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仁厚：进德修业的形态与时宜——从牟宗三先生的性情说起
案：本文系蔡仁厚教授于牟宗三先生逝世三周年忌日鹅湖人文讲座之讲词。
（一）
大家都知道，“鹅湖”从开始以来，就具有一种“学园”的性格。学园里面，有精诚的贯注，有理想的提揭，有学问的讲论，有文字的表述，这些，鹅湖都有了。二十多年来，鹅湖的师友，在贯彻精诚和提揭理想上，表现得很真实平常，很通达一贯。其中有前辈师长的精神感召和人格熏陶，也有圣贤之学与圣贤之道的潜移默运。在学问讲论方面，除了各自在教育的岗位上天天上课教书之外，还有各种规模不同、方式不同的座谈、讨论、演讲，以及论文研讨会和国际学术会议。在文字表述方面，有“月刊”，有“学志”，有系列的“学术丛刊”（含会议论文集），也有一般的“书籍出版”。至于各人个别发表文章，出版专书，更是多姿多采，大有可观。
我这样简单地提一下，是想表示：鹅湖的朋友，对于进德修业，并没有疏忽，而且有所表现，有所成就。而近年来的“儿童读经”，更可视为“进德修业”的“灵根自植”。我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后，必将日渐茁壮，而花果满树，灿烂缤纷。但是，我们所做成的，还是很有限，很不够，所以鹅湖应该更加努力，更求精进。尤其在前辈师长皆已大去，而我们这一辈的朋友也已进入老年。因此我一直热切寄望于后进新锐，奋发踔厉，相续成为龙象，以负起传道弘道的责任。
今天是牟老师逝世三周年，鹅湖的人文讲座也订在这一天开始，同时约我来担任第一回的演讲，心里既感动，又惭愧。今天这个讲题，一方面点出人文讲座的重点之一正是进德修业。而同时为了纪念牟老师，所以先从他老人家的性情说起。
（二）
牟老师的性情，大家都有接触而各有所知。他自己在早年《说怀乡》那篇短文中，曾经提到他是一个“在苍茫气氛中，混沌流荡”的生命，因此显得“太孤峭，乏润泽”，不过，他却并不自认有所谓“傲慢”。（世俗所说的傲慢、谦虚、根本不入他的意识，在此，实有一种不受拘碍的生命本然的洒脱。）在另一篇《哲学智慧的开发》文中，他又指出学哲学的人要有逸气（智），要有汉子气（勇），要有原始的宇宙悲怀（仁）。一个有哲学气质的心灵，乃是天地灵气之所锺，无论处于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这种清新俊逸之气。
事实上，“清新俊逸”也正是牟老师特显的性情。我曾用四句话来表述牟老师：气性高狂 才品俊逸 学思透辟 义理深彻
我们如果要从牟老师的身上来说“敦品励学”，这四句话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恰当性。牟老师常说他的生活语言和生活样态，都很随意，往往不在规矩法度中。所以梁漱溟先生不欣赏我们牟老师。他问熊先生：宗三坐无坐相，站无站相，走路没有走路相，您欣赏他那一点呢？熊先生轻轻回梁先生一句话：宗三有神解。后来更说：北大自有哲学以来，唯宗三一人为可造。而梁先生却“见面不相知”。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孟子所谓“知人论世”的道理。
牟老师说，中国有一个“知人之学”的老传统。如何知人？如何了解人品？如何欣赏一个人的生命气质和根器性情？其中都有各种道理存焉。这些道理，在传统的学问和传统的社会里，一直都是存在的。可是民国以来新的知识分子，对此却懵懵然无所知，结果是有知识而没有教养。这是很不好的，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牟老师说，他所了解的有关做人的道理，都是熊先生教的。面对熊先生，你必须懂得领受。假如某人被熊先生骂一顿，就说熊先生脾气太大，而不再来亲近了，这样你就得不到熊先生的好处。牟老师说他和熊先生处得最亲切，就因为他们师生脱略俗套，以真性情相处。所以教者乐育英才，而学者受益无穷。
