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人生一大幸事，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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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年3月25日，袁枚生于浙江钱塘，从小就拥有一个名号：神童。
袁枚祖上也有人做到过高官，曾祖父袁茂英做到过省部级干部（布政使），但往下就官运不济，从祖父到叔父到父亲等等，都只能靠在各地做人家幕僚养家了。
袁枚的家境不算富裕，但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所以6岁就被家人安排，跟着老先生史玉瓒学习《论语》和《大学》。
袁枚到底有多“神童”呢？我们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就行：1728年，也就是袁枚12岁那年，他就考中了秀才。
曾国藩少有才名，考中秀才的时候是22岁，李鸿章天资聪慧，也是17岁才中的秀才。哦对了，教袁枚读书的老师史玉瓒，终于也在1722年那年考中了秀才——一个是年少成名，一个是老来得志，总之是师生变同门。
袁枚不仅天赋聪慧，而且很小似乎脑后就有一根“反骨”。在他14岁的时候，就对世人称颂的“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嗤之以鼻，写了一篇《郭巨论》，公然发问：
“不能养，何生儿？既生儿，何杀儿？”
郭巨埋儿图。说的是汉代有个叫郭巨的人，因为无钱奉养老母，就挖个坑准备把自己孩子埋了，减轻负担。
杭州敷文书院的著名学者杨绳武后来看到袁枚的这篇《郭巨论》和《高祖论》，对他赞不绝口：
“文如项羽用兵，所过无不残灭。汝未弱冠，英勇乃尔。”
2
1736年，袁枚20岁，俨然已多了一个头衔：学霸。
不过既然是学霸，纵使行文如项羽，在那个年代，他也只能乖乖顺着一条道路往前走：科举考试。
此时的袁枚，学业已成，满腹经纶。考举之途，万事俱备，只差伯乐。
为此，他专门借盘缠去了一次广西，去探望他的叔父袁鸿。这位叔父虽然只是广西巡抚金鉷的幕僚，但袁枚从小到大的学习经费，都是这位叔父资助的。面对跋山涉水两个月过来的袁枚，叔父袁鸿却责怪这位侄子不该来找他。但怪归怪，叔父还是把袁枚推荐给了巡抚金鉷。
金鉷一开始没觉得袁枚有什么了不起，正好乡民送来一面南方少数民族敲击的铜鼓，就让他当场写一篇文章。袁枚二话不说，一篇《铜鼓赋》的骈文信手拈来，既描绘了铜鼓的各种特征，又巧妙植入了对金鉷政绩的夸赞。
金鉷一看惊为天人，大加赞赏，后将此文收入《广西通志》，并排在首位。
广西少数民族的铜鼓
自此，袁枚就入了金鉷的幕府，跟在他身边学习。一段时间后，金鉷对他的才学更是赞不绝口。
当然，金鉷也知道，人家袁枚是有大志向的，不适合久留身边。1737年，金鉷给21岁的袁枚备足盘缠，保荐他进京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皇帝为网罗天下有才华的人特设的一次考试）。按道理，像金鉷这样的省部级干部可以举荐多人，但他只举荐袁枚一人，且用词极为隆重：
“奇才应运，卓识冠时……国家应运生才，必为大成之器。”
以一个巡抚的身份举荐那么一个默默无名的秀才，前所罕见。不过，袁枚作为年龄最小的考生参加了那场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却名落孙山，没有考上。
袁枚没有气馁，因为“博学鸿词科”毕竟有点“撞大运”的味道，全凭皇帝和少数几个人个人喜好录取。袁枚看中的是正儿八经的科考。
为此，袁枚开始苦攻八股文。
袁枚其实非常讨厌八股文，但为了科举考试，他硬着头皮开始从《论语》、《中庸》和《大学》这些典籍中给自己出“模拟题目”，前后一口气写了40篇左右的八股文。
原本就是“天才” “学霸”，现在还拼命刷题，这谁挡得住？
1738年秋天，22岁的袁枚考中了举人，半年之后，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又考取了进士，而且是二甲第五名——算上前面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他在那一年中国最高等级的考试中名列第八。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又要把李鸿章和曾国藩拉出来做比较了：李鸿章和曾国藩都属于中进士很早的人，但李鸿章要24岁才中的二甲第十三名，而曾国藩要等到27岁，中的还是三甲的“同进士”。
