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典籍中探究华夏民族人文思想及音乐演化的脉络

燧人氏是华夏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简称燧人，燧人氏部落位于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三河"流域 。《尚书大传》云：“遂人为遂皇，伏羲为羲皇，神农为农皇也。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三皇以后进入五帝从炎帝。黄帝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及周公等，他们被认为是孔子之前形成“道统”谱系的代表人物，而周公则被认为是对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说:“孔子之前，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5年版，第31页）为什么特别强调周公与中国“大有关系”呢？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评价周公的重大贡献时说：“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周公让礼乐兴起并成为正统，司马迁肯定了周公所做的是划时代的变革，“度制于是改”，王国维说得更明确：“中国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间之大变革，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认为周朝的改革在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上是历史上最为剧烈的政治与文化变革。而主持殷商之际这一场大改革就是周公。

从殷商以后看周公的“制礼作乐”周公借鉴于夏、商二代的礼乐传统，把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推向高峰，同时，周公所制礼乐还孕育了先秦的儒家礼乐文化和仁礼思想。怪不得孔子对于周代的文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可以说，周代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形态较为完整的文化思想。

根据史籍记载，原始社会到夏商周时代，大型的乐舞有黄帝的《云门》 ； 尧的《咸池》 ； 舜的《韶》 ； 夏的《大夏》 ；商的《大蒦》 ； 周的《大武》 。 这些乐舞主要用于祭祀天地、 山川、 祖宗，特点是规模宏大而声调平淡、 缓慢， 给人以严肃静穆之感。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相联系。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音乐雏形。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图腾崇拜特点。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

《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西周地域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入乐诗歌的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它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

从以上古文献和学者注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1；所有华夏民族古文献所表达的华夏民族演化史都指向一个东亚地域人类物种一脉延续的血缘氏族部落进化过程之中。

2；祭祀是人类氏族早期人文意识对自然界生存环境和危急意识的理性映射，而诗歌，音乐，舞蹈又是祭祀活动的显性表述。以此强化了自然环境与人类意识的因果关系。用时间对事件，血缘部落，本能的意识和生存条件融合加固逐渐演化为华夏民族的人文思想，而音乐也与之伴行，同步表达，同步演化。

3；从华夏部落联盟到先秦诸子百家，无论朝代更替，还是各种思想百家争艳，但有一点是绝对不变且公认的那就是各个封国的史书及以血亲族群为主轴的人文历史记录（比如周语，左传。春秋等史书对上古祖先神的追溯及记述），华夏民族从西周开始对这种血缘世袭及文化特征以礼制和音乐的形式进行了条理化。并且得到了所有封国及士大夫的认可。然后孔子又对它理性化，世俗化，血统化。虽然西周以后人文环境一路衰败，人类的生存环境也趋于恶化，但孔子的儒学思想始终处于显学地位。这就是华夏民族人文思想及音乐演化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