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红十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诞生、成长和归流
前 言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铁血队伍。自红十军诞生之日起，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一直不断的残酷“围剿”。她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之中成长、壮大，又因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指导，最终使红十军在北上抗日的行动中遭到失败。但红十军余部则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坚持住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十军的将士们埋葬好战友和亲人的遗体，擦干身上血迹，又汇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抗日主力队伍——新四军，奔向抗日第一线！
这篇文章，我们将以红十军的“形成”、“成长”、“壮大”、“失败”和“归流新四军”为线索，简明系统地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伟大光辉的战斗历程。
第一部： 诞 生
一、红十军的组成
1．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赣东北独立大队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谭延闿部100余人在方志敏的动员下来弋阳九区投向革命，方远杰等将这支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赣东北独立大队”，方远杰为大队长。1927年6月，在漆工镇保卫战中负伤的方远杰在弋阳治疗时被害后，这支归顺的国民革命军背信弃义，脱离部队，致使农民自卫军受到重创，漆工镇暴动亦遭到失败，独立大队亦不复存在。
2. 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莲
1928年1月，弋（阳）横（峰）暴动受挫，根据时势的需要，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从各地半军事性质的农民革命团体中，挑选一批暴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子弟，正式建立脱产的革命正规军，由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邹奇负责，编成一个连。5月，原五县工委取消，成立了中共弋阳县委，方志敏任书记，将原约一个连的脱产游击队正式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连，邹奇任营长兼连长。这支队伍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前身。
3. 工农红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
1928年7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同年5月15日颁布的《军事工作大纲》“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非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工农革命军一连在弋阳九区扩编，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不久又改为红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团长由中共江西省委介绍来的陈春荣担任。按照方胜峰会议决定，红军十四团军事指挥仍由邵式平负责。
4. 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
1929年3月初，经方志敏提议，信江特委任命李尚达为红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团长。4月，中共江西省委派唐在刚任信江特委书记，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等为委员，郑孝胥任第十四团团长，李尚达任团党代表。同时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为苏维埃政府主席。4月底，邵式平在弋阳余家仓将红十四团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和政委分别由省委派来的郑孝胥李尚达担任。但这支部队置于信江特委绝对领导之下，受信江军委主席邵式平直接指挥。
此时，中共贵溪县委已成立，黄道任县委书记；中共德兴县委也成立，吴先民作县委书记；方志敏兼任弋阳县委书记；邵式平兼任横峰县委书记。
1929年5月，江西国民党军王均第七师第二十旅第四十团对赣东北红军进行“围剿”；团长郑孝胥受伤被俘，遇害。方志敏决定由颜文清代理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
5. 红七连、红八连的诞生
1928年7月，黄道到贵溪开展革命工作，同邵忠、邵棠、邹秀峰等一起，在周坊建立贵溪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即周坊支部。并以周坊为中心，陆续在其它乡村以及余江、万年等乡村建立党支部，培养骨干力量。在11月，为统一三县的领导，在周坊的江家坪成立了贵、万中心县委，受信江特委领导。1929年6月3日，周坊暴动全面胜利，弋、贵两县红区连成一片，同年7月，万年坞头暴动（亦称葛茅坞暴动或富林暴动），这一次暴动，创建了贵、余、万根据地，形成了与弋、横根据地并齐的赣东北根据地的两大支柱之一。8月11日，黄道在领导周坊暴动的同时，组建了周坊暴动的唯一武装——赣东北红军独立第一团第七连。匡龙海任连长。随后，黄道又于11月17日在标溪汪家祠领导组建了第八连，连长黄立贵。
6. 整编独立第一团
1930的5月中旬，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在弋阳芳家墩进行整编。全团编为三个营，每营三个连。中共江西省委命令周建屏任红一团团长。是年，中共万年、乐平县委相继建立。乐平、余江两县苏维埃政府也建立，全苏区党员6000余人。至此，以弋阳九区为中心的赣东北已发展到纵横约100余公里的范围。
6月15日，中央决定在赣东北特委的基础上，建立赣东北省委，书记为方志敏。7月，中央正式将闽北划归赣东北省委。此后，赣东北根据地、游击区已扩大到整个信江流域和赣北、闽北、浙西、皖南等广大地区。
7. 南岸游击队
1930年6月13日，在中共信江特委和闽北民众会的支持下，江西省铅山南境的东坑农民举行了以余发水、夏幼盛、黄风防、周茂祯等领导的一次历时百余天的武装起义。8月7日，方志敏派陈其富带领有30条枪的红军队伍增援东坑暴动，并批准东坑起义武装建立红军连，由余发水、夏幼盛任正、副连长；同时授命陈其富等前往石垅成立中共南岸特别支部。
9月，中共赣东北特委派赵伯友、朱凤山等东坑和石垅成立了南岸革命委员会，接着组建了一支精干的南岸游击队。从此石垅及其附近的暴动区域成为信江南岸第一块革命根据地。闽北游击队和赣东北游击队实现会合。至此，从武夷山经由杨林到新滩一线均为红军控制，把闽北与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连在一起。
二、红十军的成立
1930年4月，中革军委制定了《军事工作大纲》，提出了包括建立红十军在内的扩军计划及向中心城市发展的工作方针。