此时的袁枚，自己也免不了得意起来，写诗有云：
“杏花一色春如海，他日凌霄那几枝？”
那年秋天，袁枚衣锦还乡，与王氏完婚。“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两大喜事，袁枚一年占尽，而且芳华正茂，前途无量。
然而，他自己不可能知道，这其实是他人生仕途的顶峰了。
3
“学而优则仕”，“学霸”袁枚金榜提名，等待他的自然是第三个头衔：官员。
但是做官这条路，袁枚走得非常不顺。
首先，他在“中央党校”里就把事情给搞砸了。
按照惯例，24岁的袁枚被选为了翰林院的庶吉士——这个职位不是人人都能当的，是从二甲的进士中中择优选取的，选中后可以给皇帝讲解书籍，起草诏书。谁都知道，常在皇帝面前晃，以后更容易被授高官，所以是个颇有前途的职业。
不过，袁枚这一次却是自己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不愿意学满文。
按照清朝的规定，庶吉士必须要修满文，但袁枚却非常抵触，称满文为“蝌蚪文”，学了没用处。再加上袁枚颇有些自负才华，不太看得起别人，所以和同僚的关系也处得有点僵。外加他喜欢吃喝玩乐，在京城结交了一帮酒肉朋友，饭馆酒局乃至青楼场子不断，风评也不好。
三年之后，庶吉士学期已满，要举行“散馆考试”，也就是毕业分配考试。
这一次，袁枚一败涂地：满文不及格，这是硬伤，风评不合格，这是软肋。结果袁枚就得到了作为庶吉士最糟的结局：外放做官，不在京城留用。
考核不合格，外放的自然不可能是大官，袁枚后来一路被外放到过沭阳、江宁、上元、溧水这些地方，担任的官职是同一个档次：七品县令。
堂堂二甲第五名的进士，外放做了七品县令，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机会——比如有人保荐或皇帝想起你——仕途基本也就这样了。不过袁枚倒也是随遇而安，在地方上做得还颇有滋有味，无论是经济还是法治，他都做得不错，老百姓也都很认他，颇为拥戴。
袁枚在溧水县当知县的时候，父亲袁滨去看他，多了个心眼，先是微服私访，到处向溧水的老百姓打听他们的县大人如何，结果听到了交口称赞，这才放心进了县衙门去找他的儿子。
不过，袁枚虽然能从县令这个岗位上得到不小的乐趣，却无法忍受随之而来的一些痛苦：前倨后恭，逢场作戏的官场文化。比如当时的江宁将军岱林布有个手下敲诈勒索，袁枚一方面为民声张正义，对他进行了杖责，但在处罚他后又只能赶紧写信去向岱林布道歉赔罪。
袁枚倒也不是不肯阿谀奉承，他甚至还颇擅长此道。但他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这种行为，写过一首诗感叹：
“书衔笔惯字难消，学跪膝忙时有声。”
他还对迎来送往而起早贪黑这种事情非常反感：
“今之昧宵昏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
1747年发生的一件事，对袁枚触动非常大。
那一年，袁枚31岁了，如果要在仕途上再“追求进步”一下，也是时候了。一直赏识他的两江总督尹继善推举他做高邮刺史——相当于把原本是处级干部的袁枚提拔为厅局级干部。
尹继善，清朝大臣，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尹泰之子，雍正元年进士，历官编修、云南、川陕、两江总督，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他对袁枚一直非常赏识，可以说是袁枚的恩师。
一般来说，两江总督举荐的人选，不太会被驳回，但是袁枚的这个推荐却被吏部驳回了——没有理由。有人猜测是袁枚的风评一直不太好，即老百姓认为他是个好官，但他自己行为不太检点，一直吃喝玩乐，还经常口无遮拦，不该说的话乱说，不符合朝廷需要的正面干部形象。而袁枚认为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其实背地里做的事情都很龌龊，都是假道学。
通过这件事，袁枚隐隐觉得，可能是乾隆皇帝个人对他有什么意见——两江总督推荐的人选，吏部不会不给面子，除非皇帝说这个人不行。
第二年，袁枚就借口身体染病，回家休息了。
三年之后，袁枚复出去陕西做官，而他的上司、陕甘总督黄廷桂，恰恰是袁枚在做江宁知县时奚落过的人。当年黄廷桂任两江总督。袁枚给他上万言书，说他“公之度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公之威可以治边防，不可以治中土也”，“公之察事，明于远而暗于近也”——有看到这篇文章的人说：袁枚这哪是上书？这是在训儿子啊！
有这样一段恩怨在，袁枚能当好这个官？恰巧这年秋天袁枚的父亲去世，袁枚借“丁忧”之机回乡服丧，在这个岗位也就呆了两个月左右。
