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音大师们的译制片岁月
●译制片的流金岁月：用声音唤醒灵魂
李梓、邱岳峰、苏秀、赵慎之、毕克、童自荣、刘广宁、乔榛、丁建华、曹雷、尚华、富润生、杨成纯、于鼎，这些黄金配音的名字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译制片的辉煌，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上海译制厂是他们的大本营，这个成立于1957年4月1日的机构，是中国唯一一家拥有独立建制的译制外国影视片的国有企业。初创时期基本成员只有十余人，尽管条件简陋，但厂长陈叙一带领员工每天起早摸黑来回奔波，借用兄弟单位的设备和器材见缝插针地投入创作。
后来文革十年，外国影片成了“封资修的毒草”，自然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但侥幸的是上译人有赖于当时所谓“内参片”的渠道，依然可以默默地从事译制片的创作。《创伤》《地下游击队》、《广阔的地平线》、《第八个是铜像》等阿尔巴尼亚影片系列，被译制成了中文。《简爱》、《魂断蓝桥》、《巴黎圣母院》、《基度山恩仇记》、《鸳梦重温》、《罗马之战》、《音乐之声》、《警察局长的自白》、《冷酷的心》等世界经典名片的对白，也悄悄地被演绎成中文。
文革结束后，《巴黎圣母院》和《冷酷的心》公映，风靡一时。而后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上译人缔造了80年代译制片的辉煌。《佐罗》、《追捕》、《虎口脱险》等一批译制片经典在这里诞生。
80年代公映的译制片多取材于西方经典文学，向人们展示了人性的真善美、爱的伟大以及面对命运的悲惨和抗争。在那个充满了社论、报告新闻以及革命故事的高度政治化年代，这无异于是用“声音唤醒灵魂”。这声音不仅打开了年轻人的视野，丰富了艺术享受，更给他们的灵魂构建和价值追寻，带来新撞击和再整合。
有网友评论道：如果没有你们，或许我们的青春将更多荒芜和沼泽。
陈丹青也在怀念邱岳峰的文章中写道：我对那个时代的天才配音演员心存感激，他(她)们像是文艺体制内一小片“编外”的天空，从空中散播着人性的声音。
●有些经典形象绕不过去
忧郁的哈姆雷特、帅酷的佐罗、柔弱的苔丝、纯真的玛拉、倔强的简爱、绅士的罗彻斯特，一代配音大师为我们带来了诸多鲜活的人物。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但上帝没有这样做。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经过坟墓，我们将同样站在上帝面前。”
这段耳熟能详的台词出自《简爱》上译版，这算是译制片的巅峰之作。李梓配音简爱，邱岳峰配音罗彻斯特，他们联手奉献了这段经典教科书级别配音。
李梓生于1930年，1952年起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代表作品有《简·爱》、《巴黎圣母院》、《音乐之声》、《叶塞尼亚》等。她圆润，柔美，厚实稳重的声音已经成为译制片的经典，《叶塞尼亚》中一句“当兵的，你不等我了?”被影迷津津乐道。
影评人周黎明说：李梓老师的声音洋气又霸气，同时极具可塑性。看她配音的影片，即便影片本身乏善可陈，只要闭上眼睛，依然给你美妙的享受。
邱岳峰生于1922年，是配小人物与坏人的专家。他是《警察与小偷》中的小偷，是《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神父，是《简爱》中的罗切斯特，是《大闹天宫》中的美猴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黄金岁月中，邱岳峰的声音总是最叫人魂牵梦萦。
对于邱岳峰版的罗彻斯特，陈丹青曾经这样评价：“邱岳峰似乎比罗切斯特还要罗切斯特，比卓别林还更卓别林，他的语调深处无不散发着另一种浓郁的气质，一种被我们五十年来的文化排除尽净的气质，是的，我愿将这气质称之为'颓废’。”