根据中央指示，中革军委长江办事处也于6月20日决定：“弋阳、湖口、鄱阳一带红军就立即集中，正式成立红十军，猛烈扩大，以切断长江为主要目的。”
中央规定的建立红十军的计划，是以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弋阳）和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湖口）、赣东北第二游击大队（鄱阳）等为基础，以向景德镇及长江边为发展方向，以切断长江为主要任务，实现与红三、四军配合进攻南昌，取得九江，以保障夺取武汉的胜利。当然，这是“立三路线”和一种臆想。
1．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
1929年8月，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赣东北苏区担任军事领导工作的周建屏，来到都（昌）湖（口）鄱（阳）彭（泽）四县边界的武山地区与都昌县委书记刘梦松、湖口县委书记谭和等率领游击队夜袭汪家墩，缴获当地恶霸刘芬扬靖卫队的十一支步枪。在湖口城山乡境内的横山密庙，周建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12月，赣东北游击队在鄱北肖家岭建立肖家岭游击队。1930年3月肖家岭游击队改编为赣东北第二游击大队。5月，与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合并为新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6月，为把赣东北游击区域与信江苏区连成一片，建立统一的赣东北根据地，赣东北特委指示鄱阳、都昌游击队先后开到湖口，与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合并。合并后，迅速向景德镇靠拢，希与独立团会合，但受到都、湖、鄱、彭四县反动武装的围追堵截，损失较大，余部冲出重围，赶到乐平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会师。
1930年7月中旬，信江、赣东北特委合并成立新的赣东北特委，并在乐平着手组建红十军。中共赣东北特委以江西独立第一团为基础，吸收赣东北部分地方赤卫队及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余部，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22日在乐平众埠界首村马氏宗祠举行建军典礼，全军下辖一、十、十九三个团（每团下辖6个连）和一特务营、机枪连，总人数2000余人、枪支1000余支。军长周建屏，政委吴先民（代），参谋长舒翼，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兼）；第一团团长颜文清，政委叶蓉；第十团团长龙志光；第十九团团长匡龙海，政委王樵（后为刘肩三）；特务营长黄立贵。按照中央指定，方志敏、胡庭铨、周建屏、宣大统、李文滔、李杰、李尚达7人为红十军前委常委，胡庭铨任书记。根据红军发展的需要，红十军军部成立妇女宣传队，由饶玉鸾作队长。随后在界首村水仙庙创办红军儿童学校（1934年被国民党军烧毁，解放后在水仙庙遗址上建了界首敬老院）。
2. 闽北红军独立团
闽北崇安、浦城起义后组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0年1月编为红军闽北独立团，3月，该团发展到1200余人。7月27日，中央巡视员丘泮林在闽北传达了六届二中全会决议，同时宣布调闽北红军到赣东北编入红十军的决定。随后，丘泮林来到赣东北根据地，闽北红军五十五团开赴赣东北，编入红十军。
3. 众埠扩编
1930年秋，邵式平从中央回来，带来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决议案《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和中央指示，并命令赣东北红军再次攻打九江。在“左” 倾错误的逼迫下，特委在万年富林召开了扩大会。会议批判方志敏等以前抵制中央冒险主义指示的意见，全面传达了“立三路线”的政治决议、组织决议及中央指示，会议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两决议：1、取消党、团、工会组织，一律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取消中共赣东北特委。由唐在刚任书记，方志纯任特委书记。唐在刚、方志纯、郑心德、肖朝为常委，方志敏、黄道、余京德、吴利、祝有九、周金才、刘炳龙、李保三等10人为执行委员。这实际上是排除了方志敏、黄道等正确领导，把他们排除在核心领导圈之外。2、将红十军扩编，辖一、四、七旅和特务团、机枪营，全军6000余人，枪1600余支，周建屏为军长，邵式平为前委书记并政委。
红十军接到命令后，于1930年9月21日从景德镇返抵乐平众埠街龙头山进行扩编。扩编后的红十军前委书记邵式平、军长周建屏政委邵式平（兼）、参谋长舒翼，政治部主任吴先民。第一旅旅长颜文清，政委叶蓉；第四旅旅长龙志光，政委邹奇；第七旅旅长匡龙海，政委刘肩三；特务团团长黄立贵。
不久后，又集中赤卫队100个连，编为补充师（又名新兵师），辖2个新兵旅，军委主席兼任师长。另有闽北红军独立团1500人在李静愚、李克敌的率领下，开到赣东北编制入红十军。此时，红军总数达到3万。闽北苏区只留下2个连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由徐福元领导坚持斗争。
1931年11月，中共中央代表涂振家到达赣东北苏区。中共赣东北行动委员会在乐平县湾头李家村召开扩大会议。涂振家传达中共六届，唐在刚检讨了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赣东北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共赣东北特委，唐在刚任书记，方志敏任赣东北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指定涂振农任赣东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4. 文山缩编
1930年11月，红十军在景德镇、鄱阳接到命令后，返回乐平，经鸬鹚埠、众埠街进驻文山一带，按照中央统一规定的编制表及编制条例，撤销原来的一、四、七旅的建制，缩编为一、二、三团，全军保留4000余人，一人一枪。加编一直属军委的赤色警卫团，同时解散新兵师，其指战员返回各县重建地方红军——赤色警卫连，恢复地方武装——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另1931年1月底，红十军缩编后再次组建闽北独立团，闽北独立团在团长谢春篯率领下，来到闽北苏区的中心崇安。
5. 中国工农红军闽浙赣省赤色警卫师
1932年5月中旬，赣东北省委决定将各县赤警连集中扩编主，成立赣东北的第二支主力红军——赤色警卫师。祝荫隆任师长，吴先民任政治委员，辖两个团，约2000人，600余支枪。
第二部：壮 大
一、赣东北红军的壮大
1932年12月11日，改赣东北省为闽浙赣省，省苏维埃主席为方志敏；同时，省革命军事委员会改为闽浙赣军区总指挥部，唐在刚任总指挥，曾洪易任总政委，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倪宝树任参谋长。闽浙赣省的建立标志着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闽浙赣省革命根据地步入了鼎盛时期。首先是辖区空前广阔。除赣东北中心区域外，还包括了南面的闽北分区，西南面的信抚分区，在北面还开辟了（开）化婺（源）德（兴）苏区，皖南党组织又划归闽浙赣省委领导，扩大了游击区。同时，闽浙赣主力红军由一个军壮大到两个军，即红十一军（老十军）和新十军。地方红军有闽北红军独立师和赤色警卫团，信抚红军独立团，根据地各县还普遍建立了红军独立营。