三年服丧期满，已经大彻大悟的袁枚向朝廷上奏，请求朝廷恩准他辞官在家侍养老母，随后获批。
这一年，袁枚38岁，从23岁中二甲进士第五名开始，一共做了七年的知县。
38岁的年纪，应该还算是仕途的壮年时期，但袁枚却终于想通了：
以自己的性格和为人处事方式，一方面留在官场是徒增痛苦，另一方面，也很容易被卷入政治斗争，最终很可能会吃大亏。
所以他选择和自己和解，两手一甩：
我不装了，我摊牌了呀，我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去了。
4
袁枚离开“体制”后，首先做了一个“房产开发商”。
当然，他信奉“房住不炒”，因为他只开发一套房产，且是为自己准备的——在34岁在江宁做知县的时候，他花300两银子在城郊小仓山北麓买下了一座荒废的庄园。
这座园子其实大有来头：最早为江宁织造曹寅所建，后曹家被抄家，被继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接手，取名'隋园'，后隋家又被抄，庭院荒废，最终为袁枚所购得，改一字，取名“随园”。
没错，这座随园，就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写的《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原型，袁枚自己也很得意，曾经写过：
“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
别看这座随园只要300两银子就能买到，其实就像欧洲的那些古堡一样，买起来便宜，维护起来贵。袁枚拿到这个园子的时候，已是荒芜得连刘姥姥都认不出来了，所以他接下来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倾尽所有积蓄，把这个园林给改建好。
袁枚后来自己回忆：
“随园一片荒地，我平地开池沼，起楼台，一造三改，所费无算。奇峰怪石，重价购来，绿竹万竿，亲手栽植。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枪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也。”
可以想象，改建随园要花去袁枚多少钱，所以他一度也是囊中羞涩。当初他结束告病，去陕西做官，其实是主动请求复职的，但绝不是什么“官瘾”复发，而是失去了俸禄后又把积蓄都投在了随园，实在是没钱了，想再去问国家领点工资，只是最后也没领到多少。
曾经也有人怀疑，“无官不贪”，袁枚为官七载，虽然是七品知县小官，但是不是也贪污了大笔钱财？袁枚是不是个贪官，史料并没有明确记载，但他公开过自己为官七年的积蓄：3600两银子。
清朝的知县年俸禄大概是45两银子左右，外加每年还有“养廉银”——一般是俸禄的10倍到100倍。这么算起来，袁枚七年的收入积蓄，3600两其实也是挺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3600两白银，是撑不住重建随园这个浩大工程的。
“节流”是肯定节不住了，那就只能“开源”。
早已身无官职的袁枚，凭什么能承担得了随园那么大的开销？
5
应该说，无官一身轻的袁枚，确实放飞了自我。
首先，他变身为地主，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先稳住基本盘：以地生钱——收租。
袁枚把随园东面和西面的田地做好划分，分包给十三户人家认领种植，他负责收租收粮，以地养地。
其次，他又变身游乐场主，用现在的互联网思维扩大经营规模——前端免费，后端收费。
袁枚将随园的围墙尽数拆去，在大门口贴了一幅对联：
“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任来看四时花。”
他欢迎各地游客免费入园参观。游客入园，在饱览景色之余，总要饮茶喝酒吃饭，这就在袁枚这里产生了消费。而袁枚之前已经将一些土地租给了农户，种菜种果，养鸡养鸭，实现了自产自销，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
“树上有果，地上有蔬，池中有鱼，鸡凫之豢养尤为得法。美酿之储藏，可称名贵。形形式式，比购诸市上面更佳。”
如此吃喝玩乐为一体的随园，自然名声大噪。每逢佳节，随园里人头攒动，文人墨客，竞相前来，据说园内亭台楼阁的门槛每年都要换一次。
袁枚的孙子袁起根据年少时回忆画的《随园图》，现藏于南京博物馆
第三，除了不动产产生利润外，袁枚也没忘了自己的老本行：写手。
袁枚的孙子袁祖志曾在他的《随园琐记》中写过一句话：
“（袁枚）五十年中，卖文为活，竟有一篇墓志赠银万金者，以故可以扩充园圃结构。”
