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两个“祭祀坑”被发现到现在，已过去34年。在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和位于成都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库房内，仍存有大量青铜残片，等待着研究和复原。我们对三星堆的了解还有多少空白，以至于有关三星堆的很多问题至今难以定性？
*文章选自《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三联书店2021-9）。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三星堆：未完待续的考古现场
三星堆博物馆的修复中心实验室里，郭汉中拿出个绒布方盒。盒子里躺着一件青铜器物，不大，手掌心刚好放得下。一眼就能看得出，这是三星堆的东西—人形的雕像，脸型方方正正，大耳高鼻，双眼凸出，嘴巴扁而宽大，头顶有些残损。小雕像长着一副典型的“三星堆式”人脸，却架在鸟的身上。羽翼缺了一半，只剩下右侧，造型被抽象地塑造成宽展的“3”状，像是个随时可以上劲的发条。这件被称为人首鸟身像的青铜物件，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缺损的部分比较多，但主体保存得很好，小巧而雕刻精美，跟同时出土的青铜面具、立人、头像虽大有不同，却是一脉同支。在这个小东西身上，浓缩着人们对三星堆的无尽疑问：为什么会出土这么多人面青铜器？为什么它们长得如此独特？它们是如何被铸造的？那些硕大的青铜器从何而来？这些小而精的青铜物件又是做什么用的？存在于三四千年前的三星堆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从哪儿来？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跟出现时期有所重合的中原商王朝有什么关联？三星堆文化又存在了多久？……但眼下，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些从出土就一直伴随着三星堆的种种疑问，都没有文物本身的完整性来得重要。2020年9月10日，郭汉中和他的修复团队第一次从当年出土的大量青铜残片中，找到了一枚人首鸟身像的残部件。绒布方盒里，还躺着另一小块青铜残件，长有六七厘米，镂空雕刻着精美的几何纹饰。“这是鸟身像上缺失的鸟尾部分，昨天我们才找到，匹配上。你们今天正好能看到，太幸运了！”郭汉中把鸟身和鸟尾拼接起来握在手上，鸟尾翘得很高，打破了原本雕像的静态感，一下子“活”了起来。青铜人首鸟身像，修复师最近才找到缺失的鸟尾，整件器物应是三星堆3 号神树上的一个部件（蔡小川摄）像这样的人首鸟身像，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很少。它们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附着在一件大型青铜器上的零部件。其中有一个形似的，铸在出土的青铜神坛上。经过反复地比对确认，这枚人首鸟身像，原本应该是在一株青铜神树的枝端。1986年从三星堆“祭祀坑”刚出土不久，郭汉中的师傅杨晓邬和团队就花了几年时间，复原出1号神树，通体高3.96米，是目前国内出土的体量最大的青铜器物，如今陈列在博物馆的展厅内，成为镇馆之宝。而这一件，被定为3号神树。与1号相比，3号精巧得多，只有1.1米左右，是未来几个月郭汉中和他的团队修复的重点器物之一。库房里，正在修复中的3号神树显得不太起眼，三根树枝各像麻花辫一样交缠向上，枝干有些单薄，“孱弱”地倚在墙角，枝干上满是暂时黏合的痕迹，要靠钢筋支架的支撑才能立得住。根据出土的残部件来看，“祭祀坑”内的神树应有6至8件，选择现在修复3号，是因为3号的残件相对多，复原起来把握较大，也更有助于学术研究。从1986年两个“祭祀坑”被发现到现在，已过去34年。在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和位于成都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库房内，仍存有大量青铜残片，等待着研究和复原。它们原本是什么样？它们的复原会不会成为解开某一个三星堆小谜题的钥匙？我们对三星堆的了解还有多少空白，以至于有关三星堆的很多问题至今难以定性？