1932年12月，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中共徽州工委及其所属组织划归闽浙赣省委领导。不久，省委将徽州工委改为皖南特委，并派宁春生任书记。至此，皖南成为闽浙赣省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上清会师，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
1933年1月6日，周恩来、朱德致电闽浙赣省委、军区，令红十军开赴信河南岸策应红一方面军。
1月下旬，中央电令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南渡信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月20日——21日，奉中革军委命令，红十军在贵溪县神前村改编为红十一军，周建屏任军长，方志敏兼政委。21日，中革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抵达信江南岸，会见闽浙赣军区的曾洪易、唐在刚、方志敏三位领导，进一步传达“赤化金资余贵，逼近南抚，切实打通赣东北”的指示精神以及红十军过河后的改编计划。
1月23日，红十一军渡过信江，25日，红十一军到达上清镇，与寻淮洲和张际春率领的红三十一师会师。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十一军整编为三十二、三十三两个师，“与三十一师合编为新十一军”。军长仍为周建屏，政委方志敏，后王如痴、萧劲光接任政委，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原十军政委聂洪钧则奉命返回闽浙赣苏区组建新十军。红十一军则留在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关于中央军委（当时毛泽东主席已被排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已无红军指挥权）命令把红十军调入中央苏区的策略上的重大失误，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对方志纯同志讲：“红十军不应到中央苏区来，而应加强…….抗日先遣队失败了，红军长征了，这都是王明路线造成的结果。其实，那时候，即便是中央苏区丢了，还可以到你们（赣东北根据地）去。你们背靠武夷山，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可以直通杭州，威胁南京，敌人是不会丢掉老巢不管的。”
三、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团的由来
1931年7月16日，王明路线控制的中共中央派了中央代表曾洪易，从上海抵达赣东北。11月7日，曾洪易通过省委常委会议，撤掉邵式平军委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改由唐在则担任，撤销倪宝树红十军政治委员职务，批派随他一起从上海来到赣东北的聂洪钧担任；另由倪宝树接替吴先民任红十军政治部主任，把红十军原一、二、三团改编为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团，并把军部教导团改称八十四团。1932年11月30日，把德兴县独立营一连编入红十军八十三团一营一连。实际上，1933年1月23日过信江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就是由闽浙赣军区政治主任邵式平，红十一军长周建屏率领的原红十军的三个主力团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团、军直属机炮营、警卫通讯营等各部共计4000余人。方志敏仍留在赣东北苏区。
四、红十九师及东方军
1933年6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知》，决定组建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并将这个重要任务交给闽浙赣省委。6月9日，红十一军撤销军的建制，改编为红十军团十九师。7月1日，红十九师、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四师、五师奉命组成东方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滕代远任政委（1933年12月滕因病调离，由杨尚昆接任），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此时，周建屏调查红军大学高级班学习，红十九师由寻淮洲指挥。
7月5日，顾作霖、邵式平致电中革军委及项英、周恩来、朱德，报告他们与蔡树藩商量将地方武装编入红七军团的情况。接着，在黎川县篁竹先街李树坪召开了红七军团成立大会，萧劲光任军团长兼政委，军团辖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十九师由原红十一军改编而成，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萧劲光（兼），后吕振球。下辖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三个主力团，是七军团的主力部队。
五、红七军团
1933年10月20日，为适应艰苦的血战需要，中革军委正式批准成立红军第七军团，下辖第十九师、二十师、三十四师和红十军南下独立团。任命寻淮洲为军团长，萧劲光兼政委；十九师是闽浙赣根据地红十军改编的一支部队，由第五十五团（团长李金铭、政委李鸣风）、第五十六团（团长黄开发，政委林德清）、第五十七团（团长王永瑞）组成。二十师是由闽北独立师、闽北赤警师改编而来的一支部队，由第五十八团（黄立贵师长兼团长，政委李柱民）、第五十九团（团长宾凤梅、政委柯真）、第六十团构成。红三十四师是由原福建军区独立红十师、红八师改编而成，由周子昆兼任师长、谭震林兼任政委，由一00团（团长韩伟，政委范世英）、第一0一团（团长陈树湘）、第一0二团（团长吕官印）构成。寻淮洲因在东方战线未归，由萧劲光代任军团长，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周群任保卫局长，谭世清任卫生部长，刘达云任供给部长，王蕴瑞任军团部作战科长，张锡旺军团部出纳科长，黄元庆任军团管理科长，马步英任十九师侦察科长。由于李德瞎指挥导致八角亭一战失利，李德归罪于萧劲光，下令撤销萧第七军团政委的职务并隔离审查，政委由乐少华担任。1933年10月底，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
六、新红十军
原红十军改编成红十一军开往中央苏区后，方志敏决定在原有的闽浙赣赤色警卫师的基础上，重建红十军，即新红十军。他从各县独立团、营抽调部分人、枪；从省、县两级工会抽调部分干部，同时开展“春季冲锋运动”的扩红运动，将原来只有1500人的赤色警卫师扩充至3000多人。军长先后由匡龙海（1933年1月——3月）、王如痴（1933年4月——1934年2月）、刘畴西（1934年2月——11月）担任，政治委员聂洪钧。下辖2个师，即：第二十八师，师长李言许，政委倪宝树，下辖八十一团、八十二团、八十三团；第二十九师，师长甘世华，政委李伯钧，下辖八十四团、八十五团、八十六团。1934年成立三十师，师长刘永祝。曾洪易兼军区政委。
第三部：北上失利
一、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
1. 先遣队组成的背景
（一）外部环境：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一方面顽固地对日妥协投降，一方面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以冀彻底消灭江西红色政权。内忧外患，阴霾笼罩整个中国。
