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中日战事：由山海关事变拐弯（下）
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
题记：写这类文史文章非常辛苦，6000余字，可谓心血。借文贺岁，还望诸君看后，三点一转。
伪满宣布成立之初，即在其《满洲国建国宣言》提出领土要求，提出长城以北关外，包括热河在内的东北四省，均属所谓“满洲国”的法理领土。
伪满建国宣言得到日本以《日满议定书》认同。热河随即成为日军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侵略目标。
进入1932年夏秋，中日关系继续恶化，日军关东军以其精锐第8师团之铃木美通第4混成旅团主力部属山海关以北绥中地区，对东北军山海关防线形成威压态势，使得热河局势变得急剧紧张。
然而，掌控热河地盘的东北军大佬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等人既要维持华北及热河割据状态，为拒绝民国行政、军事、外交援助应急热河危机，同时企图缓解日军进逼，遂集中东北军主力部属在平津、华北一线。
热河防线疏于戒备。
其中，守备热河最为要紧的辽西走廊南端门户山海关的军队，仅东北军独立第9旅主力。
兵力空虚如此，使得日军轻易得到再次冒险的良机。
进入1932年冬季，张学良玩尽手段软磨硬泡，硬是拒绝了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人的出兵热河，北上抗日的要求。
为此，张学良名誉跳水。
进入秋冬，张学良为缓和国内舆论压力，挽回声誉，同时，也企图借以掣肘日军南侵，便加大了对义勇军的军援，要求各部义勇军在辽西走廊展开零敲碎打的行动。
活跃在辽南及辽西走廊的义勇军，实则是没有番号的东北军。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在准备弃守东北最后一个重镇锦州之时，张学良既想收拾东北残局，又想撇清关系曲线讨好日军，遂令黄显声、马占山、丁超等将领在东北率部相机抵抗。
黄显声、马占山、丁超等部军队没有东北军正规部队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国军"等。其中，张学良授权黄显声等人将新编东北军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
辽宁抗日义勇军收编、编制了20路军，每路军几百、几千人不等，由黄显声就任总司令。
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出现的最早的“义勇军”。
义勇军编成复杂，装备极差，战力低下，他们凭借一腔热血坚持东北抗战，既无法实质性重创日军，更被张学良一番摆布，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反而给日军进犯山海关的军事行动，落下了在所谓辽西中立区“剿匪”的口实。
1933年，进犯辽西走廊的日军。
1932年12月8日晚上，日军铁路铁甲车借口追击义勇军，由北宁线开到山海关车站东端的长城缺口，突然开炮，袭击山海关东北军防区。
炮击事件发生，临榆县城一片慌乱。
事件善后一如东北既往。
因为东北军地盘历来拒绝民国外交介入，炮击事件发生后，即由由张学良的心腹，东北军驻防山海关的第9旅中将旅长何柱国出面，约见日军山海关附近的秦榆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少佐谈判。
在何柱国义正词严的抗议结束之后，落合甚九郎不置可否。
而后，日本外交即介入炮击事件，为日军进攻山海关埋下伏笔。
其中，日本外交致电驻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以辽西中立区铁路线遭遇义勇军袭击，日军追击义勇军与东北军误会发生冲突，蛮横向国联和东北军提出三项要求：
其一，事出误会，由中国军事当局用书面向日军道歉；
其二，二是“满洲国”警察有驻扎山海关之权；
其三，为避免误会，驻山海关之日本守备队行动由当地的中国军队应予以保护。
何柱国作为张学良心腹将领，既不懂外交，更无权定夺，只得往返北平与山海关之间，为张学良传话决策。
就此，日本关东军一面逼迫东北军“道歉”，一面又将第4混成旅团的3000余名步兵、伪满军警2000余人，及3列铁甲车、20多辆战车和40多门野炮、重炮，部署在石河桥东、南关、二里店、五眼城、吴家岭一线，摆出大打阵势。