其实，中国传统的民间，也自有它深蕴厚蓄的教化功能。在此，我可以举述二件事。一件有关唐先生，唐先生说他家乡四川的父执辈，从来不当面称赞唐先生。但后来发现这些前辈随时都在关爱唐先生，为唐先生多方揄扬。唐先生说，这就是中国民间教化传统中一番提携后进的道理。另一件有关徐复观先生，徐先生的夫人是富家小姐，很娇贵，二人结婚之初，新夫人大而化之，好像什么事都不懂，都不会。后来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徐夫人到乡下住了几个月，二人再见面时，徐先生发现他这位太太变了，什么都会了，什么都懂了，人情世故，家务操持，全都清清楚楚，有条有理。徐先生说，他没想到中国农村的教化力量仍然如此深厚。抗战胜利后，牟老师在南京，曾在徐府借住一些时候，他非常称赞徐夫人，说，徐夫人才真像一位太太，还说徐先生的福气，都是从他太太那里来。好了，话说得有点远了。不过，这些话还是和“进德修业”密切相关的。
（三）
刚才说，梁不懂得欣赏牟老师的性情，所以二个人一直不相契合。牟老师进德修业的形态，不同一般。四十二年前唐先生在一封回信里说牟老师“天梯石栈，独来独往”，而且无论生活与学问，都有“大开大合”之处。唐先生还说人文友会的“诸同学能从之游，甚为不易”。这表示牟老师有他的奇特处，不适合一般的尺寸，所以跟他学的人，也可能非常辛苦。（不过，晚年的牟老师就慈祥得多了。他自己也说“老来多慈心”。这句话是很懿美的。）
牟老师的“敦品”，不是言行上的温文儒雅，也不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他是超洁的高狂，不羁的俊逸。记得1982年夏天在夏威夷开朱子会议，傅伟勋、刘述先、我三人一起聊天，傅连问三句话：牟先生为什么没来？这样的学术盛会他真舍得不来吗？他真的这样潇洒吗？述先回答道：牟先生本来就很潇洒，他不想来就不来，他没有什么瞻前顾后的。刘教授的话是对的。牟老师一切都是称性而行，当下即是。他的生命中有丰富的“智、仁、勇”，有刚拔的“直、方、大”。那都是他真朴开朗的生命自然显发出来，不假修饰。（有人说，第二代的新儒家，唐先生是仁者型，牟先生是智者型，徐先生是勇者型。这话虽然可以表示一种意思，但也不免简单化了。一个真儒，其表现虽或有所专重，但生命中的智仁勇则是同原同根的。）
牟老师自己曾说他不做工夫，只做“开朗”二个字。其实，开朗就是大工夫，等于孔子的“无隐”。生命中没有隐私，没有暗角，干净纯洁，清明爽朗，岂不是大工夫？一个朗朗的生命，行走在朗朗的乾坤里，他和熊先生一样，都是乾坤禹域中特显高狂的真人。在待人接物、立身处世这方面，牟老师显得很疏简，但也很真朴。他对人不取世俗的礼貌（虽然他也常说礼貌也是一种教养），甚至还偶作“青白眼”，时发“狮子吼”，而棒喝劈头而来也是有的。但我们能说牟老师发脾气，教训人，骂人，就是修养不好吗？修养难道就只是温文儒雅吗？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对于牟老师的晚年，我们都只注意他讲学的光辉，却没有去体贴他生活中的孤峭、心情上的忧困。他偌大的年纪，每年香港台北来回跑，日常生活无人照料，还得惦记健康欠佳的夫人、公子。后来山东的孙女出来了，又不能在台北长住，老人的心情可想而知。在这种境况之中，牟老师对自己的身体和生活，却能调适得宜，有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松紧之间的斟酌拿捏竟能恰到好处。我认为这就是一番大的修养。加上他直到耄耋之年，犹然刚大正直，其懔然强烈的文化意识和道德意识，更显示他完成了一种非常的修养。他不忧不苦，而能长年累月勿忘勿助，从从容容地把儒、释、道，把康德，都作了最好的诠释，所以临终之时，回想一生，虽觉得诸事多憾，但“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这句话的真实性，世人不必致疑，它的确说得持平如实，不增不减。）试问，没有大的修养，能有如此的成就吗？一般所谓的修养，所谓的人品，和牟老师的大修养相比，真是不可以道里计。牟老师的生命之路，是由高狂而通向圣贤。这样的人品，升入孔子的门庭，自可无所愧怍。