（二）内部因素：自1931年以来，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1933年，临时中央从白区迁入苏区，“左” 倾的军事指导方针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边敌军重兵压境，不断向苏区中心区域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红七军团主力师十九师、二十师长时间在中央苏区东线作战，野战能力极强。十九师即原赣东北老红十军，二十师是原赣东北苏区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三十四师来自福建，对闽浙赣相当熟悉，而且都在东线长期作战，是北上最理想的军团。
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粟裕、乐少华和刘英，并当面交待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目的地为皖南，因那里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限期一个半月到达。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当面交待的任务是：“宣传抗日，支援皖南。”
实际意图是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当时中央领导并未向七军团领导人说明这一战略任务。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同志在回答军事科学院的请问时，指出：“派先遣队去是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
直到几年后粟裕才看到的两个绝密文件给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深入到敌后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的民众战争的最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根据粟裕同志的观点：上述任务显然是一厢情愿。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时候，蒋介石是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去，就抽走大量的兵力，放松对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保不住了，却要求七军团七千人部队（其中还包括2000多临时补充的新战士），仅仅一千多条枪，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腹地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
更为严重的是，军团的领导问题。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团中央代表。后期虽任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但他并无军团指挥权。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参谋长粟裕被乐少华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压着，并无参谋的资格，曾洪易是极“左”路线的推行者，已给闽浙赣苏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到抗日先遣队以后，面临艰险的斗争环境，又一直悲观动摇，最后投敌叛变。乐少华是随李德一道到中央苏区的莫斯科留学生，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以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红七军团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而且这些人又是李德、博古认为最靠得住的代理人，他们不是以革命为重，而是以私利为重，先遣队最终葬送在这些人手中。
先遣队北上策略实际上是当时极“左”中央领导人的一个“弃车保帅”的无奈之举。
2. 先遣队东进闽中
1934年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七军团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后，拿下闽中重镇尤溪，在罗炳辉同志率领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红七军团抢占尤溪县闽江中游的樟湖坂，并从樟湖坂渡过闽江。
按原计划，渡过闽江应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中革军委忽然改变命令，电令七军团继续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占领福州。8月1日，部队进占水口、古田。8月7日，进攻福州，未克。攻打福州一仗，红七军团牺牲了数百战士，又损失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更为严重的是，红七军团在攻打福州之前，声势浩大，所到之处，敌人不知道底细，多闻风而逃。福州一仗，暴露了红七军团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15日的国民党《福建民报》以《福州严重的一夜，匪分两路袭福州》的大幅标题报道：“7日夜袭我近郊白鹤亭、新店一带阵地时，匪的实力完全暴露…….其主力不过3000之众，枪2000余支。…..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之名义，企图牵制闽西国军之进剿，实现赤匪所谓之围魏救赵之战术。”从此，敌人就开始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七军团。
8月8日晚，部队撤离福州，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向福州以北的连江桃源、潘渡方向转移。从8月22日到28日，七军团连打穆阳、庆元、竹口三个胜仗，部队士气逐渐高昂，9月初进入闽北苏区，当时闽北苏区的领导人是黄道同志，他是赣东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七军团经过一路冲杀，部队减员不少而且极度疲劳，本想利用这里有利条件暂作休整，却受到中革军委的来电批评，电令七军团立即向皖南前进。据粟裕后来回忆说：“急于要我们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又一重大失误。”
9月9日，先遣队离开闽北苏区北上浙西，于13日下午突袭衢州常山、江西之间的水陆要冲——清湖镇，连续取得清湖、大陈的胜利，准备继续北上。17日，中革军委电令：“七军团在未及执行已赋予的破坏杭江铁路及附属公路的任务前，禁止继续北进。”并要求他们创建以遂安为中心的苏区。
遂安位于新安江上游，距杭州约200公里，处于衢江、兰江、新安江三角地带，江水较深，汽船可到建德、兰溪，还有浙赣铁路和公路干线，敌人交通方便，这样的地形，对先遣队机动十分不利。那里地瘠民贫，居民多以竹木为生，产粮很少，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特别是当地没有党的工作基础，相反是赣东北逃亡地主聚居之地。就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而言，以遂安为中心建根据地很不适宜，要知道，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反革命势力相当强，为避免全军覆没，七军团只有向皖赣边行动。