当种种遗留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无法解答时，三星堆考古迎来了一次新的突破——从2019年12月开始，在1、2号“祭祀坑”的周围，现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和他的同事又陆续发现6个相似的器物坑，四大两小，朝向一致，都是东北-西南走向。里面埋了什么？还会有造型独特的人面青铜像吗？会有其他新器物出土吗？新坑即将开始发掘，人们期待着这次发掘可以给三星堆的诸多疑惑带来一些确切的解释。但是，当一些问题得到答案时，一定会带出新的困惑。考古的魅力便是如此，未知的历史成为牵引考古工作者不断探索地下秘密的原动力。自1929年在村民燕道诚家院子里出土玉器以来，三星堆考古已经历91个年头，其间虽有中断与坎坷，但始终有新的发现。与大多数考古不同，从出土大量青铜面具和奇异雕像的那一刻起，三星堆就以神秘的姿态迅速进入大众视野。没人见过这些东西，也没人解释得清，人们无法说服自己，这些东西不是天外来物。出土器物成为人们假想的母本，相关假说与推测铺天盖地袭来，将原本就扑朔迷离的考古难题包裹得更加神秘，更充满戏剧性。剥去这些不着边际的假说，三星堆承载的是非常严肃理性的考古问题和历史脉络—它是先秦考古中的重要一支，也是理解四川地域历史的关键环节。解读三星堆，还得先从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说起，因为它们足够特别，包含的信息量足够巨大。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先秦遗址。广汉在成都的东北方向四五十公里处，虽隶属德阳市，却是个省辖县级市，有着特殊的行政级别。初至遗址，有些辨不清方向。陈德安带着我们穿梭在遗址区的田间地头：“我们现在脚下是古代三星堆的南城墙，这是唯一一段现在可以行车的城墙遗址。”“原先穿城而过的马牧河河床是很宽的，你看看现在都快没水了。”“1929年就是在这个院墙根出土大石璧的，院子已经翻新了几轮，现在正面临着拆迁，发愁得很。”今年67岁的陈德安是1986年发掘“祭祀坑”时的考古队队长，谙熟这一片土地。
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陈德安，他与陈显丹一起主持了1986 年“祭祀坑”的发掘。二人合称“二陈”（蔡小川摄）依着陈德安的指引，爬上一个土坡，有六七米高，“这就是所谓'三星堆’的其中半'堆’”。“三星堆”，其实是遗址区中的三个土堆，有学者认为这三个土堆曾经是一道相连的城墙，而现在残损的三个土堆只剩下半个了，高度也比从前降低了些。“三星堆”这个名字，最早的出处已无从考证。清嘉庆年间的《汉州志·山川志》里说：“三星伴月堆，至西十五里。”在三星堆土堆的东北方，有另一道残破的土城墙遗址，形似弯月，被称作月亮湾城墙。于是，当地人就给这个景观起了个“三星伴月”的雅称。站在这仅存的半个“堆”上向西南望去，便是“祭祀坑”的方向。“发现'祭祀坑’，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陈德安说。因为在此之前，从1980年开始，三星堆考古进入正式的科学考古阶段。到1986年，三星堆考古已经进行了连续6年的发掘，器物、墓葬、城墙，每年都有不同的发现。发现“祭祀坑”之前的每一天，几乎都能“挖出点什么”—泥质红陶虎面、灰陶蟾蜍、陶塑双面猫头鹰、朱红色漆器残皮、跟二里头出土形制非常类似的三足形炊器或是青铜牌饰等。在1986年3至5月的这次发掘中，分了三个区域，发掘总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其中第三区的文化层堆积最厚，发现的文物最多，最厚的地方可达16层文化堆积，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的考古研究建立了年代学体系。这些出土和大范围的勘探，好像都在为一个更重大的发现做着铺垫。尽管如此，“当时三星堆遗址什么都不是，连县保都不是”。但在考古学上，1981年的那次遗址发掘之后，“三星堆文化”这个命名被正式提出。也是在这几年，三星堆文化的分期有了一个基本共识：第一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二期处于二里头文化至商早期，第三期相当于商代中期或略晚，第四期则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这样，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遗存就摆脱了无序，而走向有序。陈德安的搭档、考古队副队长陈显丹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他们在3区的两个探方内的第五层，分别发现了两块残“砖”，宽度约14厘米，一块是内红、外呈青灰色，一块则更接近红烧土的颜色。