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统一认识却埋下“定时炸弹”，天主教会明末最早也最重要的嘉定会议

没有统一认识却埋下“定时炸弹”，天主教会明末最早也最重要的嘉定会议

一，明末天主教会表面波澜不惊，但实际上暗流涌动

1628年是中国历史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登基后的第一年，是谓崇祯元年，而这一年内忧外患不断，迎接这位不幸君王的几乎没有什么好事。

这一年，皇太极于沈阳会盟蒙古诸部，第一次形成满蒙联军。南赣（今江西省南部）起义军率众攻破安远县城。

这一年，辽宁宁远军中四川、湖广兵因缺饷四个月，发生兵变，史称宁远兵变。宁夏固原发生兵变，当时边兵缺饷，士兵乘农民起义爆发之机，一齐造反。蓟门驻军由于饥饿索饷鼓噪，焚抢火药酿成蓟镇兵变

是年浙江海溢，嘉兴飓风淫雨，绍兴大风，山阴、会稽、箫山、上虞、余姚被溺死者，各以万计。

也是在这一年，爆发全国性大灾荒，陕西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安塞高迎祥自称闯王，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这时候，天主教会也在经历一场危机，明末天主教会再度传入中国几十年后，教会表面波澜不惊，但实际上暗流涌动，一场影响后世的争执逐渐浮出水面。

二，“利玛窦规矩”遭到质疑

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媒介，积极活动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认为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

他还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并指“上帝”概念早已存在中国上古文献中，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

利玛窦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到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对他的传教事业帮助最大的，当属“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不过利玛窦绝对不会想到，在他于1610 年5月11日因病卒于北京以后，他的传教方针会引起一场轰动后世的争论，而首先反对他“利玛窦规矩”的却是接任他会长之职的龙华民神父。

三，为“利玛窦规矩”展开讨论的嘉定会议

1610年，利玛窦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而龙华民却是引发“礼仪之争”的第一人。

当他是一名普通传教士之时，对利玛窦的传教观念和方式，已有不同的意见，但出于对长上的尊敬，不便批评。

等到他自己任会长后，就进一步作了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方法上得出的结论，与利玛窦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

龙华民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一律采用译音，主张把Deus译为“陡斯”，“礼仪之争”由此肇始。耶稣会内部意见分歧，但为避免纷争闹大，焚毁了反对利玛窦的作品，统一该会立场，这次纠纷亦只成为会内事务。

其他神父们经研究后，则见仁见智，意见分歧；但因在神业上的团结，都不愿有所流露，因此传教事业不受任何影响，但也埋下分歧的隐患。

嘉定风光

明天启七年十二月(1628年1月)，传教士在嘉定集会，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四，嘉定曾一度成为江南地区的传教中心

嘉定天主教传入较早，在明末时期发展很快，曾经建有教堂和住院，一度成为江南地区的传教中心。

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是著名的火器专家

孙元化通过与传教士们的频繁交流，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在他尚未受洗入教的时候，就接受徐光启的委托，甘冒风险，将毕方济、费奇观等耶稣会士藏匿于嘉定的家中避难。

早天启元年（1621），四十岁的孙元化在确认天主教能“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后，在北京受洗入教，教名依纳爵。

入教当年，孙元化即邀请意大利传教士曾德昭、郭居静到嘉定传教，孙元化出巨资购地建教堂，称“小圣堂”，并在堂侧另建教士住宅十余间，地极清幽美丽，有园林鱼池。

影视剧中的孙元化

由于孙元化的努力，嘉定天主教开教顺利，《利玛窦中国札记》写有：“虔诚的依纳爵把很多别的人领入教门，虽然他自己忙于做其他的事情。”

当时的嘉定，在中国天主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神父们的“常年驻足之所”，中国的天主教“总堂”设于嘉定，所以中国天主教召开的一次重要教务会议——“天主教嘉定会议”就在嘉定召开。

五，嘉定会议确立了天主教继续走本土化的路线，但埋下重要隐患

会议由葡萄牙神父骆人禄召集，葡萄牙神父班安德主持，十一位传教士参加。其中葡萄牙籍神父有五人，分别是曾德昭、阳玛诺、费奇观、李玛诺、黎勃劳；比利时籍神父一人——金尼格；意大利籍神父五人——龙华民、郭居静、艾儒略、毕方济、高一志。

中国奉教士大夫四人，分别是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监察御史杨廷筠、嘉定举人孙元化。中国教友参与教会上层重要会议，这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意义重大。

嘉定历史旧影

参加嘉定会议的神父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经过1个月的讨论，不能取得共识，参加者既表示彼此尊重，又保留各自的见解，因此会议并未取得统一认识。

但是本着顾全大局的思想，会议决定尊重中国的国情，从而确认利玛窦的传教方针：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契合西方天主教与中国儒家学说，以学术辅助传教。达成这样的结果，列席会议的四位中国士大夫肯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嘉定历史老照片

嘉定会议结束后的1629年，天主教中国省监会司铎班安德神父向总会长作了汇报：在华神父们亲密无间，友谊为重，大家顾全大局，虽然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能平等团结，会议对天主教中国化、本土化、本色化作了肯定。

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次没有统一思想的会议虽然冠冕堂皇的结束了，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以至于等到他爆发以后不仅影响了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历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影响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