9月30日，先遣队到达皖赣边的段莘（婺源县北）地区，这里距原定最后目的地皖南已经不远。到这时，他们才知道，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众失败，部分干部群众已分散到山里坚持斗争。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直属机关和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0月15日，中革军委电令第七军团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第七军团认为皖赣边有发展条件下，建议主力向皖南游击区行动。18日，中革军委复电同意。但21日，又电令红七军团仍要去闽浙赣苏区转移，与新红十军会师。
二、红军第十军团
根据中革军委1934年11 月4日命令，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新红十军以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同时成立闽赣军区。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新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编为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领导干部作了调整，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为政治部主任。同时，闽浙赣军区领导也作了调整，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
军团整编以后的任务是：第十九师仍出动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二十、二十一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寻淮洲率领十九师向浙皖赣边进发。因摆脱曾洪易、乐少华的干扰，作战灵活机动，卓有成效。一度经上方镇渡新安江，进逼昌化、于潜、和临安，震动了杭州。随后又转向皖南，经歙县、绩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并由泾县、宣城北上，威胁芜湖。就在十九师活动很有成效的时候，中央军委发来指示：“根据敌人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日趋严重的形势，命令红十军军团部立即率二十、二十一师转到外线，同十九师会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一带集结兵力，争取在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
为了统一领导红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的行动，中央军委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等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红十军团行动。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主任。
粟裕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形势下，组成红十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战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重大失误，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12月中旬，红十军团在安徽黄山山麓的谭家桥战斗中失利，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牺牲。为了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从12月下旬到1935年1月上旬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而且大都是消耗战。
1月12日，方志敏随红十军团先头部队转移至浙江开化县化婺德苏区。军团长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遭遇敌军堵截，迟至15日才大部分到达婺德苏区。16日，鉴于敌情紧急，粟裕与方志敏商定，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兼机枪连组成的先头部队立即行动，同时通知刘畴西率领的主力部队立即跟上，先头部队于当晚全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下午6时，刘畴西派人通知，因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方志敏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决定随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要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突出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团主力被国民党围困于怀玉山区，血战七日七夜，除一小部分同志仅突围到皖南去外，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被俘。1月29日，方志敏被押解下山，这一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开始一渡赤水。 （未完待续）
第四部：归流新四军
一、红十军团余部的三年游击战争
1.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1935年1月底2月初，粟裕和刘英率领从怀玉山突围的抗日先遣队余部到达闽浙赣省根据地。根据中央政治局1月15日指示，以红十军团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
1935年2月初，中共闽浙赣省委在横峰县篁村槎源坞同留在赣东北苏区坚持斗争的三十师一团、省军区独立团1个连合编为赣东北挺进师，兵力共1000多人，后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王永瑞任参谋长，黄富武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根据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指示，撤销了曾洪易的领导职务，曾被撤销职务后不久即投敌叛变。
当时挺进师的行动路线是：由闽浙赣苏区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再去浙西南根据地，创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根据地。粟裕回忆时说到挺进师时，说：“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本是赣东北子弟兵——红十军。”
5月上旬，粟裕与刘英率领挺进师进入浙西南的龙泉、遂昌、松阳三县交界地区，在当地农民领袖陈风至、卢子敬等支持下，很快打开了局面，所到之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东南日报》等报纸惊呼：“松、遂龙各县半赤化。”
