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伯承师长一起，出征山西——我的抗战往事（二）
四、同国民党进行的合法斗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早上，我们在老百姓的欢送声中离开了庄里镇。这天晚上住美原，行程六十里，第二天继续朝东北方向前进。先后经过蒲田、澄城、合阳等县城，于十月五日到了韩城县南面的芝川镇，准备在这里东渡黄河，然后到山西省南部改乘同蒲铁路的火车北上，以便去迎击日本侵略军。但韩城县的地方官却以种种借口拒绝协助我们渡河，不给我们船只。几经交涉，均告无效。结果使我们耽误了一天时间。我们估计，这是有人暗中指使，是有计划地阻挠我们的抗日行动。后来我们刘伯承同志不得不对他们说：我是国民革命军的师长，是奉命去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如果你们要故意阻挠我们渡黄河，贻误了军机，我有权拿你们问罪。据我看这是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刘师长利用合法地位，同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开端。最后我们胜利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七日下午，我们离开了芝川镇，渡过黄河后，到山西省的荣河县老城宿营。
芝川镇近旁的黄河渡口，河面很宽，根本看不到对岸。我们上船以后，足足坐了两个半小时才上岸。我们坐的木船很大，一艘大约可以坐两三百人，靠船头的地方，还有两把类似关公用的大刀，交叉着树立在那里，大刀上还挂着不少铃铛。每当船身摆动或遇着风时，铃就乱响。据说这是船上的一种传统设备，名叫“春秋刀”，看来是一种古代仪式。
一到山西省境，我们在村庄的墙壁上看到了这样的标语：
一、人民一齐武装起来，努力救国；
二、铲除汉奸；
三、制裁坏官坏绅坏人，扶助好官好绅好人；
四、实行合理的负担与主张公道……。
一共七条，按照格式，写得整整齐齐。
我当时想，能够对老百姓做这样的宣传还算不错，如果能付诸实现，当然更好，后来发现，在全山西省我们所到之处，无论大小村庄，都书有这样的标语，据说是省里规定要这样做的。另据后来听说，这是我们地下党组织在里边起的作用。
五、到侯马火车站前后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早上，我们离开了荣河县老城，经万泉、稷山、新绛等县境，于十日到了侯马车站。这几天所经过的地方，不管是城镇或是乡村，都受到当地老百性的热烈欢迎，他们不仅自动烧水送茶给我们喝，而且还拿出许多果品，如枣子、柿子和梨等等，摆在大路两旁，不断地请我们吃。我们除了喝点开水外，其他果品一概婉言谢绝，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不吃他们的东西是看不起他们，我们就按照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誓言向他们作宣传解释，他们听了以后还说，这些果品是本地的土产，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算不了什么，如果所有的国军都像我们这样，那就太好了。国军是当时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队的通称。
快到侯马车站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不久之后，又看到了火车上冒出来的白烟。这时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不仅头一次看到了火车，增加了一点见识，而且很快就可以坐上火车了，这不仅可以免去走路的辛苦，而且可以很快地到达目的地，与日本侵略军作战。
一到侯马以后，气氛就不同了。我看到这里的人们似乎心情都不大安定，因为据说这里随时都有被日本飞机袭击的可能。我们于十月十日黄昏时才上火车，但所挂的车厢全是运煤用的，连一节坐人的客车都没有，而且多半都没有车顶。我们上车后，晚上还下了一阵雨，一车厢一车厢挤得满满的战友们只好坐在车厢里任凭雨淋风吹……。
刘伯承师长坐的也是一节刚运过煤的车厢，就象一个大铁箱一样，车门是手推式的，一个人推都推不动，开门和关门都要几个人同时齐心协力才行，车门前没有梯子，上、下车都要用人梯，如果是一个人要上车，就得象运动员上单杠那样才能上去。为了便于指挥部队和随时与火车头里的司机取得联系，刘师长坐的这节车厢就接在紧靠火车头的后面，因为这里已经是战时状态，无法照常规行驶了，再则我们是军用列车，其行止要由我们刘师长根据各种情况而定。
我们师部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被分配在刘师长坐的那节车厢里。我们上车后，赶紧把车厢里残留的煤沫扫除干净，但我们身上和所有行李，还是被残存的煤沫污染，我们各自把包袱放在车厢的地板上，人坐在包袱上面。这就算坐上火车了，但刘师长等领导同志和值班人员则又要开始工作，车厢里空无一物，我们只好用公文箱或行李当桌子写字，我们在列车上只架设了临时电话，刘师长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指挥所有部队的一切行动。
六、刘伯承师长在同蒲铁路上
我们离开侯马车站时，天快黑了。在响了几声震耳的汽笛声后，火车开始向北开动，这时火车头上冒出的煤烟屑不断地灌进我们的车厢。经常使我们没法睁眼，至于衣领里面所灌进去的煤屑，那就更不知有多少了。再加上车厢受震动很厉害，使我们在火车上写字更加困难。