同时，日军驻旅顺的津田第2舰队也派出10余艘驱逐舰，游弋在山海关外海。
1932年12月，日军陆海空重兵集结山海关，使得热河局势日趋紧张。
这时的张学良正是痴迷嗑药时节，精神萎靡。因此，他得悉日军向山海关增加兵力情况，只得惊恐失措招呼张作相、汤玉麟、黄显声等东北军大佬商议善后。
各位大佬愁眉不展，终无良策。
最后，张学良只得以北平军分会名义，向山海关及唐山滦东沿线东北军下达了一道含糊不清的命令：
“……以掩护华北集中之目的，对滦东地区，务努力保持，以迟滞敌之西侵”。
当时，张学良、张作相和汤玉麟等人为保住热河、平津割据态势，在强硬抵制中央军，或者华北宋哲元等军头率部进入方面，有着高度的共识。
在山海关事变中，助战日本陆军的日军海军陆战队。
按照这道命令，看似张学良希望山海关作战战役目的即为掩护国军在华北集中。
可惜，在中央军，或者华北宋哲元等部皆无法进入华北的态势下，张学良这道命令纯属虚话。
1933年，元旦。
张学良密召何柱国前往北平商议山海关防务。
当日，日本秦榆守备队队长、宪兵队长等人借口到临榆县城给中国军警单位拜年，在得悉何柱国前往北平不在指挥部之后，落合甚九郎少佐旋即将消息电报驻防绥中的日军第4混成旅团长铃木美通少将。
铃木美通急欲建功立业，当即根据第8师团制定的战斗预案，向大队编制的落合甚九郎的秦榆守备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铃木美通并无一战而下山海关的意图。
所谓进攻，无非希望以秦榆守备队试探性攻击，测试张学良东北军的应变。
得到命令，秦榆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即在中午开始，通知、指挥临榆城里日侨往城南的日军兵营撤退、避难。
晚10时，日侨撤退完毕，日军即四散出动，寻衅闹事。
驻扎临榆县城的日军宪兵队派出人手将宪兵队室门炸毁，同时在县城内乱扔教练手榴弹恐吓中国军民。
而后，进入临榆县城的伪满警察队在南关大街，开始向周边的东北军防守部队开枪射击。
枪炮声突然响起，东北军第9旅外事科主任陈瑞明当即赶到秦榆守备队询问情况。
等到陈瑞明刚刚赶到，日军即以之前缴获的义勇军手榴弹，反指东北军寻衅，蛮横要求第9旅参谋长喻建章、参谋处长何镜华等人一起到日军警备队说明真相。
幸好，东北军才经历九一八事变，对日军借机扣押指挥官保持警觉，因而拒绝了日军的要求。
日军警备队失望之下，在提出限东北军50分钟予以答复未果后，即向东北军发出了战争通知：
“ 望通知城内居民避难。”
晚10时40分，日军向山海关东北军防区发射了5发重型炮弹以作威胁。
而后，日军秦榆守备队在车站、南关摆出阵势，掩护伪满军便衣队向山海关发起尝试性进攻。
这时的日军尚未得到关东军和第8师团方面的作战授权，铃木美通和落合甚九郎也就只能不断寻衅，等候命令。
东北军在山海关一线及周边，看似部属了独立步兵第9旅、第20旅、以及骑兵第3旅、炮兵第7旅第13团山炮营、工兵第7营等较为整齐的阵容。然而，东北军毕竟是东北军。等到日军和伪满警察闹事，山海关响起零零星星枪炮声，周边防区东北军全部猬集军营，不声不响，浑如不知，各自观望。
1933年，日军向热河进军。
是夜，岁暮天寒，寒风凛冽。
守备山海关城垣及临榆县城的独立步兵第9旅石世安626团，势如孤军，怅然心冷。
午夜12时，日军持续寻衅未果，遂提出协商停止军事行动以拖延时间。
当时，日军向东北军提出了停止军事行动四项条件：
其一，要求将山海关南关转归日军警戒；
其二，要求布防在南关的中国驻军撤退到城内；
其三，要求撤退守卫在南关的中国警察及保安队；
其四，要求撤退守卫城垣中国军队。
日军四项条件若得实现，临榆县城唾手可得。
喻建章、何镜华等不敢接招，只得急电请示北平张学良、何柱国。
张学良对山海关防务本来茫然，闻讯之下束手无策，只得任命何柱国为前敌总指挥，专门指示将山海关部队后撤滦东预备防御。
同时，张学良出于顾忌颜面，还是命令何柱国等留下次要部队坚守山海关，准备应战日军攻击。
然而，就在东北军尚无明确备战命令，何柱国尚在返回路途，日军第8师团已经向铃木美通第4混成旅团发出作战授权。
1月2日凌晨，落合甚九郎指挥日军警备队进逼、缴械了驻防山海关南关，由东北军编组的铁路警察队，将东北军铁路稽查队也驱离了山海关火车站。
拂晓，日军第8师团的3列武装铁甲车、重炮、坦克及野战部队由北宁线开进山海关火车站附近，向东北军山海关防区摆开了决战架势。
上午10时，日军秦榆守备队继续向山海关南城墙的东北军阵地寻衅，甚至将手榴弹丢入东北军城垣阵地。
正在巡查阵地的第626团第1营安德馨营长目睹日军寻衅，愤怒之下，当即命令还击，击毙日军领头寻衅的军官，打响了著名的长城抗战第一枪。