他认为这两个探方的地层是没有被扰乱的，所以排除了晚期遗物混进早期地层的可能性。那么，按照地层的年代大胆推断，这甚至有可能是3000多年前蜀人烧的砖。但样本太少，不足以证实这个假想。类似的推测每天都在发生。三星堆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巴蜀文化这个坐标系里占有什么样的位置，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仅仅是陶器和玉器吗？陈德安和他的同伴们希望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7月18日，村民陈历志正在三星堆的“土堆子”那儿帮忙回填探方，听同伴说几十米外挖到了玉器，便连忙跑去看。“刚出来的是玉器，我们也不晓得是些啥子，都抢着看，就是看稀奇。那时候人都好单纯嘛。”在玉器周围，还有大量海贝。“我们叫海耙子，串起给娃儿戴着，能辟邪。”陈历志说。陈历志家离“祭祀坑”最近，直线距离不过五六十米。从出生到现在77岁，陈历志一直住在这里。考古发掘除了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帮忙的村民是另一个重要群体。经过一些考古发掘的基本训练，加上实地操练，他们很快就能上手，成为考古工地上的“熟练工人”。在1986年的整个三星堆发掘现场，像陈历志这样的村民有上百人。“二陈”（陈德安、陈显丹）也赶了过去，一边踏勘现场，一边收回村民手中的玉器。露出玉器的现场距离地表接近两米，周围还有大量木炭、灰烬和骨渣。“这是一个重要的墓葬坑吗？”“二陈”第一次做出了直觉性的猜测。“秦汉时羌人进入成都平原龙门山一带，羌人有火葬习俗。根据地层判断，这会不会是一个羌人的火葬坑？”陈德安说挖1号坑时有各种猜测，因为有大量骨渣出现。但骨渣虽多，却不能立刻判断出是不是人骨。随后的几天，考古队员和工人们一直在清理这个“墓葬”。一同工作的，还有四川大学考古系的一些学生，“二陈”需要边负责发掘工作，边教学生基础的田野考古技能—怎么看地层，怎么绘图，怎么给出土的每一件文物做标签，每下一个探方都要反复思考：这是个灰坑（生活垃圾坑）吗？是房屋遗迹吗？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吗？陈德安清楚地记得，那年的7月，广汉很热，天气闷得很，时常会打雷，总觉得天要下雨却一直下不下来。这种无法预测又让人提心吊胆的天气，对于每天在野外发掘的考古队员来说，压力很大。“一旦下雨，田里的水容易翻起来，这样就会对文物造成破坏。但一直光打雷不下雨，土质又干又硬，很难控制。反倒是夜晚土质会有些许回潮、回湿，是发掘最好控制的时候。”就这样，发掘现场24小时连轴转。到了7月底，金杖、金面具、龙虎尊、青铜人像陆续出土，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下世界。发掘进行得很顺利，坑内所有器物都一一呈现，各个类别堆放在不同方位—大型的玉石器主要在坑的东南坑壁附近，青铜尊、青铜头像和其他青铜容器的残件在西南部，象牙在中部，尤其是一批大象的门齿在坑内从北向南呈“一”字形排列，金杖在坑正中偏西的位置。所有这些器物和排列方式都是谜题。要深入研究这些坑，先要搞清楚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坑的功用；二是坑的年代，以及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和坑在这个序列中的位置。一年之后，1987年10月，1号坑的考古简报刊登在《文物》期刊上。简报中，第一次将这个坑称为“祭祀坑”，而不是刚出土时猜测的墓葬坑。暂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因为“坑内骨渣大多泛白，一部分呈蓝黑色，骨渣里杂有竹木灰烬，坑内看不见烟熏痕迹。因此，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被焚烧砸碎。根据骨渣残片观察，这些骨渣大多属于较大动物的骨骼，可能是祭祀用的”。二是因为，1号坑刚刚发掘结束，2号坑就被发现了，连续出土的两个坑，使它们相互之间成为参照，提供更多的互补信息，也让三星堆在短短的一个夏天中，成为全国考古界乃至大众的关注焦点。陈历志记得，2号坑露出来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件青铜头像，虽然只有一角，却是仰面朝上。青铜的，阴森的，冷峻的，毫无一点表情的3000多年前的人像，这一幕，把在场的不少人都吓坏了。但陈历志挺淡定，“因为在1号坑见过类似的东西”。