我们先后经过临汾、洪洞、介休、太谷、榆次等县，于十月十二日到达山西省会太原。在同蒲铁路沿途，我们受到了当地机关和各界爱国群众团体的热烈欢迎和欢送。他们成群结队，向我们招手，鼓掌致意，并高呼抗日口号，大唱抗日救国歌曲，除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救亡进行曲》等歌曲外，《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首歌在这里也很流行，这首歌现在听不到了，不妨在这里把其歌词介绍一下：
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领土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能接受，中国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拿起我刀枪，举起我锄头，我们再也不能等候，我们再也不能等候。……用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唱这些歌有的有人指挥，有的则不约而同地唱，此起彼落，有的还流着眼泪，此情此景，很是感人。另外一种情况是，不断有大量的人们从北往南跑，尤其是自榆次以北和以东的正太铁路沿线，更是如此。不论大路小路，整天络绎不绝，其中有的坐汽车，有的坐马车，有的坐黄包车，有的则步行。除老人小孩外，所有的人都带着大量的行李，如各种各样的大小箱子、包裹等等，就象搬家一样。从这些人的外表、穿着打扮和带的行李来看，很显然不是穷人，而穷人却有不少还在地里干活。这是我们从火车上亲眼看到了的。
火车开动以后，不仅速度很慢，而且中途经常临时停车，不是说前方车站因故不能进站，就是说火车头没有水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故意捣鬼，还是真的如此。为了解决缺水问题，我们大家不得不拿出自己带的洗脸盆等家具，到附近水沟里运水来满足火车的需要。这样一连几天几夜，我们被困在火车上，不仅吃不上什么东西，连喝点水也很难。因为沿途加的水全是泥浆水，根本无法喝，加上地区气候相差很大，真使我们饥寒交迫。因为我们从陕西省出发时，每人只有两套单衣，在候马上车时，我还只穿一条单短裤，但一到榆次就冷得不行，我们赶紧把包袱打开，把所有能穿的东西都穿上了。
我们刘师长一上火车就忙个不停，他不是找人谈话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就是打电话与各部队首长商量问题。每到一个地方，他还要下车去同当地各界爱国人士和群众团体见面，甚至应请讲话。按当时的习惯，当官的坐火车都是坐在列车的尾部，因为那个地方既卫生又清静，比靠近火车头的地方舒适多了，所以来欢迎刘师长的人们都首先拥向火车尾部去找刘师长，谁也没有料想到他会坐在靠火车头的地方。
每当离别时，有不少进步人士想得到一张刘师长的名片，以作留念。名片在当时社会上很流行，其形状跟扑克牌差不多。为了办事和交际，谁都可以找制作商定制，一般都是把自己的学位、官衔等印在姓名的前面，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在刘师长的名片上，除了姓名以外，其他什么字也没有。因为刘师长为人非常谦虚，从来不搞什么俗套。
我们到太原以后，火车停下待命。刘师长即到阎锡山那里开会去了，我们就在火车上休息。但这时的气候更是寒冷，又坐在这样的车厢里，人人都冷得发抖。我便趁此机会走出火车站，想运动一下身体，以便抗寒。
这里离太原市区不远，于是我又想顺便去看看太原市容，刚走到城门口，就碰上了我们无线电队队长周维同志，据他说，城里为了防止日本侵略军的飞机来捣乱，家家关门闭户，什么都看不到，我便同他一块回到火车上去了。大概在下午四时前后，我们每人领到了一套中式灰色布棉衣，这棉衣没有小号的，像我这样的南方小个子，穿起来又肥又长，实在不象个军人样子，但这时也顾不得许多了，只要身上不冷就行。
刘伯承
这天晚上，刘师长从阎锡山那里回来了。火车继续往北开。十五日早上，到了据说是阎锡山的老家五台县河边村旁。据说这是同蒲路支线的终点站，是专为阎锡山回家方便而修的。我当时想，如果日本鬼子打进了河边村，情况将会怎么样呢？我们在这里下了火车，当日上午，就到了东冶镇。我们在一间挂有“五台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牌子的房门口停下来休息，刘师长就被几位地方工作干部迎进屋里去了，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话。几位地方干部中，有位是在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工作过的洪水同志，他是长期在我军工作的越南同志，这次他大概是刚被调来担任五台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的。这时我听到隆隆的大炮声不断地从西北方向传来。日本鬼子的飞机也不断从我们头顶上飞过。我这时想，大概战场就在前面不远处，从此我们又要重新过战地生活了。
刘师长在东冶镇同地方干部谈了很久的话，他从屋里出来后，我们就继续朝西北方向前进。当晚住在一个大概名叫滩头的村子里，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停留了一天，刘师长就忙碌了一天，直到这天晚上，他还在向七六九团的干部下达任务，很少得到休息。（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