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书法及书法名家
石之桑\图文编辑
【按】中国书法，艺苑菁华，历数千年，史迹流衍，面目多端，难以尽举。本篇介绍的是三国·吴碑。
谷朗碑——
全称《吴九真太守谷朗碑》。隶书，三国·吴凤凰元年（272）立。纵176厘米，横72厘米，文18行，行24字。碑在湖南耒阳。碑主谷朗（218～272），字义先，耒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三世仕吴为牧守，累官长沙刘阳令、立忠都尉尚书郎、广州督军校尉等，吴建衡三年（271）迁九真太守（今越南河内南顺以北地区）。凤凰元年四月乙未卒，终年五十有四。其墓在今耒阳马水乡木村虎形山，嗣孙谷起凤、谷尚志等为之立碑。碑旧在耒阳城东谷府君祠内，清时移置县城杜甫祠中（现耒阳一中），后迁蔡侯祠（传为蔡伦故居，在城内蔡子池畔）内保存。碑之两侧原有谷氏后裔题名，清初尚存，后渐磨灭。
《谷朗碑》字虽称隶书，实则体势已非常接近楷书，故亦有定为楷书者。当然同后世魏碑、唐楷相比，它还带有较浓的隶味。其结体方整，笔画圆劲，书风浑朴古雅，与曹魏诸刻风格稍异，但同为开后世楷书法门的重要碑刻。此碑在清代以前，惟见欧阳修、赵明诚二家著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其字遒劲，亦有汉分隶法。”严可均谓其“隶法不恶，刻手极拙。”康有为称其古厚，为真楷之极。
天发神谶碑——
此碑又名《天玺纪功碑》、《三断碑》。篆书，三国·吴天玺元年（276）立。碑原在江苏江宁，已毁。传为华核文、皇象书。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此碑非篆非隶，下笔多呈方棱，收笔多作尖形。转折方圆并用，形象奇异瑰伟。其笔法及体势，在书法史上可说是前无先例，后无继者。
清人翁方纲曾评此碑说：“吴《天玺纪功碑》，弇州所谓挑拨平硬者，信有之。然实是篆书，谓为八分者，未必然也。”张叔未说：“吴《天玺纪功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此说颇有见地，亦颇有代表性。由于原碑早毁，流传拓本很少。
禅国山碑——
又称《封禅国山碑》、《天纪碑》。篆书，三国·吴天玺元年（276）立。43行，行25字。碑在江苏宜兴。《集古录》云：“孙皓天册元年，禅于国山，改元天玺，因纪其所获瑞物，刊石于山阴。”碑文纪吴得祥瑞，封禅於国山之事。据《宜兴志》载，国山本名离墨山，以孙吴时大司徒董朝封于此，故又名董山。山在宜兴县张渚镇北十里，碑即立于山顶之上。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谓：乡人又俗呼此碑为“囤碑”，“以其石圆八出形如米廪云”。
《禅国山碑》为三国时期重要碑刻之一，自宋以来，多见著录。其书淳古秀茂，体势雄健，笔多圆转，继承了周秦篆书的遗意，与方折突出的吴《天发神谶碑》相异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其“浑劲无伦”。杨守敬《平碑记》云：“秦汉篆书，自《琅邢台》、《嵩山石阙》数碑而外，罕有存者，惟此亏巍然无恙，虽漫漶之余，尚存数百字。玩其笔法，即未必追踪秦相，亦断非后代所及。”
《禅国山碑》历代被人重视，其主要在于碑文有着较高的书法艺术，这也是此碑存留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禅国山碑》，碑高八尺，围一丈三尺，碑文围绕其上，其形如鼓如囤，微圆而椭，碑首上锐微洼，石色绀碧，观赏此碑，沉雄稳健，淳朴古雅。清吴骞拓本碑文四十三行，每行二十五字。宋赵彦卫辨字约八百字，为至今可见识碑文最多者。清代学者翁方纲辨识碑文约六百字，今观此碑，可辨字仍在数百以上。碑文每字二寸见方，似经剜剔。《国山碑》，笔势的雄厚，结构的善变，朴拙的体态，历代书法家均对它有独特偏爱。
葛祚碑——
《葛祚碑》，三国吴。高117厘米，宽74厘米，圭首有穿。原位于江苏句容县城西门外五里梅家边石碑冈，1965年生新发现，现藏南京博物馆。
《葛祚碑》最初由清代学者孙星衍发现，因无碑文，仅有题额“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数字，故亦称《葛祚额碑》。葛祚字亢光，句容人，不见于正史，据晋人干宝《搜神记》卷十一载：“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斧斤，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汹汹有人声，往视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
又据《句容县志》卷五“丘墓”条云：“衡阳太守葛祚墓在县治西北五里”。
综以上述，可知葛祚之碑有二通，其一立于衡阳，为衡阳百姓为葛祚所立颂德碑，碑文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其二为立于葛祚墓前之碑，或即孙星衍于句容城西门五里梅家边发现的《葛祚碑额》，其地与《句容县志》中“葛祚墓在县治西北五里”的记载颇为符合。
《葛祚碑》为十分成熟的楷书，故其发现以来，便有学者提出质疑，如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即将《吴衡阳郡太守葛祚碑额》纳入到南朝“梁”下。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亦因“字体不古而碑式甚古”疑为重刻。但与之相左，即认为《葛祚碑》真实可信的也不在少数，除孙星衍、钱大昕外，今人商承祚先生在参与“兰亭论辩”时，亦曾引据《葛祚碑》而证东吴已出现楷书，进而论证《兰亭序》生发于东晋时代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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