1、2号坑之间距离30米，1号坑比2号坑略大一些，约有15平方米。但与1号坑共420件出土遗物相比，2号坑出土遗物的数量要多得多，也精美得多，1300件的出土遗物中，有735件是青铜器，其余有金器61件，玉器486件。这两个坑是同时埋下去的吗，是否有先后之分？两坑又相当于中国考古学年表和历史年表中的什么年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多年进行三星堆和四川考古研究的孙华教授认为，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但难下定论。一是由于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器物种类和数量差异较大，2号坑几乎没有陶器出土，陶器是考古学中重要的断代物证，因为自古以来，陶器数量巨大，器形更新迭代比较快，每个时代、地域都有着鲜明的风格特征。相比之下，青铜器则属于历史中更迭变化较慢的器物，往往一种器形可以出现在前后相差几百年的不同历史阶段，因此不太适合拿来作为断代参照物。二是学者主要依靠交叉断代法，根据两坑中器物的艺术风格来推断年代。通常会根据中原地区或江汉地区的诸多器物进行类比，但三星堆地处西南，相对偏远，不同地区这些貌似相同的器物或纹饰风格是否属于同一时期，传播过程中有没有时间差，可能都会导致判断的偏差。即便如此，当年的《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正式考古报告中指出，1号坑的掩埋时间应该在殷墟一期之末和二期之间，2号坑的掩埋时间则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但现在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的间隔更短，但总的来说，它们与中原的商王朝后期几乎是同时的，大约在距今3200年前。2号坑，一直挖到第五层文化层左右，露出大量巨大的象牙。如今仍然瘦瘦小小的张有余大姐负责清洁象牙上的尘土，那时候她才60多斤，是所有帮工的村民中最轻的，只有她能光脚板站在象牙上，不会对象牙造成伤害。象牙又大又粗地盖在表层，空隙中，青铜器的光泽仍难以掩盖。“那么大一个东西，凹进去的，怕不是皇帝的座椅哦！”从坑里第一眼看到这个巨大的青铜器时，陈历志惊呆了。从1980年开始就跟着考古队在三星堆发掘，也算是对古物见多识广了，但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青铜器。把这个硕大的东西从土里搬出来，翻过来，做了简单的清理后，纵目大面具呈现在大家面前，是不同于中原青铜器物的狞厉之美。纵目面具出来不久，很快就看到了大立人。“大立人出土的时候，斜着拦腰断成了两截。”接下来就是可能来自中原商王朝的铜尊、铜罍。所有这些画面，都被敖天照拍了下来。敖天照今年92岁，广汉人，20世纪50年代进入广汉市文化馆工作，从此，每一次广汉市的考古发掘，他几乎都在场。他从没有认真统计过，只能给个大概的数字—大大小小参与过几十座汉墓、宋墓的发掘，清理过的文物有一两千件。对三星堆和广汉考古的推广和普及，敖天照是广汉本地最重要的一个人。见到敖天照时，他的老伴去世刚过“七七”没几天。朴素的老房子里，爱人的遗像挂在窗棂高处。1973年，敖天照在湖北长江流域考古班系统地学习了考古，包括考古绘图、考古测量。当时在广汉本地，几乎没有人有专业的考古背景，敖天照虽然半路出家，但已经对考古有了基础的科学性认知。70年代后期，广汉的各大乡镇都在大办砖瓦厂，当时三星堆所在的中兴公社也在当地取土烧砖，挖出来的废土里夹杂着不少碎陶片。“我一看，陶片年代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跟我在湖北红花套遗址看到的那些陶片一样，火候不高，手感比较软，器形也比较原始，说明时间很早。”当时三星堆没有专门的文物机构，他跟别人说“考古”，按照四川话的发音，“考古”就是“敲鼓”，令人费解。在敖天照的照片里，大立人、纵目大面具这几件超大型的青铜器，每件都需要五六个人一起搬出坑来。直到现在，每一个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人仍然会发问：这些青铜器是从哪里来的？做什么用的？大多数说法认为，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类似，都是祭祀用品。同时期中原商王朝的青铜器，更像是人与神之间的一般中介物，是一种沟通的媒介。但在三星堆的宗教系统中，这种介质不再是几何形的器物，而是神像或祖先本身。“从现在的考古来看，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但这些神像可能成为我们解读三星堆最直接的渠道。