就此，早有预备的日军向山海关南城墙的东北军阵地发起了全面攻击。
山海关战事爆发。
北宁线上的日军武装装甲车。
其时，国联正在调查九一八事变，同时日本内阁、军部急欲消化东北侵略结果，因而对关东军和第8师团发起山海关作战兴趣不大。
为此，日军关东军对山海关战事保持相当谨慎。
山海关战事爆发以后，日海军仅以停泊在老龙头海面2艘驱逐舰探照灯向山海关方向照射，借以逞强。
日军更是控制使用飞机、火炮投入战场，多依靠日军秦榆守备队、宪兵队和伪满警察队当先冲锋。
1月2日午后，何柱国风尘仆仆赶至西付店司令部，闻悉山海关战端已开，即刻召集部属山海关防线的独立步兵第9旅、第20旅、以及骑兵第3旅、炮兵第7旅第13团山炮营、工兵第7营等部营以上部队长会议。
会上，何柱国传达张学良的转移、坚守滦东地区两个星期的命令，将布防山海关主要兵力转向调往山海关以西的滦东地区。
战端才开，张学良、何柱国等不是督部集中防御辽西走廊最为关键的山海关门户，血战抗日以遏制日军侵略野心，反而将驻防山海关及周边的主力退向了滦东地区。
将山海关视作弃子，实为儿戏。
如此统兵，难怪日本人自负可以用竹刀砍翻张学良。
其实，如分析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大环境下的中日状态，以及日军对山海关尝试性进攻的态势，可见当时的日本既要敷衍国联调查，又得消化侵略东三省的结果，假设东北军犹如国军在一二八抗战那样奋力一战，即有很大可能凭借山海关而遏制日本侵华野心。
历史不容假设，是以，历史尤为可叹，可惜。
东北军主力不战而退，使得虎起胆子向山海关城垣及临榆县城发起试探性攻击的日军警备队大喜过望，士气为之高涨。
傍晚，东北军主力向山海关以西的滦东地区退却，准备滦东防线。
如此一来，东北军守备山海关城垣及临榆县城部队，唯有东北军第9旅626团2000余人，以及城外策应的第625、第627团的友军约1、2个营，仅1000余人。
山海关就此再演了东北军在沈阳、锦州上演过的溃逃的悲剧。
山海关战事态势图。
——多年以后，何柱国曾经在回忆录里将这段故事书写得热血澎湃，对东北军在山海关抗战，不惜自上而下褒美赞誉。
由此史料，其余文人更是纸上谈兵，相信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当年是热血抗战，而将山海关战事失利推给蒋介石、南京政府、国际联盟对日本的绥靖政策。
纵算语言天花乱坠，其实只看当时地理、态势，即可清楚有的回忆录可能仅有时间地点的参考价值，实则历史可能另有蹊跷。
山海关战事发生之时，东北军主力主要部属平津一线，战略目的显然防止国内军队进入华北。
同时，战端才开，东北军部属山海关一线军队仅留下次要兵力，主力迅速托词，避战退往山海关以西的滦东地区。
如此避敌、怯敌，如今看去地图上的阵势摆设，诠释清清楚楚。
可见，山海关失守之责，确实与东北军脱不了干系。
不过，日军进逼山海关，锋芒直逼热河、平津，张学良再无东北广袤国土可以挥霍、抛弃。同时，张学良深知山海关失守，热河必然不保，而热河不保，华北平津亦将危急的道理。
因此，为使自己得以脱逃舆论谴责，不至于成为“民族千古之罪人”，张学良严令何柱国，以次要兵力在山海关死战。
第9旅石世安第626团被推到生死一线的边缘。
可惜，在山海关防区东北军主力撤退滦东地区以后，留在山海关城垣及临榆县城防区的部队，仅不过第626团主力一部，确实太少。
不过，日军既控制炮火，兵力，仅以日军秦榆守备队和伪满警察队作战，石世安626团奉命死守，凭借城垣有利地形，还是多次击退了日军进攻。
1月3日，关东军总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得悉情报，准确判断张学良有意放弃山海关，遂向第8师团下达攻占山海关的作战命令：
“一并指挥随着事件发生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16旅团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
得悉第16旅团即将由锦州南下，正在绥中的第4混成旅团长铃木美通当即在1月3日上午8时，以其日军野战部队约1个大队，协同日军秦榆守备队、伪满警察队等，再度向山海关东北军阵地发起总攻。
这次攻击，日军调集了数架战机、重炮、舰炮协同作战。
眼见倚强凌弱，以多打少，战局再无悬念，不擅长野战的日海军陆战队也向山海关发起浑水摸鱼的登陆作战。
客观而言，这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日军再度以陆海空强大攻势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的攻击。
