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白面馍的童年记忆

我前面四个姐,分别叫大萍、二萍、三萍、四萍,到我这里终于有了个男丁,就取了个“五平”的官名,这个名字不仅有了既延续了排行,又体现了男女有别的原则,不可谓不成功,给我取了五平的官名,也是我大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四个姐姐只有三萍跟我关系最好,对我也最照顾。而因为是最小的儿子,又是唯一的儿子,父母对我当然是最宠爱的,但是穷人家的娃娃,在物质不丰富的六七十年代,能吃饱肚子已经是最难得的幸福了。所以,大人对我宠爱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吃饭的时候给我多盛一点,仅此而已。

我四个姐基本上没怎么上学,家里穷是一方面,我父亲是一个传统思想很严重的农民,他总认为,女人无才便是德,看书认字是最荒唐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思想下,学校的老师说破了大天,也没能说动我大,让我的四个姐姐,哪怕其中一个能够好好把书读下来,基本上都是上不了几年,能干活了,就辍学回家挣工分。

这在当时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件事情。所以,得宠的另一个方面,我一直得意于我能够把书念完,至少念到高中毕业。

我念书的时候,家里也是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念书,自然不可能有早饭吃,条件好的孩子,从家里带个馍,算是早餐了,大多数跟我一样的穷娃娃,只能饿着肚子。每次早读下了之后,二十分钟的课间时间,我就看着隔壁桌子二妮抱着一个白面馍馍啃着,我的眼睛里满是贪婪的摄取的光芒,而肚子早都不争气地叫了起来,就像里面有只猫在抓挠一般。

不止是我,其实其他同学也都一边看着二妮啃着馍馍,一边默默地艰难地咽着口水。也有胆大的,上去伸出手直接要,当然换来家庭条件优渥的二妮的白眼和严词拒绝。

有一回,柿子洼的林娃大概太饿了,在二妮又一次抱着白馍馍啃得正过瘾的时候,丧失理智地冲了上去,抓住那白馍馍就咬了一口,大概太激动,咬得太狠,把二妮的手都咬破了。二妮扔了馍馍,耷拉着血淋淋的手指头告诉了老师,老师怒气冲冲地跑出来,林娃却趴在地上贪婪地咬着二妮扔在地上的馍馍,都顾不上站起身子。

当时的老师,很多都是村里的村民,被学校聘来的代课教师。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什么“素质教育”这一类新鲜的词汇,教育学生用的是最原始的“触及身体”的教育方式,而非“触及灵魂”的说教。老师在林娃身上不停地踹,林娃身体有规律和幅度地在地上挪动着,却根本不管老师的踢踹,好像老师在踹别的人一样。他狼吞虎咽地把剩下的馍馍啃完,这才意犹未尽,站起身来。他刚刚站起来,就又一次倒下了,被老师一脚踹倒在地上。

过了一阵,大概是瘦弱的林娃身上突出的骨节把老师的脚给硌疼了,老师才停止了踢踹。而这时候,林娃已经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了。

林娃父母来的时候,一脸的羞愧,却没有任何怨恨。而那个老师端着罐头瓶做的茶杯,里面放着劣质茶叶,一边鄙夷地看着林娃父母,一边道:“把个人的娃管好!丢人耷脸的!”林娃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闻言更加羞愧,头也不敢抬了。这才把仍然在抽搐而昏迷不醒的林娃抱起来背走了。

林娃后来捡了一条命算是幸运了,他之前除了沉默寡言,跟正常娃没有任何区,这次殴打造成了林娃一辈子的残疾,走路摇头晃脑地不稳当。

二妮一个馍吃不完,每次放学,她一个人走到自家的巷子口的时候,总要瞅没人的时候,把馍扔到路旁的一个壕沟里,这壕沟大概三米深。当然,这是我三姐发现的。有一天,我跟三姐放学回家,快走到屋里的时候,三姐变戏法似的从书包里拿出来半个白馍馍,对于只有大年初一能吃一个白馍馍的我们来说,这半个馍馍简直就是上帝的礼物。