它给出的信息量和信息价值既与文字不同，也与中原青铜器物不同，其他文化要猜统治阶级什么样，三星堆却有明确的形象，给我们提供了统治阶层的很多信息。”孙华解释说。对于“祭祀坑”的判断，参加过1980年至200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和组织工作的赵殿增是坚决捍卫者。这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副所长认为，“祭祀坑的性质决定了三星堆的性质”，因而，整个三星堆都可能是一个以祭祀为主要目的的古城，成为古蜀国人宗教信仰的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则认为，1、2号坑出土的遗物存在着明显区别：1号坑的遗物以青铜人头像、龙柱形器和金杖为主，它们可能是部族首领的形象和王权的象征物，因此1号坑埋藏的是宗庙内的器物；2号坑以青铜太阳形器、神树、神鸟、雄鸡、眼睛形器和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为主，其主题是太阳崇拜，出自神庙。在三星堆的早期国家中，王权与神权并存。1、2号坑器物的谜题和争议还远不止这些。看似出土的器物非常丰富热闹，但其实完整的屈指可数，很多都是残损的、碎片的，还要做大量的复原和研究工作。也正因为如此，郭汉中的团队至今仍在复原1、2号祭祀坑内的青铜残件。20世纪80年代，不只是三星堆，全国各个区域都迎来了史前和先秦考古的黄金期，东北红山、浙江良渚、辽宁碣石宫等都有重大的考古发现，三五千年前丰富多样的面貌逐渐浮现出来。为什么80年代成为全国史前和先秦考古的一个黄金年代？赵殿增解释道：“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重新拥有自由的治学风气；二是全国各地进入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阶段，有建设就要开拓荒地、挖地基，这样一来，很多发掘其实是基于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三是苏秉琦提出了'区系类型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它让各地的考古产生了主动性。”1981年，考古学大家苏秉琦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在此之前，他已经提出过“文化区系类型”的概念，并提出了六大文化区系—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山东及其邻境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以此确立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演进大致的时空框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墟考古开始，殷墟便成为其他地域考古的一个参照系。如果说二三十年代以殷墟考古为代表的先秦考古是民族主义式的为中国寻根，那么到了80年代，以“区系类型说”为背景的各地考古，更是一种地域性寻根，来佐证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就好比我们曾经认为中国应该是一条大河分出若干支流，但到了80年代，或许应该将几千年前丰富的文化面貌看成若干条小河并流而行，最终汇聚成一条大的河流。如今再从这个背景来看三星堆的考古，可以更加明确三星堆的价值。按照张光直先生的说法，点布在“夏商周三代”政治地图上的数千座城市，经种种无形的纽带连为一体，构成行政控制和财富分配的分级系统；而城邑的分级体系大体上与氏族和宗族的分级分层相吻合。古代中国的每个“国”，都是一个由若干等级不同的城邑构成的网状组织。三代初期这类国很多，每个国可能又包括了数量较少的城邑。经过战争与攻伐吞并，国的数量减少，而尚存的每个国内的城邑却在增加。各级城邑之间的互动行为有政治结盟、贸易往来、攻伐交战、婚配结亲，这些因素也在不断促使着“国”的减少。“夏商周”三个时代，似乎都有一个国家占据着优势地位，但这个国只是它们那个时代最显赫的国家，而绝不是唯一的国家。三星堆所属的古蜀国，就是这样一个与中原王朝并存且独立的古国，而且是一个未曾间断的、自成系统的文明体系。“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是殷墟，提供的历史信息量最大，可以让考古学家站在比较高的位置来审视。