牟老师的“为学”，本无计划。但他心中一直“必有事焉”，一直存有一些本质性的问题。一旦酝酿成熟，一部书便出来了。他做大学生时，天天清水馒头跑图书馆，早上进馆，傍晚出来，非常勤奋。六十以后，体力较差，但每天上午必做二三小时“功课”，下午便下下棋，晚上听听戏，形式上已看不见他在勤奋工作了。但天天二三小时，勿忘勿助，日积月累，便自自然然地完成了他那“古今无两”的名山事业。在八十岁的寿宴上，他说：自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是即“反省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以开中国哲学之途径”。在《时代与感受》自序文中又说：我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人类价值标准与文化方向而奋斗以申展理性”之经过。这种话，一般的师儒学者敢说吗？说了而也能“言之由衷”吗？我们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进德、修业上，牟老师都是可以做典范的。
（四）
以下，应该归到正题，说一说进德修业的形态与时宜。
进德的目的，在成就人品。人品是“天爵”，不是“人爵”。人爵必须求之于外，是朝廷君王给予的尊贵。天爵则是人人本有的先天的“良贵”，但“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的天爵还是要由人来“修”的。所以孟子有“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的说法。这类似康德讲“德”和“福”的问题。照儒家的道理来说，德是天爵，福是人爵。但“德性”虽是先天的，“我固有之”，“人皆有之”；而“德行”却是通过实践而成就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道德没有现成的，必须靠一代一代的人去实践，去成就。而各人所成就的人品（人格）又各有不同。是即进德修业的形态问题。
唐先生在《孔子与人格世界》文中，分人格类型为六种：第一类是纯粹的学者、事业家型，第二类是天才型，第三类是英雄型，第四类是豪杰型，第五类是偏至的圣贤型，第六类是圆满的圣贤型。唐先生指出，第一类型的人物，可以在一般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训中培养出来，他们个别的成就虽然有大有小，但在人格价值上应无高低之别。而第二、三、四、五各型中的人物，则先天的成分居多，所以欲使人人成为天才、英雄、豪杰、或宗教性的圣贤，在事势上有所不能。至于第六类型，则指孔子以及孔子教化下的圣贤人物，这是唐先生整篇文章最后的结穴，也是最有通慧通识而且最有灵感的部分。十年前，纪念唐先生逝世十周年的学术会议在香港召开，我提的论文是《唐君毅先生论人格世界》，文中曾把唐先生这六个类型再归为三组：
1.人格世界的基型（纯粹学者、事业家型）：
所谓基型，其意义有三：（1）这一类型的人格，是原则上人人可以自勉而勉人的，也是现实上人人可能做到的。（2）社会大众的人格，也正属于这一类型。他们在分门别类的学识知识上，在各行各业的工作事业上，一心只想探究真理、做好工作、成就事业。尽管从客观外在的成就上看，各人的贡献有大有小，但从“专心致志，始终贯彻”的行事上看，都表现了同样的精诚。（3）当人们对于从事学问知识之研究的学者专家，对于终身尽忠于一事的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能普遍地加以尊重，而了解之、欣赏之、崇敬之，则在他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必可有所充实而自然受益，自己的人格也可因此而获得提高。而这样的社会，也必可显发蒸蒸日上的兴旺之象。
2.人格世界的特型（天才、英雄、豪杰、偏至的圣贤）：天才、英雄、豪杰，以及偏至的圣贤，最容易使人歆羡、赞叹、歌颂、崇拜。但这四种类型的人格，先天的成分居多，非人人所可企及，所以都是人格世界中特殊突出的人物。天才的性情与生命，必奇特，必精采，也常常是迷醉的、狂飙的，故中国有“天上谪仙人”之喻，而西方又有“天才与疯狂为邻”之说。天才也常能勤奋努力，但勤奋努力并不能造就天才。庸才之勤奋努力，从道德上说，虽然比天才多得自然恩赐者更可贵，但勤奋努力者必须佩服天才，推尊天才，此则又见天才之可贵。
