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无愁河”上盛大迷人的文化漂流
这是一种缓缓推进、轻拢慢捻、欲罢不能的阅读体验。黄永玉先生十二卷《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系列作品（以下简称“无愁河”），让人很难于急切中计较时间、打探后事。因为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并不急于讲故事，甚至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风情、民俗、传说、奇人、逸事构成的日常中铺展生活长卷。读它，就是跟随作者在一城人的日常中漫度光阴，再循着他青春的足迹在辗转奔波中体味人生内在的欢乐。
“无愁河”由《朱雀城》和《八年》组成，两部作品各六卷。《朱雀城》从主人公张序子两岁多写起，直到他十二岁离开家乡；《八年》讲的是主人公十二岁到二十岁之间，也是抗战八年间的求学、工作经历。虽然这十二卷自叙传只是作者人生长河的一部分，但已经完整构建出一个由故乡出发、在童心观照下的人文世界，已经完成了一次迷人的文化漂流。
黄永玉
故乡：“无愁”之源
在“无愁河”系列中，故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存在。对黄永玉而言，故乡是风物自然，是人情世态，更是人生流沙飞尘与岁月宠辱悲喜磨砺下的蚌中之珠，愈是年深日久，愈在记忆深处闪现柔润的光泽。它既给予作者一个记忆中的现实世界，又是他所有人生情感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就是作者的“无愁”之源，是他性情养成、人生态度、情感格局和作品基调的来源。
在情感记忆中，朱雀城的故乡时间永远定格在张序子十二岁。空间，则是他烂熟于心的城郭人家。按图索骥，朱雀城的面貌如在眼前。石头城、古城门、定更炮、街巷、百年的祖屋、大椿树。军队、衙门、庙宇、商铺、学堂、公馆、大小人物。一切都秩序井然，相安无事。所谓岁月静好，也无非这一番生机勃勃中的安定祥和。城里是这般宁静和谐，乡里也同样自然自足。山、满山的树、房前屋后的野花、雀儿，溪水、各种鱼，几千几万年矗立的大石壁、野泼泼的大自然，还有心灵手巧的猎人、野性十足的小伙伴。
尤其重要的，是故乡恒定的淳良民风。在经历巨变的时代里，即便地处偏远，朱雀城的局势也并非完全不受影响。但时局有险恶，人心无动移。无论城头怎样变换大王旗，朱雀城里的人还是保持着固有的信念，过着老样的日子。他们善良、仁厚、勇敢、义气、安分、守礼，以一种固态的方式，平和、安静地经营日月晨昏。外面世界的动荡间或带来一小场风雨，风雨过后，朱雀城依然故我。家里死了人、女人跟人跑了、屋子被烧了、小孩子打架了、两队人马火拼了、抓人砍脑壳了，大事小事转瞬便都风轻云淡。这里，有一个传统中国的旧梦。官民、军民、人神之间，都保持一种古来的秩序与和谐。
但这并不是说，朱雀人麻木迟钝或有惰性。事实上，把流血当家常便饭的朱雀人实在胆大妄为。遇有争端，他们会用自己认为公道的方式来解决。譬如，孙得豫枪法了得，遭刘文蛟质疑后，他们的赌约竟是让文蛟三岁的儿子头顶四寸高两吊铜元，得豫在二十米内瞄准打掉。虽然得豫枪法未差毫厘，却也真让读者屏气捏汗。朱雀人的血勇强蛮全在别人惊心动魄、自己不以为意的淡然间。在他们的生活秩序与道义法则中，似乎人生就该如此从容，什么都不能对这里的生活样式和情感方式伤筋动骨。因此，在时代的大起大落中，朱雀人信念不变、情感如旧、行为守常，保持静水流深的沉稳和天经地义的安然。
在这样一种安稳生活状态与和谐情感氛围中长大的主人公及其背后作者黄永玉，自然形成了自己一生看世界的善意眼光和从容态度。故乡的精神滋养让他在回望过往时，即便经历过艰难困苦离乱变故，留下的也只是温暖、明亮、欢乐与深情。
童心：视角与境界
故乡民风的滋养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无愁”之源，其直接结果是给了黄永玉一颗老而弥坚的童心。这颗童心，是李贽“童心说”中的“真心”，也是黄永玉观察世界的趣眼。它既是情感态度，也是审美态度。
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童心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人在成长过程中，涉世越深，赤子之真越难再，“绝假纯真”越不易。“无愁河”选取了众多具有赤子之真的人，讲述无数“绝假纯真”之事。一路看下去，无论童子还是成人，都以纯真、赤诚、侠义面貌行走人间。洋洋十二卷，初读人物表，恐怕会被吓到，有名有姓者即三百有余。而在大多穿场而过的人物中，除了实验小学里爱打骂学生的左唯一外，几乎个个是好人。朱雀城里陪伴序子成长的人、厦门中学的玩伴、泉州生活给他方便和支持的人，还有战地服务队的同仁们，都或重情意，或有趣味，言行无一不是发乎真情、出自真心。于是，有天真童子令人发笑的对话，有知己人生不求回报的情谊，有厉辣女子我行我素的烈性。在序子周遭，这种赤子之真不是一种后天的自我修养，而是普遍存在的、从未被改变的天性。
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想来黄永玉所遇之人必定不会如“无愁河”里的人物般个个保持“童心”。但老先生只选取有“童心”者，文字间全无怨气、火气，则是他自己的“童心”使然。因为自己保持了赤子之心与真性情，在回望来路时，他便看什么都有趣，表现什么都喜欢用趣笔。为此，他选择了儿童视角或准儿童视角——从严格意义上说，《八年》后半部分的青春视角也是儿童视角的延续，行文活泼轻俏，笔法朴拙诙谐，情感一派天真。