1935年7月至8月，蒋介石调动国民党主力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实行“清剿”，成立“闽浙皖赣四省剿匪总指挥部”，以卫立煌、罗卓英为正副总指挥，以40个团的兵力试图围歼挺进师和地方武装，摧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从9月19日开始，罗卓英部开始“血洗浙西南”，挺进师除留下两个纵队就地坚持斗争外，其余主力跳出包围圈，于9月下旬，进入浙闽边境，开始持续8个月的反“围剿”作战。
1936年3月，粟裕与刘英在政策策略和党内关系等问题开始发生分歧。由于刘英利用对敌手段扣留闽东根据地领导人叶飞，导致闽浙边临时省委解体的“南阳事件”发生，并对粟裕进行无情斗争，并剥夺他的行动自由。此后，粟裕与刘英分开活动，主要活动于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至1936年11月，挺进师在浙南和浙东建立了纵横250余公里的根据地，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根据地得到恢复，挺进师由几百人又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发展数千人。
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1937年10月1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把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0月18日，红军挺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部主任。
2. 红三十师和赣东北游击大队
红十军团北上失败了，但在皖浙赣边界地区撒下大量红色种子。先遣队除了有意识地留下一部分指战员在赣皖浙边界就地坚持斗争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伤病员和在战斗中失散的部分干部战士，这部分人员将成为坚持皖浙赣边三年游击战的骨干力量。
1934年11月初，红十军团北上后不久，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闽浙赣苏区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以关英为书记的中共闽浙赣省委和以唐在刚为司令员的省军区，率红十军三十师和军区独立团碾转至皖赣边，并以鄣公山为中心区域，闽浙赣省委和游击区遂易名为皖浙赣省委和皖浙赣边游击区。
为保卫赣东北基本苏区，1934年1月11日，军区将赣东北挺进游击大队、新编第二工人团和省少共国际团组成了红十军第三十师。颜文清任师长，原挺进大队政委刘永祝任政委。
自1936年4月，省委所辖地区，由原先各自独立支撑的赣东北、皖赣、皖南等游击区，发展成为省委统一领导下的赣东北、皖赣、浙赣、上浙皖和下浙皖等5个游击区。1937年春，由于斗争形势恶化，加之省委领导失误，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遭到挫折，游击区进入根基艰难的时期。是年冬，闽浙皖赣省委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皖浙赣边红军济南队编入新四军。
3. 皖赣边独立师和都（昌）湖（口）鄱（阳）彭（泽）游击大队
都、湖、鄱、彭地处赣北，东连赣东北苏区，南绮鄱阳湖，西临长江，北接皖南，武山雄踞中央，地势险要。早在1930年，红十军挺进赣北时，红七旅旅长匡龙海，政委刘肩三在这一带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权，群众基础好。1934年7月中旬，中共赣北特委在浮梁县清溪滩章家祠堂召开皖赣边8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因皖赣边新苏区与赣东北老苏区已连成一片，经闽浙赣省委批准，将赣北特委改为皖赣分区委，党政军机关设在赣东北浮梁县程家山。柳真吾任中共皖赣分区区委书记，兼皖赣军分区政委，周成龙任军分区司令员，王丰庆任皖赣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军独立师政委，王如痴（后匡龙海）任独立师师长。皖赣边红军和游击队共约2200人。
1934年冬，敌集中优势兵力“围剿”皖赣苏区。1935年2月，皖赣分区机关部队转移至乐平县朱家庙。为了摆脱重兵“围剿”，改变被动局面，柳真吾在乐平县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皖赣分区区委书记柳真吾，皖赣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丰庆，分区独立师师长匡龙海，浮（梁）乐（北）婺（源）中心县委书记杨贵良，乐北县委书记黄银旺，共青团乐北县委书记邵牛发，乐北县游击队队长，皖赣独立师所辖游击大队大队长叶玉春、程祥元，秋浦县委书记郑明仁，皖赣分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饶玉鸾等。会议主要是检查过去的工作，并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任务。具体部署为：柳真吾率分区保卫部队赴都、湖、鄱、彭地区，王丰庆和独立师师长匡龙海率独立师赴贵（池）秋（浦）东地区建立根据地；分区机关和下属中心县委机关人员分散到乐平、浮梁、婺源一带，转入地下进行隐蔽斗争。这次会议使皖赣边红军在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敌军对苏区残酷“清剿”的严峻形势，使皖赣边斗争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同年4月，都、湖、鄱、彭游击队成立，匡龙海作游击队司令员。
4．江南独立团和贵、秋东游击大队
1935年2月初，王丰庆、匡龙海在率领皖赣独立师主力向贵、秋东地区开进的途中，与军分区司令员周成龙不期而遇。不久，便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留下的江天辉于笑源富曹山会合，并一起到达秋浦姚黄地区，另汇合了方志敏留下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一个小分队21名战士，接着又与坚持的秋浦县高山村进行秘密活动的欧阳斌、黄天贵、倪南山等取得联系，随后在秋浦的高山重建贵秋东中心县委，黄天贵为书记。同时，在姚黄成立祁（门）秋（浦）贵（池）中心县委，倪南山任书记。周成龙、王丰庆决定留在贵秋东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开辟贵、秋东游击根据地。
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红军游击建设，在省委常委、保卫局长滕国荣的帮助下，贵、秋东党组织于6月上旬在东至县石门成立江南特委，周成龙为书记，王丰庆、余文先、黄天贵、何少青等为委员。在成立江南特委的同时，将皖赣独立师留下的部分兵力、贵秋东游击大队和皖赣游击大队合编为江南红军独立团，杨艳溪任团长，王丰庆任政委，杨春标为参谋长，全团570余人。
5. 皖南独立团和泾旌宁宣游击大队
1934年秋，闽浙赣省委派遣部队到皖南，与在此间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共同创立了皖南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闽浙赣省委和军区为了支援皖南农民暴动，先后向皖南派出两支部队，一支由宁春生率领的皖南游击大队约200人；一支由倪宝树、李伯钧率领的挺进师约2000余人这两支部队到达皖南后，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在太平、石埭、黔县、青阳一带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乡政权。10月，皖南革命委员会在太平县柯村宣告成立，宁春生任主席。同年12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进入太平柯村休整时，留下先遣队侦察营（马步英部）加上宁春生率领的皖南游击队，组成皖南红军独立团，团长熊刚，政委刘毓标。