如果没有挖到殷墟，我们对商的认识会远远落后。”孙华说。如果没有殷商做对标，我们也很难理解三星堆的东西。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文化是一个青铜文明发达的文化，尤其是在两坑出现的时间—距今3000多年前。有趣的是，在整个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除了“祭祀坑”，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非常少，而且体积很小，都是些类似于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饰牌和青铜铃等小物件。我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几乎都在这两个坑里。但是，正是因为两坑出土的东西太过引人注目，是中原地区从未见过的造型和巨大体量，又或许会遮蔽我们的视线，造成一些误读，将三星堆和古蜀国的文明程度想象得过高。如果把它理解成中国长江、黄河流域交互，没有过强辐射性的次生文明，或许更为妥当。从1、2号坑出土之后，那些奇异的青铜器将三星堆推向了考古界的风口浪尖，也让它以各种假说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自此之后，考古队一直在进行城址的勘测和发掘，试图还原出更重要的属于这座古城的样貌，而不是单纯地局限在对器物的研究上。1、2号“祭祀坑”被回填之后，做成了旅游景点，搭上栈道和给游客休息的小棚子。很长时间以来，两个坑就这么被游客参观着，想象它们曾经塞满宝物的样子。2019年12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栈道墙脚下，露出了一个角，迅速探测之后，现任三星堆考古站站长雷雨和他的团队觉得这里可能有东西。露出角的那个坑便是3号坑。起初，陈德安还不太愿意相信新坑的出现，但还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唯一的蛛丝马迹被盖在了栈道下面，很难看清楚，只能用手摸。“是个尊，大口尊。”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以及过手过所有1、2号坑器物的手感，三星堆的青铜器，任何一种器形、质感，他都很熟悉。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相信这里还会有新的发现。作为景点的整个“祭祀坑”正处在维修阶段，旅游公司投入上千万元，要好好整修一番，眼看就要完工了。所有的搭建项目被迅速拆除了。雷雨和他的同事迅速进入勘测阶段，6个新坑的开口陆续被发现，几乎是夹在1、2号坑之间的30米距离内，四大两小，大的与1、2号坑类似，小的则呈正方形。为什么8个坑紧紧挨着，却隔了30多年才发现其余6个？雷雨解释道，起初确实没人相信还会有“祭祀坑”，有些学者会更期待找到王陵或墓葬坑；再加上旅游设施的修建，把这6个坑完全遮住了。就这样，它们又在地下沉睡了几十年。但是3号坑的开口比较晚。2号坑的开口在第五层，第五层的时代相当于商周时期；3号坑在第三层下，第三层的时代是宋代，但是，“由于我们看到了与2号坑类似的大口尊，所以3号坑和2号坑的关系可能极为紧密”。2 号“ 祭祀坑” 出土的青铜头像。仔细看，2 号坑出土的大多数都是雕刻了鼻孔的，1 号坑出土的量相对少，而且几乎没有细致地雕刻出鼻孔的（蔡小川摄）根据探测，6个新坑下面的器物可能与1、2号坑相似—铜器、金器、骨渣、象牙，会不会在新坑里找到旧坑中残缺的零件？会不会出现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年代的争议是否可以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这几个坑之间有年代上的跨越吗？“通过发掘这几座祭祀坑，可以全面了解当时人们怎样安排器物坑，以及人死之后又需要做哪些仪式性的行为。”考古队对新坑的发掘充满期待。在经过多年城市考古的实践之后，雷雨也希望新器物的发掘和研究，可以反作用于城址的研究。人与物、人与城、物与城之间构成怎样的关联？当8个坑的面貌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对于古蜀国的认知是否又会产生新的改变？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地，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