可惜，与淞沪战场中央军、第19路军数万精锐前仆后继的顽强抗战不同，东北军在山海关战场血战日军的，仅不过近2000勇士。
几轮猛烈炮火覆盖，东北军伤亡惨重。
战至午后2时，日军即以炮火将城南城墙轰出一个巨大缺口。
而后，日军集中兵力发起冲锋，预备突破缺口，为此，东北军第626团1营自营长安德馨以下，全营官兵奋力死守缺口。
最终，安德馨亲率部属往返冲杀，多处中弹殉国。
长城抗战殉国的东北军第626团1营长安德馨。
在1月2日，安德馨曾参加何柱国召开的转移、坚守滦东地区两个星期的军事会议，知道东北军已经将山海关定为弃子。
作为驻守山海关的主力营长，安德馨深知全营实为张学良与东北军的最后的体面，便在回营之后，下达了死守山海关命令。
为激励全营官兵，他在战前立言自警：
“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本人一日不能过去。
日人要过，只有在我的尸体上踏过。”
是役，东北军第626团1营营长安德馨殉国，5位连长4位殉国，全营几乎伤亡殆尽。
安德馨营奋战抗日，实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血勇抗战的第一例。
第626团留防兵力、火力本来就是极为薄弱，在遭遇日军陆海空猛烈火力打击之下，伤亡惨重，完全无法抵抗日军的攻击。
很快，日军连续攻破西门、北门，第626团留防县城的部队再无回旋余地，几乎落入日军包围，团长石世安只得指挥残部由水西门突围。
孤军突围，第626团残部多次遭遇日军空中火力和地面部队袭击，全团被打乱建制，退到石河西岸疙瘩岭、余家坟一线，伤亡溃乱损折兵力超过一半。
此后，何柱国即将指挥东北军第9旅等部在石河一线布防，预备阻击日军，以执行张学良北平军分会的命令：
“以掩护华北集中之目的，对滦东地区，务努力保持，以迟滞敌之西侵”。
很大程度上，张学良内心对国联斡旋和日军停止西进充满幻想，以为让出山海关险要战地，让出整个辽西中立区，即可满足日军辽西中立区的战略缓冲欲望。
然而，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山海关一战，虽然第626团官兵用命，血战日军，牺牲惨烈，可是，东北军战略布局却为保全兵力，部属在山海关的部队太过薄弱，以至于日军在以野战军攻城当日，即以数小时激战，轻松攻陷了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
失去山海关要隘，唐山、平津地区再无险阻。
竹刀再砍山海关成势如破竹之势，使得驻防热河、平津的数十万东北军在日本人眼里，完全属于豆腐不如的摆设。
以当时日军下克上风气之盛行，以及日军官兵竞相效仿九一八事变急欲侵华建功的野心，既然轻松一战即打通了辽西走廊最为要害的山海关要隘，既占据地理形胜优势，日军当然就有了连续使用竹刀砍向热河的心理优势。
就此，日军第8师团各部向热河进军，逼向长城。
宋哲元率部北上，实为他人生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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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一触即发。
1933年元旦前后爆发的山海关事件，看似毫不起眼，却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环。
日军控制山海关，占据热河形胜要隘，轻取热河已成必然之态势。
因此，历史上就有了日军以数百精锐，逼迫东北军数十万大军再次溃逃的悲剧。
当时，就在东北军再次抛弃热河，风声鹤唳，溃逃平津之时，第29军与中央国军等部迎难而上，拉开了抗战史上气势恢宏的长城抗战的帷幕。
长城抗战结束，日军全面控制东北及热河，威胁华北成为定局，在远东势力急速膨胀之下，使得苏联倍加紧张、警惕。
而张学良在率领东北军连续溃逃东北、热河之后，名誉扫地，被迫下野。
东北军更是彻底沦丧抗战士气，被调离华北，驻防西北。宋哲元第29军和汤恩伯第13军成为了华北、察绥的国防主力。
此后，就有了张学良再掌东北军，籍口逼蒋抗日而闹出西安事变的故事。
其实北上抗日本来是一个好词。可惜，至今翻书，如是看着张学良等人说起北上抗日，唯有一声叹息。
可见，历史确实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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