为加强皖南特委领导，决定由聂洪钧任特委书记，原书记李杰三改任副书记。红十军团从柯村撤退时，负责殿后的王岐山营长及所属战士30余人与大部队失去联系，遂率队返回柯村，与掉队的部分红十军战士汇合。在石青游击区成立江边特委，由随挺进师行动的原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长王弼任书记。挺进师改为江边独立团，倪宝树、李伯钧分任团长、政委。随后，江边特委领导人吴介唐带领洪维恭、王岐山等和青阳游击队队员七、八十人抵达泾县，于1935年1月下旬，在泾县戴杨村成立泾旌宁宣中心县委和游击队，洪维恭任特委书记，红十军团留下做地方工作的李步新任副书记兼游击队政委，王岐山任队长。
1936年1月，国民党纠集第七十八师、独立四十五旅等正规部队和当地保安队共3000多人，对泾旌宁宣游击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存力量，中心县委决定，迅速突破敌人的包围，回赣东北寻找省委。2月间，李步新率领泾旌宁宣游击队到达休宁西乡的里庄，并找到了省委，与当地游击队会师鄣公山。
鄣公山会师后，以皖南独立团为基干编成皖浙赣独立团，在婺源水岗山成立，熊刚任团长，刘毓标任政治委员，杨春标为参谋长，范仰为政治部主任。独立团下辖的3个营中，以原皖南独立团为基础编为第一、第二营，各地调来的游击队编为第三营，共900余人。
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国民党不断的残酷“围剿”、封锁，皖、浙、赣根据地红军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党的组织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和红军游击队由3000多人减少到500余人。幸存的几支游击队有：皖赣特委副书记兼祁婺休中心县委书记李步新率领的皖赣独立营一部；皖浙赣独立团团长熊刚率领的该独立团余部；原红十军团第十九师干部柴荣生率领的该师余部第十连；都湖鄱彭中心县委书记田英率领的所属游击队；上横弋德中心县委书记杨文翰率领的赣东北游击队余部；上浙皖特委副书记兼独立营营长阙怀仰率领的该营余部，分别在皖赣边的鄣公山、都湖鄱彭的武山、赣东北的磨盘山和皖南的郎溪、广德边境等地区，在当地群众舍生忘死的保护配合下，与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游击区人民舍生忘死的支持下，皖浙赣红军游击队终于挺过了艰难的三年岁月，迎来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二、皖浙赣红军整编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暴发。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1日发表《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从政权问题到解释工作，都作了明确的指示。关于武装问题，提出“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府进行谈判…….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在此前后，游击队中政治敏锐的领导人，根据各自对形势的分析，对党的新政策的理解，大多能在历史转变关头，适应战略任务的转变，先后同附近国民党驻军与地方当局谈判。
1937年9月上旬，中共皖赣特委负责人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等率领红军游击队攻打鹅公滩据点时，从缴获的报纸中得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也被迫派人同红军游击队联系，拟进行谈判。同时，在同年1月30日的一次战斗中被俘的原皖赣独立团政委刘毓标也被释放回来。他带着《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在祁门舍会山找到皖赣特委，并详细报告了他在衢县监牢中得知的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当时的国内形势。9月底，李步新、王丰庆等皖赣特委领导人在祁门县宋家山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利用谈判时机派人联络各游击队并积极寻找党中央，请示有关方针政策。随后，皖赣特委发表了《告皖赣同胞书》。
根据特委的决定，1937年9月底10月初，以中共皖赣特委代表江天辉等一方，以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驻瑶里别动大队长张甫成参议等为一方，在祁门舍会山和浮梁瑶里正式开始谈判。
谈判结束后，特委决定派李步新和江天辉到南昌找项英、陈毅请示和汇报工作。11月中旬，陈毅从赣南回南昌，他俩向陈毅汇报了皖浙赣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经历的艰苦斗争，和得知的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精神，以及皖赣特委已开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正在进行舍会山——瑶里谈判等情况。陈毅传达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解释了有关问题，并对皖浙赣边游击区军民顽强斗争的精神和皖赣特委领导的机警与拒绝国民党的诱骗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1937年11月底，陈毅和李步新、江天辉等坐车来到景德镇。李、江先回舍会山，陈毅同国民党当局商定：在景德镇设立新四军办事处，李步新任主任。十二月初，陈毅由景德镇地方当局派员陪同，皖赣特委侦察排长邹志诚带一个班在长岭接应，来到祁门舍会山。
陈毅一上山，即与皖赣特委负责人谈话。接着召开游击队员大会，在会上，陈毅传达了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指示精神；对红军游击队改称为江西抗日义勇军作了说明和部署。他针对当时游击队里部分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做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着重讲解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意义。
陈毅回南昌后，皖赣特委一面组织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广泛宣传我党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家人不和外人欺，合作抗日得胜利”的道理。一面派人联络边区各地游击队。1937年12月中下旬到1938年1月初，根据陈毅：“整编时机已成熟，要尽快组织队伍下山，赶往瑶里进行整编。”的指示，皖赣特委负责人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等带领的皖赣独立营和活动在祁门、浮梁、婺源一带的红军游击队约150余人；熊刚率领的原皖浙赣独立团一部和阙怀仰率领活动于宁国、泾县一带的红军游击队50余人；柴荣生率领的原红十军团第十九师余部60余人，以及由田英等同志带领的原在都、湖、鄱、彭一带活动的红军游击队约150余人。各支红军游击队共约350多人，于春节前一天，即1938年1月30日全部到达瑶里整训，将各支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皖赣特委机关也随迁瑶里。2月初，陈毅再次前往瑶里，在瑶里程家祠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并宣布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正式编入新四军序列，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熊志刚任营长，张振东任副营长。