我看了一眼就盯住不放了,呆呆地跟三姐说:“这是二妮的馍!”三姐瞪了我一眼:“你狗鼻子,这都能闻出来?”我说不是闻出来的,是看出来的,每天盯着二妮吃馍,她家馍馍的酵面发酵留下的窟窿眼的分布规律都能认出来。

三姐当然不可能自己吃,而是把这半个白馍馍全部给了我,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这白馍,却忘了在一旁吞咽着口水饿着肚子的三姐。

这样,几乎每天我都能吃到半个白馍馍,感觉到生活无比幸福。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回,三姐又捡到了白馍馍,而且是跟我一起到城壕里捡到的。这白馍馍上面粘上了牛粪,三姐把牛粪擦掉,又把那部分脏了的馍馍自己吃了,才把剩下的干净的馍馍给我。

还有一回,塬上下了很大的雪,城壕里的积雪最深。三姐一个人在城壕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刨着雪,找那半个被扔掉的馍馍,一直翻遍了整个城壕,都没有找见。三姐很沮丧,因为太滑,她无法爬出城壕,直到我去村里喊了大人,才把她救出来。

后来,我们的秘密还是被发现了,发现这个秘密的不是别人,是二萍。四个姐姐里面,我最害怕二萍,也最讨厌二萍。二萍很泼辣,嘴也长,喜欢告状。除了我,其他姊妹她全部都被她告过。二萍看见三萍给我捡别人吃剩的馍馍,就恼着脸说:“你俩不要脸!看我不告给咱爸妈!”

三姐吓坏了,不断地请求二萍不要告状。因为我家虽然穷,但是父母都是顶要面子的人,俗话说“富人争地,穷人争气”。这事情被父母知道,肯定少不了一顿毒打,因为我们的行为简直与乞丐无异。

三姐与二萍达成了协议,每天该二萍干的活,二萍都要拉上三姐,到了干活的地方,二萍就到处游玩,三姐帮二姐把活干完。我心里有愧,每次见二萍拉上三姐,就也要跟上去,帮助三姐干活。三姐每次看到这情景,都不让我干,说怕把我挣得不长个子了。原本我不爱干活的一个人,现如今突然变得勤快了,父母也相当高兴,也乐意让我跟着她俩。

就这样,二姐不干活的日子持续了很长时间,每次三姐不想帮她干活的时候,二萍都要脸一恼:“我给爸妈说呀!”三姐就叹一口气,背着竹笼就出去了,我看见了就拿了镰刀跟上。

我一直不喜欢二萍,甚至从那以后再没叫过她一声“姐”!这种被抓住把柄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我那时候就暗暗发誓,以后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抓住我的把柄!

二姐出嫁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彻底解放了!我的心情突然之间舒畅了。我二姐出嫁前哭哭啼啼,不想走,逮住跑前跑后的我问:“五娃,姐走了你害想我不?”我不假思索地说:“不想!”二姐突然眼圈一红,就哭了:“把你个没良心的,枉我对你那么好!”

三姐出家的时候,我哭得跟毛主席不在的时候一样,昏天动地的,感觉天塌了。我抱住三姐的腿,就是不让三姐走,当时觉得三姐夫是天底下最可憎的人。三姐也哭成了个泪人,抱住我也不撒手。二姐在一边,大概也想明白了吧。

我到现在都一直没去过二姐家,她大概也知道我心里对她不满,遇事也总是回避着我。只有三姐跟我走动最多。

后来我看到林娃,晃晃悠悠地走着,我叫住他:“林娃!”林娃转过身,笑了笑,摇头晃脑地:“五娃,你转哩?”我说:“陈溜子死了,你知道吧?”陈溜子就是当年打林娃的那个老师,上会卖驴的时候,半路上驴跑了,他就去追,一步没踩好,滚沟摔死了。林娃的脸上阴沉沉的:“可惜了。陈老师教书教得很好哩。”我心里微微一震,在林娃残疾的身体面前,我自己感到自己矮了半截。

二妮我也见过,后来在县城一家国营商店上班,烫了卷发头,一身的膘。我看了她一眼,她大概也认出我了,但彼此都没有说话。我心想,她心里应该至少也有些愧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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