春,我学习结业,再去医院探望,邹先生身体已十分虚弱。他平躺在床上输液,清瘦的脸上戴着吸氧面罩,原本阔大的额头显得更加突出,我心里不由一沉。趋近在他床头一侧坐下,没待我问候,他便问起我学习的情况。我看他说话费力的样子,把吸氧罩帮他重新戴好,示意他少说话。他轻闭双眼,握住了我的一只手。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是多余的了,我只想就这样在他身边多坐一会儿。突然 ,他又把吸氧罩拉到颌下,两眼盯着我,断断续续但却十分认真郑重地说道,得志同志,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当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肮脏的血,可是我们现在提出,允许和鼓励属于个人的资本参与收益分配,这该怎么理解?对邹先生到了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转瞬又觉得一点都不突然。人们对邹先生身份角色的认知,多限于他是一位为山东书法篆刻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资深文艺工作者,一位学识渊博、业精艺高的著名书法篆刻艺术家,但却忽略了,他还是一位不改初心、永葆本色的革命者。病入膏肓,来日无多,还苦苦思索着这样一个高难艰深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从心底生出一种崇高的敬意。邹老的发问,是在快要去见马克思的时候,对自己追求信奉一生的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吗?恰恰相反,一如他对文艺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要认真学习研究,弄清是非,进而达到自觉一样,面对政治思想领域的新问题、新理论,一时有惑,他也一定会追根究底,弄个明白,实现自觉,与时俱进,不然会不能自已,甚而死不瞑目。信念的坚定,源于理论上、思想上的通达、信服和自觉。那种不明不白、盲目信从的所谓“信念”是靠不住的。邹振亚先生的发问,诠释了什么是、怎么能真正做到信念坚定,也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终生不渝的责任和情怀。
邹先生的困惑,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劳动价值论的认识问题。这也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后,全党和思想理论界集中研究创新的重大理论课题。这期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带着像邹先生一样的困惑,作了比较深入的学习和思考,并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前沿》杂志发表了《从理论创新的意义上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一文。若在过去,我会把个人的学习体会和研究成果合盘托出与他分享,就像他向我讲述关于传统与创新的思考一样。而面对眼前的邹先生,我却十分纠结,既不忍和他说过多,更不能对他的发问不作认真的回应。我努力思索着,如何用最简短的话语而又能说到点子上使他明白。我看了看坐在病床对面的邹老夫人王一曼老师,她会意地点了点头。
听我讲完,邹先生若有所思地颔颔首,我感觉被他一直握着的手紧了一下,我把掌心贴紧了他的掌心。我知道,这将是与我的忘年道友最后的握别……

得时名易留史名难

备注:邹振亚1931-2003,1944年入伍,1946年开始从事文艺工作,曾任中国美协山东分会秘书长,中国书协山东分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书协第三届常务理事、篆刻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山东书协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理事,山东印社社长等职。此文系作者为纪念邹振亚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所作。

作者简介:卢得志,利津人。先后在利津县教育系统、利津县委、东营市委,山东省文联、省作协、省新闻出版局、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人大常委会供职。系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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