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做梦的男人，及早的定性了自己的一生
翻看老相片的感觉真奇妙。
它能帮记忆嵌上门牌号码，清晰而准确的让你链接上岁月里的某个点，送你思绪远行漫游，原以为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可能已变得模糊不清的东西，瞬间条分缕析。
仅仅瞥一眼照片，那个日子，那一刻情景，甚至能闻到照片里的我们指尖上飘出的百寿烟的味道，伸手就能摸到当时身穿的卡其布衣料硬括、光滑的质地。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蚌埠老乡兼淮北一中同事姚海进，时间是1982年。
这一年他二十四岁我二十二。
我们并不是真要上火车回蚌埠，身后这辆列车会歇息到明日才会出发。
不买票进淮北老火车站不是很难，通过东边员工进出的小门很轻易的就溜到了站台上。姚特意找这样的情境，专为拍照挑选的画面：好像人在旅途上，正要开始或在进行着一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流浪。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躁动，谁安安生生不搞点动静出来就是甘于平庸。
回头去看1982年的那一刻，时代特征非常明显：年轻人跟着港台电影、卡带上的贴面图留长发是时尚的，我和姚局限于老师身份，只能最大限度的留长；我们穿的卡其布料子在当时算好的，它挺括不皱；中山装样式或小翻领休闲服，穿得正经，人却不屑正经。
姚的裤子挺着一道缝，那是规规整整叠好，在被子下面硬压出来的。
姚和我尽管泡在一起也就两三年的时间，但除了上班、睡觉，我们甚至连到食堂打饭都要在一起。
1980年代小城年轻人的青春日子还显得十分寂寞，社会仍在很谨慎的解构着文革的思想桎梏，少许一点的浪漫都会遭人侧目。从缝隙里传出的邓丽君甜美的歌声被斥为“靡靡之音”，“朦胧诗”被老派的文人们围剿着。
心理、生理燃烧的岁月，我们把喧哗不已的荷尔蒙宣泄在文字和绘画里。
照片里的两个人有些早期作秀的笨拙痕迹。
那个年代还没有作秀一说，好不容易借来个海鸥照相机，120胶卷，加上冲洗费用，实在不能随便有个表情就打发这个宝贵的瞬间。
现在的人想方设法的要扮嫩、求嫩，那时我们却在极力摆脱一脸的学生气，很讨厌小鲜肉味，要演绎出男人的成熟感。
我们并没有很大的烟瘾，摆出抽烟的样子显然有些装腔作势。但那就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成熟样子，努力在模仿岁月沧桑的有阅历的大叔。
尚无油腻男的显明，稚嫩感写满脸上。
那一天的太阳一定是强光，我们的眉头微微皱起。
身后的列车，标志着我们在漂泊，身处异乡，情感和心灵无处安放。
我们曾经全力抗拒着青春的庸俗，厌恶泡在酒杯里、牌桌上的生活。如饥似渴的读书，沉浸在对新诗、新画的讨论。
姚要做画家，我想当作家。
我那时理解的作家，就是靠码字为生。后来才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压根就没有一个真正靠写作为生的人。
做画家与当作家这两个异类质同的梦想，让我们觉得自己就是与众不同。
我们的梦想破灭几乎毫无痛苦，不知不觉的磨损中形成了结果。
你不会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不再去认真的想当什么以写作为生的人了，25岁时进入到一中管理层，另一套价值观与现实体系让你的思想转舵转向。化解压力与乏累的常规方式便是泡酒桌，非常有兴趣的斗斗地主。这些曾被照片里的人视为庸俗的生活样式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大俗即大雅是个让我们彻底沉沦而毫无羞耻感的生活美学观念；而充满着有意义生活的念想，却在某一天毫无成就感中戛然而止。
姚也不再那么疯狂的作画。
由淮北调回蚌埠后，先是在一家机关事业单位任个小官，后不耐烦行政事务又辗转到蚌埠教院教书。
我们的联系也稀疏下来。
唯一能够与年轻时代的梦想连接的就是我在继续教授中学生写文章，尽可能帮他们摆脱八股腔调；而姚在教授成人学生画画，给他们讲八十年代星星画展的事情。
几十年后的一个冬天的晚上，姚打我电话，说是来淮北了。我兴致勃勃赶过去，把他拽到一个过去很亲密的同事老尹家，边喝边聊到夜里。
一盘花生米，一大碗凉调萝卜丝，我们抱着酒瓶吹。他喝得一直吐到住的宾馆。
我们都不约而同的想起了青春，一中校园里那些连寂寞都会唱歌的日子。
既不画画也不码字的一中同事尹忠献，在青春的梦幻里与我和姚肩并肩。
他来自明光，坐在老家老屋都能闻到明光酒厂的酒糟气味，白酒却一两即倒。刚出明绿液的时候，他带给我们喝，那酒黄澄澄、绿莹莹的，力道很重。
姚退休后在合肥的一所高校受聘当老师，仍在作画；老尹偶尔出去兼兼课，他的观念是日子太闲容易出毛病；而我呆在自己的公众号里，一日一日享受着文字的乐趣。
当你不再有梦想的激情，以为早就和曾经的呓语道别了的时候，其实那梦想一直仍隐隐的萦绕在你的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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