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查刘伯温被害案，职场中的老好人汪广洋替李善长后结局悲惨

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对朱元璋说：刘伯温被胡惟庸下毒害死，汪广洋应该知道详情。

朱元璋立即召来汪广洋，问他是否知道此事？而汪广洋却回答：没有此事（《明太祖实录》）。

《明史·胡惟庸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

意思是：刘伯温曾向朱元璋禀明胡惟庸的缺点。后来刘伯温生病后，朱元璋派胡惟庸带着医生前去诊视，胡惟庸于是趁机毒害刘伯温。

言外之意是：胡惟庸对刘伯温怀恨在心，挟私报复。

朱元璋的调查结论与上述记载很可能一致，因此，听到汪广洋的答复后，朱元璋勃然大怒，认为汪广洋欺君罔上，当即下旨，令汪广洋“贬居海南”（《明太祖实录》）。

当汪广洋行至太平时，朱元璋又下令赐死。

《明史·汪广洋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

意思是：汪广洋以前到江西辅佐大都督朱文正，对他的不法行为曲意包庇，后来在中书省未曾揭发杨宪的罪状，朱元璋将往日罪责一并追究，下诏赐死。

汪广洋有些像职场中的老好人：随和，厚道，不愿得罪人。

朱文正是朱元璋的亲侄子，后来被朱元璋失手鞭打致死，让朱元璋心痛不已，或许，在朱元璋眼里，汪广洋对朱文正的包庇曾一度是加分项：不忍离间亲骨肉的憨厚之人。

汪广洋面对职场争斗时毫无锋芒，缺乏原则，没少吃亏、受气。

洪武三年，李善长生病，中书省无人主持政务，朱元璋任命汪广洋为左丞，当时杨宪担任右丞，擅权专断，汪广洋对杨宪的态度模棱两可，却仍被杨宪所不容，杨宪唆使御史弹劾汪广洋“奉母无状”（《明史·汪广洋列传》）。

朱元璋一向注重孝道，严厉斥责后，让汪广洋还乡。杨宪再次上奏，请求严惩，朱元璋将汪广洋流放至海南。

不久，杨宪获罪被诛，朱元璋把汪广洋召回京师，这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汪广洋与刘伯温同时被封为伯爵，食禄三百六十石，比刘伯温多一百二十石。

在诰词中，朱元璋把汪广洋比作张良、诸葛亮，“诰词称其专剸繁治剧，屡献忠谋，比之子房、孔明”（《明史·汪广洋列传》）。

洪武三年正月，朱元璋令李善长致仕，任命汪广洋为中书省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胡惟庸与杨宪一样，性格强势，想在中书省大展拳脚，有一番作为，他想尽办法，百般逢迎朱元璋。

对于胡惟庸这段时间的职场表现，《献征录》是这样记载的：晨朝举止便辟，即上所问，能强记专对，少所遗，上遂大幸爱之。

意思是：早朝时胡惟庸巧言善辩，朱元璋所问之事，他记忆力超群，对答如流，很少疏漏。

那么，汪广洋是否吃一堑长一智，改变处事风格了呢？

《明太祖实录》是这样记载的：“然颇耽酒色，荒于政事，以故事多稽违，又与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为不法，广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

《明史·汪广洋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广洋无所建白”。

意思是：汪广洋沉溺于酒色，随波逐流，消极懈怠，既没提出建议、主张，又未检举胡惟庸的不法行为。

或许，汪广洋不想与胡惟庸争斗，不想与他发生剧烈冲突，然而他却忽略了上司的感受。

汪广洋相形见绌，与世无争，处理政事的权力实际上全落入了胡惟庸的手中，缺乏必要的制衡和监督。

朱元璋对汪广洋十分不满，于洪武六月年正月，将其贬为广东行省参政。

后来，朱元璋重新启用汪广洋，任命他为御史台左御史大夫，御史台是监察机构，代表皇帝对百官实行监督，检举、弹劾官员的不法行为。

洪武十年，朱元璋再次任命汪广洋为右丞相，位于胡惟庸之下。不过，汪广洋仍旧没有起到实际的制衡作用，让朱元璋大失所望。

当时中书省负责处理全国政务，需要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关系，汪广洋比较文弱的性格或许不太适合当丞相。

明朝实际主持过中书省政务的文臣李善长、杨宪、汪广洋、胡惟庸无一获得善终，或许说明，其中的“度”很难把握。朱元璋后来废除中书省，或许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很难找到一位合适的中书省丞相。

在职场适当保持锋芒，不是为了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地回击，而是为了自保，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学会说不，学会拒绝，别让他人不惮于“得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