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人格的象征，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看重品

苏轼《论书》：“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又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这又赋予书法以人格化。在我国书法史上，书以人而名，人靠书而荣的例子太多太多，书法艺术早已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浓浓地溶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梁鹄乃师宜宦的学生，其书法成就超越于老师，名声远播，一时成为政治权势者争夺的对象，他本是刘表门下、曹操破荆州后特意寻访他，将其所书挂于营帐之内，早晚揣摩，悉心观赏。书法甚至成为政治、军事都不可缺少的东西。

颜真卿的书法在书法史上也占有显赫的地位，他的书法端庄厚实，一如他的为人品质，也与当时社会崇尚之美合拍。但南唐后主李煜却贬为：“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有楷法而佳处，如叉手并脚田舍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奥、复杂、多元化造就了截然不同的文人、士子，但人品重于文品、书品、画品等又似乎是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日本的一位学者岩山三郎说：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看重品。西方人喜欢玫瑰，因为它的看起来美，中国人喜欢兰竹，并不是因为它的看起来美，而是因为它们有品。它们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种精神的表现。这种看重品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精神价值的表现，这样的精神价值是高贵的。

曾几何时，我们民族的这种高贵精神失落了，而且在最为看重品的文人中也深深地失落了，这是一种悲哀。而在欧阳询生活的初唐时期，这种高贵的精神似乎很昌盛。结束了南北朝的纷争动荡混乱局面，推翻了荒淫无度隋炀帝的暴政统治，初唐政通人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欧阳询又被重用，文人气清神爽，怎不奋发于事业，报效于朝政。

史载欧阳询乃南朝陈大司空欧阳顾之孙，其父欧阳纥曾任陈广州刺史，以谋反罪被铢杀，时欧阳询年仅十三岁，其父的好友，尚书令江总怜其年幼，牧养在膝。江总才学兼备，文辞出众，在他的熏陶教育下，从杀父亡家的惊恐走过来的欧阳询，不仅天赋聪颖，敏绝过人，而且刻苦钻研，不懈不慵，“遂协贯博经史”。书法初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后泛纳百家故而年轻器成，累受重用。但他并不得意于此仍然淑世独立，畅游于学海书艺之中。相传有一次他同虞世南外出，途中发现西晋著名书法家李靖所书碑石，欣喜异常，徘徊数次，流连忘返，后竟坐卧于碑石旁，细心观赏，三天三夜后才离去。这不仅反映出他对学习的渴切需求和执着，同时也看到他的情致雅兴，这种超越现实与时空的迷恋，是他审美价值和获得美的享受的满足。

他虽学二王，也喜爱李靖，既钟情于魏晋，又兼采于汉隶，参合六朝却不拘泥法，吸诸家之长，融会贯通，终自成一体，开一代之新风。这种以整个生命的投入来从事书法艺术的创造，正是他独特的人生历程和情感历程的写照。张怀瓘在其所著《书断》中言“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欧阳询是深谙此道的他善于从神奇的天地万物中寻求与心灵和谐的真谛抒胸臆于毫端，求书道合一，物我两忘的意境，他是“心存造化”，笔洒自然的典范。

梁巘《评书帖》中评欧阳询的书法说：“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放之，其笔险。欧书凡险笔必力破馀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这种于平正中见险绝的独创风格，别树于书法之林，人称之为“欧体”。正是他独特的个性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欧阳询的儒臣生活也未必尽如人意，他忠义在胸，一方面要克尽人臣之职守，另一方面要寄意翰墨，这种身心的平衡，就要靠陶情冶性来调节，对艺术与心灵的和谐的追求可以忘却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

欧阳询的书法千余年来一直深受书者的推崇和喜爱，历代书评家都把他的书法列为“妙品”、“能品”。早在唐代的书评家张怀瓘就评其书法“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其行之书，虽于大令，王献之，亦别成一体”。明代书法家项穆评其真书“出类拔萃，固非随波逐流者也。”正是这种可钦、可敬、可贵的精神，才使的欧阳询的楷书在书法史上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