英雄也是天才。文学艺术与哲学中的天才，由神思以显示其生命之光采与风姿，而军事政治天才的光采与风姿，则通过意志的感召力与鼓舞力而显示。神思胜者，意志恒弱；意气横逸者，神思常若不足。这二种天才，似乎难分高下。但神思是个人之事，而意气感人则见生命力之充沛，故英雄型之天才，更易为世人所歌颂。唐先生又特别提到牟老师论天才之意，以为天才型的英雄，乃是以其生命自身之风姿与光采慑服人。而“最高之天才，乃不成套、无一定之系统者”。故“文有文套，武有武套”的李世民，不如“豁达大度，不滞于物，而气象足以盖世，光采足以照人”的刘邦。而提得起放不下者，又不如提放自如者之格高。如亚力山大至印度河而落泪，拿破仑再困孤岛而抑郁，便不如刘邦晚年欲易太子，及知太子羽翼已成，便放手；也不如陈抟本有志于天下，及闻赵匡胤黄袍加身，便撒手入华山为道士。西方一味崇拜英雄，既不知英雄之格有高低，也不知英雄之上有豪杰。
豪杰一格，特见重于中国。豪杰必有真性情，与天才、英雄之以神思、气概胜者不同。天才人物必求有所表现，而英雄常有命运感，直觉有一不可知的命运驱迫他前进，气机鼓荡，不到失败不罢手。天才英雄提得起而又放得下者，近乎豪杰，然能到达此境者甚少。放不下，停不住，便不算自作主宰。而豪杰则自始便能自作主宰。天才与英雄，不免求人知，求人附和，故有功名之心；豪杰则常忘世俗之毁誉得失，而能独行其所是。故豪杰之行径，常见其出于不安不忍之心。据此而言，独清独醒，自沉于江之屈原，是豪杰精神；“受任于败兵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诸葛亮，是豪杰精神；“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的墨子，是豪杰精神；另如鲁仲连义不帝秦，荆轲以匕首刺秦王，张良椎秦始皇于博浪沙，皆是大豪杰。豪杰心目中无英雄，是即英雄不及豪杰处。又如西度流沙，万里求法之玄奘，是豪杰；文起八代之衰，万死不悔以排佛老的韩愈，也是豪杰。豪杰之士，“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故奋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莫不兴起。推极而言之，无论其名见不见经传，凡有真知灼见，有担当，不计利害得失与毁誉成败，而能“独有所为”或“独有所不为”者，皆是豪杰精神之表现。
但以豪杰与圣贤比，豪杰又低一格。圣贤能狂能狷，皆能表现豪杰精神；但圣贤不止于狂狷，故能超越豪杰。豪杰精神常由外在之激荡而成，其精神与世相抗，故细微之矜持在所难免；圣贤则将一切矜持之气放平而忘我，使真性情平平呈露，并由此而显示一往平等之理性。此即圣贤超越豪杰之处。圣贤有两格，一为偏至的圣贤，一为圆满的圣贤。偏至，谓偏而至于天。偏至的圣贤，即指宗教性的人格。如默罕默德、耶稣、甘地，皆崇拜上帝，释迦则只肯定一绝对超越人间之境界，武训虽不必有上帝之信仰，但他念及人须识字受教育，即以行乞之积蓄兴学，此正表现一宗教性之至诚。唐先生指出，宗教性的圣贤人格之所以伟大，主要见于其绝对忘我而体现一无限之精神，故注定要为一切有向上精神之人所崇拜。圣贤不须有人们之所长，而世间一切有抱负、有灵感、有气魄、有才情、有担当的事业家以及天才、英雄、豪杰，站在圣贤之前，总皆自觉藐小而低头礼拜。
3.人格世界的常型（圆满的圣贤：孔子）：耶稣、释迦、默罕默德，销尽世间之精采以归向绝对无限之精神。但也由于他们之销尽精采而烘托他们的“偏至、超越”与“神圣”，而此“偏至超越与神圣”之本身，对世人而言又是在显精采。而孔子则连这些精采也加以销掉（大而化之），使一切归于顺适平常。孔子之真诚恻怛，一面是“如天之高明而涵盖一切”的超越精神，一面是“如地之博厚而承认一切”的持载精神。而孔门诸贤全都涵容在孔子的圣贤教化之中，而未尝以“天才、英雄、豪杰、宗教性之人格”显，他们的才情声光，在孔子面前放平了，浑化了；他们的人格精神，在孔子的德慧感润之下，同一化于孔子，而归于永恒。依唐先生的体认，佛耶之教，总只是向高明处去，故人只觉其神圣尊严。而孔子之大，则大在极高明而归于博厚，以持载一切，承认一切。所以孔子教化各类型的人（有教无类），也尊重佩服各类型的人，他不但佩服与他精神相近的人，也佩服与他精神相反的人才（如以殷人之后而佩服文武周公，称颂周之文化，以及对南方隐者之流的尊重与礼待）。