这支英雄的皖浙赣子弟兵，继承了闽浙赣苏区创始人方志敏同志“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中，不怕失败和挫折，在残酷的“清剿”和反“清剿”斗争中坚持了下来，保存了革命火种，为保持南方战略支点保存了十分可贵的革命力量，这支英雄的队伍终于汇入新四军的铁流，奔赴抗日前线。
三、闽浙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
由方志敏率领的北止抗日先遣队失败后，闽北和赣东北地区便在闽赣省委委员、闽北分区区委书记黄道同志领导下开始了游击战争。1936年中旬，黄道率闽北独立师的两个团，经激战后到达周宁与政和交界的洞宫山与叶飞等率领的闽东红军游击队会合，合并为闽北分区和闽东特委。成立了闽赣省委，黄道任书记。
同年8月，闽赣省委将工作区划分为四个分区和相应的四个军分区，即闽北分区，书记汪林兴，司令员熊家才，在崇安、广埔、建阳、铅山一带活动；闽中分区，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兼任书记、司令员和政委，管辖邵光特委，即顺建特委和邵将泰县委及其武装；抚东分区，吴先喜兼任书记、司令员和政委，在资溪、贵溪、金溪开展工作；闽东北分区，书记兼政委王助，司令员饶守坤，在建欧、松溪、政和一带活动。
闽赣省委成立后，为了将省委组织名单和闽北、闽东游击区斗争情况报告党中央，派广（丰）浦（城）县委书记，闽赣省委工会筹备处主任吴华友于1936年8月1日秘密离开根据地，几经辗转，终于同党组织在美国的联系人饶漱石联系上，遂于1937年1、3月间将党的《八一宣言》、《红军东进山西宣言》、《民主共和国决议》等文件和书报秘密带给闽赣省委。
闽赣省委获悉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后，便通过邮局向国民党地方当方当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的主张，但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拒绝。此时，国民党一面在陕北同中央红军和谈，一面对南方各游击区进行残酷“清剿”，各根据地一时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才停止了对南方游击队的进攻。进攻闽北的国民党第3师、75师、79师等主力部队相继调走，闽浙赣形式逐渐趋于缓和。
9月20日，黄道以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以一次致函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再次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三点主张，并要求对方派代表与红军游击队谈判。9月底，国民党派出南城保安副司令周中城和光泽县长楚衡为代表，闽赣省派出黄知真、曾镜冰、王文波等为代表，在光泽县大洲乡举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闽北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赣边抗日义勇军。”同年冬，闽赣边“抗日义勇军”扩大到200多人，部队在崇安坑口乡涧集中进入铅山县石塘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编制序列是：
团长：饶守坤 副团长：曾昭铭
参谋长：杨元三
政治部主任：刘文学
团部指导员：黄瑛
一营营长：曾同生
副营长：林昌杨
二营营长：陈仁洪
副营长：马长炎
三营营长：周汝春
副营长：阙中一
1938年3月上旬，部队抵达皖南歙县，与各路红军汇合，共赴抗日前线。
第五部：尾 声
中央红军北上后，南方三年游击战后期，闽、浙、皖、湘、鄂、豫、赣、粤八省，形成14块主要游击区，除海南东琼崖红军纵队自成琼崖抗日游击队外，其余13块游击区纵队都改编成新四军。而属于红十军余部的分别有：1、刘英、粟裕领导的浙南游击队。38年2月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2、关英、李步新领导的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又称赣东北红军游击队），38年正式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3、黄道、黄立贵、曾镜冰、饶守坤等领导的闽浙赣边游击队，1937年10目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至1938年2月，南方八省游击队基本完成改编任务，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下辖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下辖一、二团。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新，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主任王集成，下辖三、四团。
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下辖第五、六团，第五团团长饶守坤。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下辖第七、八团。
加上军部直属机关，全军共计10300人。
抗战结束后，新四军番号继续被沿用到1947年2月才撤销，原新四军部队主力除第3师（黄克诚部）开赴东北加入东北野战军，第5师（李先念部）改编为中原军区外，其余主力改编为华东野战军，1949年1月改称第三野战军。
(全文完)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张建华、孙盛年着。国防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铁军出山风云》，江西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红色源流》编辑部，1992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3、《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
4、《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5、《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6、《饶守坤回忆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7、《方志敏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8、《怀念集》，方志纯着。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3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