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之术与无用之学
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在学问界讨活者,有信有执,秉烛而行,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
实用之术,因有灭此朝食、立竿见影之绩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专指,而广受重视。无用之学则是供养出来的,即便错误结果,得之不易,时间会给出真相,但不是所有的人等得及。胡林翼尝言:“国之需才,犹鱼之需水,鸟之需林,人之需气,草木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才者无求于国家,谋国者当自求之。”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实用型的治世之才而已。后人说苏武“十九年间不辱君,论功何独后诸臣。若教倒数凌烟像,也是当时第一人”,较之能臣武将之实用,入列凌烟阁倒数第一名,已相当不错,虽有人为之鸣不平。生如逆旅,一苇以航,刚烈勇武,不计生死,坚强者多不开心。
有人驾驭民众,有人驾驭资本,有人驾驭文字,驾驭文字而能郁郁乎文哉者,定属无用之才。1916 年10月27日,张作霖颁发奉天省教育会决议案给各县:“中国兴学十余年,毕业生千万数。其优异者,赫耀里闾,平庸者或执教鞭,或事庸书舍,余则无业可操,学校多一毕业学生,即国家增一无业游民,贫累家庭,贻讥社会。考其主因以学校教育纯属空谈,遂致积弊日深,几乎不可挽救。”文必其明显易晓,事必其切实可行,耕战植其基,商战扩其用,实用主义者往往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当然,要的不是文采,是解决问题,否则便有藉报章鼔簧天下、以笔舌倾动人主之嫌。国欲富强,必以职业为基础,一赳赳武夫能有此境界,已相对高明。
胡适初入康奈尔大学农科,一年半后,观乎人文,欲化成天下,由实而虚,执著不悔,遂改入文学院。人文领域的实践模式,信手拈来,夜构一文,文章合为时而著,贴人口吻,多有雅趣,歌诗合为事而作。“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唐伯虎的功利,源于科考的压力。罗兰·巴特的“我写作是为了被爱:被某个人、某个遥远的人所爱”,也不脱目的性。德国女诗人卡森喀策茨是一位梦见过远方的人,其《我爱你,与你无关》,便有了无关目的、不计得失之意味。
较之舜以南巡死苍梧,禹以东巡死会稽,宋徽宗“万机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文字华茂,书画俱佳,笔墨宛丽,气韵高清,于国无用,甚至有害,于当时有害,于后世却有大益。深入经藏,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一生致力于考据学的钱大昕,聪明绝世,异境天开,其《答西庄书》云:“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虽曰无大用,自己很当回事。被称为“电话之父”的贝尔,从未给母亲与妻子打过电话,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皆为失聪者。对一些人实用,对另外一些人则无所谓,有用之术与无用之学,相对而言。
士人期许,多不实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一目了然。针对过分强调实用、只在乎专家而忽略知识分子现象,陈寅恪强调,救国经世必以精神学问为根基:“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穷形尽相,只成下等工匠。未来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可发展到极致,目的与意义恐已无人问津。
实术产生虚学,虚学之需,改进实术。印刷技术的诞生,导致平面设计艺术的出现,显影技术的诞生,导致摄影摄像艺术的出现,网络技术的诞生,导致数字影像艺术的出现。然计算机艺术家似乎更关注技术本身,而非对技术所能表现的形式。就个人而言,有用之术与无用之学皆要有,实用层面与精神世界须平衡,亦舒《异乡人》里有句话:“一份职业而已,应当尽力做好工作,但也不用做得鬼上身,它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有道是,职业决定生活的存在,精神决定内心的拥有。
案积诗文,壁悬画本,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读书之道,在不趋时,不从众,不受惑。闲书久读,既醉且饱,自会沉浸于多识草木鸟兽之名的审美想象,形成一派的翩翩洒脱,毫无拘碍,虽平庸而不浅薄,非理性的情感冲动,自会越来越少。何物羡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学万人敌,著等身书,有用与无用,时处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