无论童年时代朱雀城的见闻，还是青春时期浪游闽南的经历，无论诗书山水中还是烽火连天月，无论鲜衣美食还是穷困无着，无论怡然还是险境，“无愁河”的叙事都充满了兴味和趣味。有时候，作者甚至忍不住顽皮一下。譬如《朱雀城》写到一个绰号“胡仙娘”的男人，常帮大户人家太太姨娘卖首饰细软且能守口如瓶。对他这种美德，作者类比：“正如茅罗斯·胡根所云：'我把天和地都上了锁。’”因为旁征博引在“无愁河”中并不鲜见，即便读者对茅罗斯·胡根并无所知，但对这句话的出处并不起疑。可是，两页之后，作者忍不住告诉读者，这句话是他瞎编的，他不过是跟读者开个小玩笑。其顽皮之态与得意之情跃然纸上，读者几乎可以看到一个躲在文字背后的 “老顽童”正掩口偷笑。
这种自由与放松背后是作者的心态和审美姿态，同时也暗示出他自在的人生状态。千帆驶尽、铅华洗尽，九十岁的写作者童真依然。泰戈尔讲：“神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这一极高期待中，“智慧”是关键词。童年的可贵在于拥有日后难继的“童心”。不过，这种自然“童心”固然可贵，毕竟是未经社会化的天性与本能。若经历世事后仍能保持真情和初心，则更显难得。而成人世界的“童心”要依赖智慧获得。因为它需要通达、明澈、从容。当黄永玉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时，他的“童心”既是观察世界的眼光，又自成了一种神性的境界。
湘西：不朽的人文理想
怀着“童心”看世界的黄永玉，从湘西故乡出发，开始了“无愁河”上的文化漂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上，“湘西”不是一个地理标识，而是一个文化符号。因为作家沈从文的存在，“湘西”代表了一种不朽的人文理想。这种理想，是传统中国文明样式、情感方式、道德范式、生活形式、人际模式构建起来的，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参照。它绵延百年，在黄永玉的“无愁河”中获得了接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经过几年艰苦、勤奋写作的沈从文在文坛上有了声名，尤其1934年《边城》发表，更让他特立于雄杰辈出的现代文坛。沈从文作品产生影响，固然与他清新的笔调和蕴藉的情感相关，更重要的则与他的湘西世界所传达的人文理想相关。在他笔下，“湘西”在世界一隅固守着“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湘西”代表一种 “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这些千百年来中国文明培育的文化理想、涵养的人文情怀，正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匆遽忽略或武断抛弃。由此，沈从文的“湘西”是一个提醒，一种坚持。这个“湘西”之所以能在五光十色的现代文坛独放异彩，就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不独是个人理想，而且是一代文化人在政治的激进与经济的冷漠中，对极为宝贵却日渐稀缺的传统文化人格、人性理想、人生样式的守护，对来自《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文学风雅的承继。如系住航船的锚，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适当距离提供了必要的冷静、稳定、优美。
然而，这种情怀和风雅，这种清远与从容，在百年文学史中毕竟有限。虽然对大多创作者来说，即便文学理想和艺术风格不同，却并不妨碍文化情怀、人性理想与“湘西”世界的一致或贴近，但百年来，对湘西所代表的人文理想自觉进行文学承担、且自由出入于传统人文素养的，除了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恐怕就是畅游“无愁河”的黄永玉了。
我们都知道沈从文跟黄永玉的亲戚关系。沈从文不但是黄永玉的表叔，也是他精神上的老师和伙伴。1945年开始动笔写《朱雀城》的时候，黄永玉不可能不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年过八旬再动笔，他的文化资源，他的人格涵养，依然来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以，读“无愁河”时，不必惊叹它是沈从文湘西世界的复现，因为这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结果。这种人生与文学上的亲眷关系提醒我们注意：在百年文学历史格局下，“无愁河”是对湘西世界所代表的人文理想的再造，是对以传统文明反观现代化主题这一重要文脉的接续。
或许，黄永玉并没有这样的文学动机和文化野心。但在时代、阅历、情怀中自然奔流的“无愁河”提供的那座城、那些人、那一段段生活、那一派天真，已经足够完成这个任务。仅此，这部长卷的文学、文化价值已不可估量，何况阅读又始终处在作者纯熟老到的文字所带来的惊喜中。黄永玉深得古代白话小说之功。他的文字简洁、准确、传神。全书短句多，对话多，利落、有神。也说野话、粗话，但都在具体情境中，自然、痛快。偶尔，他会宕开一笔，跳出来发发议论，或者阐述自己的艺术见解，这就是这部书尤其有趣的时候。
分开看，《朱雀城》用心写氛围，《八年》着重写经历。相对而言，前者更有味道。而整体上看，作者充沛淋漓的元气和不拘一格的自在写作状态，在当代文学中很难轻易遭遇。因此，这部名为“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长卷，值得读者慢下来，去享受这一场盛大迷人的文化漂流。（责编：李静）
【作者简介】谷海慧，文艺评论人，现居北京。
扫描二维码欢迎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