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回忆录]赵雨祥《回家》第二集

回家（二）

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家庭扣完口粮款后，余款基本就所剩无几！

社员家里劳动力多的，扣除口粮款后，还能有一些结余钱款。

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家庭就惨了。社员分到的粮食越多，所挣的工分钱就越不够交口粮款，那就只能欠着生产队里的口粮钱。

由于生产队全年的总收入已经确定；如果没有社员欠队里的口粮钱，那么每个社员都能拿到自己应该分到那份劳动所得钱。

可一旦有人欠了生产队的钱，这些欠款就得挂在生产队的账上。这样生产队账上的实际现金钱数，和生产队的账面上的钱数，就有了一个负差。

举一个例子说明，生产队账上有100元钱，欠生产队口粮钱的欠钱户社员，欠生产队30元的口粮款；那么，生产队的现会计账面上是100元；而生产队的现金账上，却只有70元钱现金！

那欠口粮钱社员，欠生产队的三十元钱，在现金账上就变成了一张30元的白条子。

而生产队分红的账上，却是按100元钱分给社员的，少的30元现金怎么办呢？只好在分钱户身上，按比例分摊，剩钱多的多摊，剩钱少的少摊，没剩钱的不摊。

这样，应该分到钱的社员，就拿不到应该分得的全部款项。这种欠钱户社员欠生产队的口粮钱；生产队又欠余钱户社员的工分钱，在当时的称呼就叫“三角债”。

有的社员一连几年，甚至十几年里都欠队里的三角债，越欠越多，到最后根本就没有偿还的能力。

但是，历任的生产队长为了提高当年的分值，都把生产队的《三角债》务，又转嫁给有余钱的社员头上，结果变成了全生产队的劳动力，出钱替欠钱户养活一家老小的尴尬局面。

三角债的这种恶性循环，成了基层生产队一个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也是历届生产队长最头痛的事情。

这个困扰了各届生产队长的老大难问题，直到一九八四年生产队解散后，才彻底消除。

估计所有的欠钱社员“欠”生产队所有的三角债钱款，也都随着生产队的消亡，而不了了之！

因为上级有政策，我们知青的分红，生产队必须百分之百的分给我们，不允许知青的结余款加入社员三角债的群体。

所以，别看我当年（1969年1月）只分到二十六元钱，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当时我父亲每月的工资只有七十六元人民币；加上我妈三十多元的月工资，全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共十口之家的日子，就全靠这一百零几元钱的微薄工资，苦度春秋。

我这次春节回到沈阳家中后，用我分到的工分款，拿出其中的十元钱，买了棉布和棉花。让妈妈给我做了一床里面三新，暖暖呼呼厚厚的棉被。我原来棉被里的棉花，全部都滚了包，在农村冬天严寒的夜晚里，盖在我的身上，已经不能御寒。

生产队扣掉我们的那一部分钱，是我们从队里分到各种农作物的花销。当时，由于我们的口粮还是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生产队的粮食不分给知青。但是土豆、白菜、萝卜还有黄豆和花生等蔬菜农作物，我们知青每人都分到了一份。

大家分到的蔬菜，青年点留着过冬；但每人五斤花生，十五斤黄豆，十斤小豆，十斤绿豆等农作物。经青年点全体同学讨论同意，除了每人的黄豆，青年点留下10斤做大酱以外；其它花生、绿豆、小豆等农作物，都算每同学个人的私有物品，可以带回自己的家。

我们青年点的每个同学，大家兜里都有了钱，手里又有了这些秋收的农作物，真是个个大丰收，也是我们第一次给自己家里增添了自己的贡献！

青年点的同学们都很兴奋，大家把自己分到东西分门别类，装进自己的旅行袋或面袋里。其中，也包括个人上山采的山里红和在社员家买的花生等东西。

每个同学的农副产品，重量大约有四十到五十市斤左右，大家全都准备背回家和家人团聚，全家好好过个春节。

我们青年点的同学，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十六岁。都是第一次离家这么长时间，手里都有了自己的劳动果实。

虽然东西不多，但一想到拿回家里时，父母看到满载而归的儿女，所露出来的笑脸，实在是让人激动不已。

每个同学都归心似箭，就等到生产队腊月二十三放假，全部“飞”回沈阳，欢欢喜喜过个年！

到了二月初，离春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时，记不得是我们八棵树人民公社的那个青年点，发出了一张倡议书，贴到了八棵树公社的大门外！倡议书的题目是《我们不回家，在广阔天地里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未完待续）

清风细雨（赵雨祥）2012年8月11日 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市

1、这张照片是1968年10月份，下乡插队前在沈阳市浑河北岸松树林里拍摄的。当时我还是沈阳铁路中学的学生，风华正茂的19岁。

2、这张照片是1968年10月份，我在沈阳南湖公园卧坡桥西侧的单孔拱桥旁边拍照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