袁枚文笔了得，也不端着，但凡有人来求神道碑、墓志铭、墓表、行状行略的，只要别让写得太肉麻，他来者不拒，每次润笔少则几两银子，多的一篇墓志铭曾收到过千两白银。
第四，袁枚还是个“教育家”，他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出版“教辅”了。
还记得袁枚当年为了考科举，闷头给自己出模拟题目写八股文吗？他讨厌八股文，但不妨碍他拿八股文来赚钱：他把当年自己的那些习作和写八股文心得汇编成册，出版了类似《高考语文作文高分的30个技巧》或《公务员考试申论的15个得分点》这样的“教辅书籍”。
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全天下的考生每年都拜读学习袁枚编印的“科举考试辅导教材”，往往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
第五，袁枚还做“班主”：他直接开门收徒。
收徒自然收学费，这也成了袁枚的一大收入来源。但袁枚当时引起争议的，是他公开收女弟子，一收还收很多。
收女弟子在当时被看做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但袁枚认为，很多女性的文学素养和诗歌水平其实都是超过男性的，他认为在这一点上男女应该平等。袁枚一共收了20多名女弟子，还为她们刊印诗集。在袁枚的支持下，席佩兰、金兑、严蕊珠、金逸有等一大批袁枚的女弟子都有诗作留世。
清《随园湖楼请业图》局部。袁枚的女弟子席佩兰曾有名句：“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
袁枚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一专多能的“KOL”，关键还是他毕竟有自己的才华。
作为一个有才华的人，袁枚是想留下点正儿八经的东西的。
6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随园诗话》刊印出版。
这是在《小仓山房诗文集》之外，袁枚希望留世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
《小仓山房诗文集》集纳的是袁枚自己写的诗歌散文，而《随园诗话》则是袁枚品评诗歌、诗人以及各种修辞手法的一本诗歌理论文集。
相对于《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被后人议论得相对更多一些，因为在这本书里，袁枚正式归纳和总结了自己对诗歌创作的观点：性灵说。
所谓“性灵”，即从心灵出发。
“性灵”之说并非袁枚首创，却在他手里发扬光大：
诗人创作诗歌的动力和动机，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真情；诗歌表现的内容，也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欣赏诗歌，更应该出自内心的真情。
尽管“性灵说”到后来也有走极端的问题，但在当时礼教禁锢、作诗必须引经据典的时代，袁枚的这个这个主张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也带动了当时诗歌创作的面貌一新。
当然，“真性情”如袁枚，也借《随园诗话》的编撰，又攒了一笔随园的维护费用。
因为《随园诗话》是一本品评诗歌的书，所以难免就要收录不少诗歌作为例子，有前朝的，也有今朝的。一些达官贵人，就难免就找上门来，请袁枚“把关”自己的诗作，以求能入选，流芳千古。
袁枚对这一点其实颇为头疼，因为这些送上门来的诗歌，大多都是平庸之作，有的甚至不忍卒读，但有些是旧交，有些是大官，又实在推辞不得，怎么办？那就收点钱吧，不要白不要。
所以，有些实在推脱不了的诗歌，只要不是品相太难看，袁枚也会收入《随园诗话》品评一番，前提是要交一些“费用”。反正“诗话”就是袁枚自己主观的评论，就相当于他自己搞了个排行榜，有些公认的候选当然要入榜，但也留了一些“活络”，让袁枚有了腾挪的空间。
对此，袁枚自己也承认：
“有替人求入选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
对于资助他刊印《随园诗话》的湖广总督毕沅，袁枚自然也是大加赞扬，甚至对毕沅母亲的诗作也有颇高评价，这就被一些人看不起，直斥他“富贵人家作犬马耳”，和袁枚同时代的才子郑板桥更是骂他为“斯文走狗”。
但是，袁枚虽然在《随园诗话》里夹藏了一些私货，但他对这本书的总体还是严格把关的，毕竟他知道这是一本要留给后世的作品。所以《随园诗话》一经出版，立刻因袁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赢得诸多赞赏，并且流传于世。