配音大师毕克则因大侦探波洛及日本演员高仓健的角色配音为人所熟知。从第一部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的《追捕》，到《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高仓健在中国每次上演的影片，都因为毕克极为独特的配音，有了鲜明的风格，《追捕》中杜丘的配音更是译制片的经典。有人说，没有毕克，就没有中国人眼里的高仓健。
(邱岳峰)
●配音是电影原版另一个独具价值的“副本”
对于很多译制片忠实拥趸来说，记住影片是因为那些配音大师的配音。即使许多影片故事渐渐淡忘了，他们的天籁之音，久久萦绕，难以忘怀。
影评人@奇爱博士曾说：译制是一种对影片的二度艺术加工，有感性的力量，有个性的张扬，所以令人怀念。
许多配音大师就是在“二度艺术加工”的过程中，把原本平庸的作品打磨成经典，烙上了鲜明的个人特色。
比如《简爱》原本就有多个版本，但恰恰是邱岳峰和李梓的配音才让苏珊娜约克和乔治斯科特的版本在中国深入人心。
陈丹青在怀念邱岳峰的文中甚至这样写道“邱岳峰是伟大的例外。他是一位嗓音的诗人，一位在配音艺术中无所不能的'莫扎特’。他的配音像是电影原版另一个独具价值的'副本’，时过境迁，是那些角色有幸'配’上他，原版反而成了'邱岳峰语调’的副本。”
曾为《佐罗》配音的童自荣被称为“中国佐罗”，《佐罗》当年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轰动，他的配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片中的男主角阿兰德龙访问上海时，也不禁对自己所扮演角色的童自荣大加赞赏。他通过翻译对童自荣说，希望你保持你的嗓音，希望我在中国公映的片子都由你来配。”
(左为毕克，右为高仓健)
●电影中他们魅力无限，但现实中他们却命途多舛
看老一代配音演员的工作照，他们都衣着简朴如同你身边的中年人。生活中他们有的命运多舛，际遇惨淡，晚景凄凉。
邱岳峰从1953年开始，全家七口搬进了南昌路一条弄堂里，栖身在十七平米的房间里。进厂到去世，工资没调过，一直是103元。这不算特别，很多上海人都这么住，很多中国人都这么过。他还可以做点工匠活，曾经把人家做钟座余下来的三角边料，一块块拼成精致的五斗橱。1980年，邱岳峰自杀，至今不明原因。
童自荣与上译厂的纠纷让无数人唏嘘不已，这也导致他多年没有作品。
2001年，毕克因肾衰竭去世;李梓也在经过帕金森症的折磨后魂归天国。就像《峰华毕叙——上译厂四个老头》一书中有句话“那一辈人，都像被玩残的鸟，心事重重，小心翼翼”。
编剧史航曾发问“老一代的配音演员们，你们是以什么样的天赋，感知到另外一个时空里发生的一切激情一切阴谋一切牺牲一切幻灭一切爱恋一切历练呢?异国的城堡，庄园，战地，教堂，海滨，沙漠，对你们何以显得不再遥远呢?你们在压抑的年代里如何养育深情，在拥挤的城市里如何体验寥廓?”
●译制片也随着配音大师的远去渐渐没落
复旦大学教授严峰说：“老上译的大师们确实把声音提升到了一个可以关掉画面的境界。我就知道一些买了上译碟只听声音不看画面的。从艺术心理学来说，声音更经得起重复而不容易厌倦，影像则未必。”
但随着人们可供自由选择的影视产品也越来越多，译制片不再是首选。上译厂辉煌不再。进入2000年后，译制片行业的整体滑坡。
配音人才流失、烂片太多、报酬太低、明星配音兴起都使得译制片逐渐没落。但更致命的恐怕是年轻观众观影习惯的改变。比起过去大家对译制片的狂热，现在的观众似乎更爱看带字幕的原版。很多观众一见“译制”就撇嘴，仿佛这是对电影作品的一种亵渎，而丝毫意识不到“译制片”也是一种艺术创作，也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
八十多岁的配音演员苏秀说：“我们配音的时候，是把一句句台词掰开了、揉碎了去捉摸。为什么以前大家觉得我们配音说的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却有洋味儿，那是因为我们一定要贴切人物。另外明星配音也更是成为一种潮流。以前我们选的是好声音，现在变成了选高人气。童自荣配一部片子多少钱?500元!但是谢霆锋呢?5万都不止吧!”
每一个配音大师都是嗓音的诗人，他们是时代的声音的代表。诗人逝去，声音陨落，未来的观众还能否有机会听到他们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