凡教来学，以开后世之学术，必资乎高明之智慧；而承前圣，以继往古之文化，则必资乎博厚之德量。如果说，一切圣贤皆是上帝之化身，则上帝化身为耶稣，为谟罕默德等，只显示一天德；而其化身为孔子，则由天德开出地德。天德只成始，地德乃成终；终始条理，金声玉振，而后大成。
总之，孔子之精神，即是超越的涵盖持载之精神，亦即一绝对之真诚恻怛。诚之所至，即是涵盖持载之所至，亦即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无限精神之所至。同时，真有孔子之精神，则又必能开展心量，致其诚敬，以学习他人之所长。中国文化固然宗奉孔子，而亦未尝排斥外来文化。孔子人格精神之伟大，诚不可不学。
五
上节以较长之篇幅说明人格世界的类型，也就是讲说进德修业的形态。既能成形态，当然各有价值。但无论什么形态的创造和完成，都有时宜的问题。譬如上述“基型”中的纯粹学者和事业家，你选择做那一类的学者，或从事那一类的事业，固然和自己的才分、能力、兴趣有关，也同时和客观的时代环境有关。如果依孔孟论狂狷的意思来说，则狂者狷者固然是各人主观的性情，但如何表现狂之进取有为，如何表现狷之有所不为（有守），也仍然要有时宜的斟酌。同一个人，可能此事须狂，彼事须狷，此时此地须狂，彼时彼地须狷。同一件事，今日去做可能要狂，而明日情况起了变化，便可能要采取狷者的态度。同一时地进行不同之事，可能此事须狂，彼事须狷；或此事应先狂后狷，而彼事应先狷后狂。凡此等等，都是进德修业的时宜问题，必须措意加以讲求。孔孟周游列国，一面求仕，一面讲学。王阳明在江西平乱之时，也是一面用兵，一面讲学。讲学，不只是“论道”之理，更要讲求“行道”之宜。这是可以从论语孟子书中以及宋明儒者的语录中得到印证的。
孔子所谓“无可无不可”，孟子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也正是时宜问题。还有儒家讲求“因革损益”，理学家讲论“理一分殊”，也与时宜密切相关。人生的过程和历史文化的演进，都有因革损益，其善者因袭下来，其不善者革而去之，其多余者减损之，其不足者增益之。我们持守的原理原则只有一个，并无更改。但我们处理事情的态度、方法、步骤……则必须随时斟酌，随事调整，以求时时得宜，事事得宜。理不变，要守住；事则随分随宜，可以变通运用。此便是所谓“理一”而“分殊”。（分、读去声，指行事之分。殊、异也，不同也。）而儒家还有更古老的所谓“守经通权”、“守常应变”，也正是切关“时宜”的道理。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中庸讲“时中”，礼记也有“礼、时为大”之说。一个“时”字便可使儒家不停滞、不封闭，而能“日新又新”。可见道理从来不曾欠缺，只是我们自己不理解、不认取，所以真理大道隐而不显。而我们的时代乃成为“人文贫血”的时代，我们的社会也成为“道德麻木”的社会。
试看看，我们眼前的官府，眼前的政治人物，眼前的学校，眼前的大中小学的莘莘学子……他们到底成为什么样子了？我们摇头叹息，我们心怀不安，然则我们将如之何？“将如之何”？这正是大家的心声，也正是一个求好求善的起点。就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安不忍之心”，不断发出共同的心声：“怎么办？如之何？”人人如此反求诸己，道德心灵就随时都可能从麻木中醒觉。良心呈现做主，则行政、立法、司法以及教育、工商……皆可依循义理，发挥职能，各尽权责，各尽本分。这样，才是根本之图、有效之方。而进德修业的核心，正在于此。本不立则道不生，良心就是本。如果良心不起作用，只说一些官话，或者只知道求上帝、求神佛，其结果还是会落空的。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