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32）

▲詹天佑在宜昌钉下川汉铁路第一颗道钉

在英国领事馆登陆宜昌、宜昌海关开关以后，但在位于大南门外、青草铺上的新商埠区形成、新马路开始筑建之前，小小的宜昌城曾经在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发生过自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川盐济鄂”之后的最大发展机遇——在那年的12月28日，川汉铁路宜夔段在宜昌举行了开工典礼。

中国大规模建设铁路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盛宣怀成为设在上海、专为修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后进入北京，被称为“京汉铁路”）而成立的“铁路总公司”的督办。他在铁路督办的9年任期中，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就是用向外资借款的方式解决铁路修建资金。因为加上了“好处费”，同时外商未能入股其中，借款条件自然非常苛刻，但在盛宣怀对外的解释中，也变成了无奈之中的一时之选，因为借款总比允其入股而导致主权旁落要好得多。

盛宣怀在9年中先后向外商借款共计1.8亿余两（其中的“回扣”也很惊人）用于各地修筑铁路，数目巨大引得议论纷纷，好在卢汉铁路1905年分段竣工通车后带来的高额收益：仅在1906年就超过100万两，而作为借款提供方，外资一年可分享盈余60万两。于是从清廷到地方都盯上了这条生财之道，一边抨击外资借款修建铁路让国家损失过多利权，盛宣怀一时成了千夫所指，被迫交出了铁路督办的肥差，一边在广袤的国土上掀起了一股铁路收归自办或民间商办的热潮。

川汉铁路就是这样产生的。先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的川人自筹资金修建川汉铁路的奏请得到朝野一致的赞赏和光绪皇帝欣然批准，并因此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洋人在宜昌建造那几个现在被视为文物的储油罐的时候，预定路线自成都，经重庆、万县、宜昌到达汉口，全长3000公里的川汉铁路的建设资金采用“田亩加赋”方式向全川7000万人共集资到1670余万两白银，是当时各商办铁路中募集到的最大一笔路款。

这条半途夭折的铁路从一开始就一波三折：先是四川和湖北两省衙门在“有章可循”与“越权修路”之间双方吵了一年架，后又在从东向西还是由西向东修建的问题上，因各自利益而唇枪舌剑争执不下。反正川汉铁路的修建就在两个省份你争我夺、讨价还价中白白浪费了几年好光景，到最后，川汉铁路公司董事会不得不被动接受了鄂方的意见，决定先从宜（昌）夔（府）（奉节）段修起。于是，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年初，铁路公司聘请著名铁路专家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从粤汉、京张等铁路线上调集了6000多员工，加上铁路沿线召集的数万民工会聚宜昌，开始了这一宏大铁路工程的修建。

在清末老人侯叔轩的回忆中，铁路公司“买东山寺至石板溪稻田数千亩，修筑车站、办公大楼、车库及住宅。”在这块后来被称作“铁路坝”的空地上，有詹天佑指挥施工的工棚，修铁路所需的大量枕木、炸药、工具、水泥等也堆放于此。“于是攻金攻木攻石之工，铁泥沙土竹木陶埴之材，汽电机体鞄革钢镍（鎚）之器，银铜之货，骈埴咽塞，自夷陵达秭归三百里间，同时兴作，徒夫万千。是为川路开工建筑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