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战争的转折点，出现在1987年，越军作出重大战略调整
1986年，是越南进行侵柬战争和对华战争的第8年。这一年的7月10日，最高领导人黎笋在河内去世，掌权17年的他，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经济上濒于崩溃，粮食需要进口，工业开工率不到五成，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困苦；外交上极端孤立，历届联合国大会均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军事上没有取胜希望，在北部战场受到中国有力牵制，在西南战场深陷柬埔寨泥潭。总而言之，严重的经济困难搞得是民怨沸腾、士气低落、腐化成风。
在全面危机下，越党于1986年12月15日至18日召开六大。面对难以为继的经济形势，大会坦率承认国家面临的种种困难是由错误领导造成的，而且承认这种错误是“总的主张和政策方面的严重和长期的错误，是战略指导和组织实施方面的错误”，宣布由领导层承担错误责任，长征、范文同、黎德寿同时辞职，由阮文灵出任一把手。大会决定，把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摒弃黎笋时期的“国防和经济并重”政策，改为推行“革新开放”政策。
随着总体战略的改变，从1987年开始，越南的军事战略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提出在“和平环境下建设军队”的新方针
越南在抗美救国战争结束之后，不是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而是野心勃勃，谋求称霸中南半岛。1978年底以20万大军全面侵占柬埔寨，同时与中国为敌，引发和中国的边境局部战争。为了满足侵柬反华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军事力量，提出要在“战争环境下建设军队'的方针，使常备军规模不断扩大，总兵力高达120万之众，军费开支常年保持在财政支出的60%左右。这样做，不仅使国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而且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孤立。
因此，越南在六大之后，不得不重新估计国际形势，调整军事战略，不再强调“国防和经济并重”，而认为军队建设可以在和平环境而不是在战争环境下进行，部队要由'临战状态”转向“平战结合状态”。根据上述方针，河内当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压缩常备军，提出到1990年裁军40万的目标，即压缩常备军兵力三分之一。二是扩大生产部队,1987年2月，越南军委作出了军队大力生产的决定，国防部的经济建设总局，各军兵种、军区的经建局也恢复工作。重新调整经建基地布局，收回移交给地方的生产基地，在原生产部队基础上，新增编9个生产师。
二、调整对华军事政策，主动进行收缩
1、在中越边境地区，由全面对峙变为主动收缩。越南自70年代中期反华以来，在边境一线与我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对峙。部署在北部地区的兵力占总兵力的六成左右，陆军约60%，防空军约70%，海军、空军约50%，摆出一付随时与我国决战的架势。六大之后，实行战略收缩。在广西当面，越军除把守部分要道之外，大部分兵力撤至战略纵深便于机动的位置，由临战展开状态转为平时驻防状态，或屯田戌边；在云南当面，陆军也相继放弃一些重要骑线点，收缩至距边界线3至5公里的地域设防。空军也改变了北重南轻的部署，开始按北部、中部、南部均衡的原则进行部署调整，防空军则主要由野战防空调整为要地防空部署。
2、军事斗争原则由“针锋相对”变为谨慎从事。越南在对华军事斗争中，以往奉行的是“针锋相对”、“对等还击” 的原则。但在六大后，不再强调这些原则，也不再多喊“收复失地”。而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要求军事行动谨慎从事。如提出战区部队“不主动惹事”，尽可能保持稳定。边境驻军不得向我边民开枪射击，减少军事摩擦等。为了填补正规部队后撤留下的空白，成立了兼有地方和部队两种性质的“边防小区”，扩充边防公安屯的力量，加强民兵自卫队建设。
3、斗争方式由军事斗争为主变为侧重于政治和外交斗争。六大之后，河内当局一方面在军事上向我国作各种缓和姿态，另一方面则加强政治外交攻势。其领导人多次宣称，“越南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中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内部则专门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发了文件，要求各级统一宣传口径。这些情况足以表明，越南与我国军事较量失败后，侧重采取政治和外交斗争。
三、逐步减弱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谋求在不损害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政治解决
越军无力消灭柬埔寨抵抗力量，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为了摆脱困境，河内不得不调整侵柬政策。一是减弱对抵抗力量的军事行动。作战规模由1987年之前的师以上部队行动为主降为以团以下部队行动为主。二是由对抗转向对话，承认柬埔寨问题的实际存在，先后抛出各种政治解决方案，企图以不损害既得利益为前提，设法使得韩桑林政权在短期内得到巩固。
随着越军主动实施战略收缩，我国对越军事斗争方针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开始降低战场温度，缩小作战规模。从1987年2月开始，老山战场停止了对越军阵地的出击拔点作战（比如47集团军已经完成了对两个高地营规模出击作战的一切准备，但由于双方关系的逐渐改善而未予实施。）；从1988年年中开始，老山战场作战兵力由集团军规模缩减为加强师规模。
总而言之，越南受国力所限，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新路，和中国之间长期边境局部战争的拐点，在1987年出现了。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