至于郑板桥，有一次听到误传的袁枚去世的消息，还失声痛哭，“但觉天昏地暗，云日黯淡”。后来两人相见，一见如故，袁枚还写诗相赠，调侃此事——对于袁枚的才学，郑板桥还是佩服的。
有了名，有了财，有了地，有了书，袁枚应该说是圆满了。
但袁枚说“不”，因为他还有一个爱好，一直需要满足。
7
袁枚爱美食，是一个著名的“吃货”。
袁枚讲究吃，倒不是讲究贵，而是讲究要如何做得好吃，并且要色香味俱全。有一次他去一高官家赴宴，席间一人上了一大碗燕窝，足足有四两，但清汤寡水，味道着实一般。看着其他宾客争相夸赞，袁枚颇不以为然：
贵但不好吃，有什么用？要炫耀的话，那在碗里放100颗夜明珠好了。
袁枚推崇的，是将普通寻常的食材做出至味，为此，他赴宴的时候只要吃到好吃的，就一定要讨得制作方法，或者让自己的厨子登门拜访，学到烹制的方法。
有一次，袁枚到一个朋友家吃饭，朋友知道袁枚好吃，就亲自系上围裙，给他做了一盘特色豆腐。袁枚一尝之后果然惊艳，立刻向朋友请教制作方法。朋友说：“你向我作三个揖我就教你。”袁枚立刻离座，恭恭敬敬地向朋友作了三个大揖，学会了做豆腐的方法，回家一试，果然味道大赞。
中国历史上给厨师立传的几乎没有，但有个叫王小余的厨子就得到了这样的待遇，因为他是袁枚的主厨。王小余的厨艺相当精湛，又讲究食材，能将袁枚四处搜罗来的食谱烹调得色香味俱佳，深得袁枚信赖。王小余去世后，袁枚非常悲痛，称“余每食必为之泣”，所以就给他写了一篇传，题名《厨者王小余传》。
1792年，就在出版《随园诗话》后的两年，袁枚又出版了他的另一本心血之作：《随园食单》。
《随园食单》凝聚了袁枚作为一枚吃货的毕生经验和心得，记录了中国大江南北326种菜肴糕点的烹制方法，分为“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江鲜单”、“羽族单”、“点心单”等十四个方面，可谓是面面俱到，尽心尽力。其中，“须知单”中列出了袁枚总结的20个烹饪操作要求，“戒单”中列出了14个注意事项，堪称是袁枚作为吃货的肺腑之言，比如：
“切葱之刀不可以切笋，捣椒之臼不可以捣粉。闻菜有抹布之气者，由其布之不洁也；闻菜有砧板之气者，由其板之不净也。”
又比如：
““屡开锅盖则多沫而少香，火熄再烧则走油而味失”。
这些中国厨艺烹饪的原则，至今大家仍在遵守。
《随园食单》中很多记载的烹饪方法，至今仍在沿用，比如广东名菜“烤乳猪”，就是由《随园食单》记载的方法沿袭而来：
“先炙里面肉，使油膏走入皮内，则皮松脆而味不走，若先炙皮，则肉上之油，尽落火上，皮则焦硬。”
袁枚的这部《随园食单》堪称清朝的“舌尖上的中国”，而他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也早已到了随性生活的心境。
有两个故事，颇能说明袁枚当时的生活状态。
成名后的袁枚除了爱吃，还喜欢游历大好河川名胜。有一次他去天台山玩，在钱塘江边一时找不到渡船，看到有一艘官船正停泊，袁枚就派人去报上姓名，想借船一渡。
结果那位新上任的新官一听是袁枚大名，立刻跑来亲自拜见——当初他科考的时候，正是读了袁枚出版的“教辅”才考上的进士。为了“报师恩”，他立刻把船让给了袁枚。
袁枚后来又想去仙都峰玩，到了处州（今浙江丽水），晚上住进一家客栈，店主一听是袁枚，叫来了七八位朋友，全是袁枚的忠实读者，立刻请袁枚到自己家中居住，好酒好菜招待，然后一起陪着袁枚游览了仙都峰。
应该说，袁枚已经得到了他人生想要得到的一切。
所以他连生死都看淡了。
8
袁枚年轻时找相士算过一卦，说他只能活到76岁。
袁枚本来是不信这个的，但那个相士还算出他63岁会得一子，结果他63岁的时候果然得了一个儿子，这就不得不让他认真考虑起76岁这个问题了。
到了76岁那年，袁枚果然开始经常拉肚子，胃不舒服（应该和他作为一个吃货也有关系）。眼看身形日渐消瘦，袁枚觉得自己大限将至，索性给自己写了一首挽诗，诗的题目居然有23个字：《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挽，邀好我者同作焉，不拘体，不限韵》。
自己给自己写挽诗还不算，袁枚还要他们的朋友们都开始给他写挽诗。朋友哪好意思给活人写挽诗？基本都没有理他，结果他又写了四首，取名为《见诸公挽章不至，口号四首催之》。
袁枚把生死看淡，倒是捱过了76岁这道关口，他的人生终点最终停留在了82岁。
死因，据说还是“腹疾”。
在临终之前，袁枚留下了自己的遗言，无关“性灵”，无关“美食”，只是这样一句话：
“千秋万世，必有知我者。”
袁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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