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重器之最海内三宝齐聚 | 永不落幕的经典 / 四六文摘

2020-09-10 00:03·闻是文化

追本溯源求于吉金

金文是“青铜文明之花”，也是中国书法艺术之祖。“学书必从篆始”，“篆书惟鼎彝门径至广”，它蕴含了后来各体书法的基本因子，在笔法、线质、结体、章法、书写款式、风格意趣乃至美学气质诸方面，不仅成为后世书家追慕取法的范式，同时还承载着书法美学评判的基本价值观，奠定了中国笔墨文化的审美根基。

金文笔法以中锋为主，平实简练,婉转流动，笔力内含,遒敛而凝重,线条圆润饱满，富有立体感，这种中锋用笔及其线条质量，浑厚华滋，既是书法艺术的核心技术，又是笔墨审美的法乳精髓，体现了金文书法所蕴涵着的一种恒久不变的美学价值，这便是后世书家学者要求于吉金的缘由所在。

以《毛公鼎》、《散氏盘》等铭文为代表的金文书法，标志着书法艺术技巧与美学风格的走向成熟，并使金文书法成为中国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

瑰异奇谲体势浪漫的《何尊》，凝炼圆匀气象沉稳的《大克鼎》及其格栏书写，《大盂鼎》结体中的疏密错落与用笔中的团块构成意识，《毛公鼎》的圆正浑穆规范典雅，《散氏盘》中汪洋恣肆充满张力的写意表现，《白盘》的遒丽疏朗潇洒之美,这些金文书法名品中的不同美感形态和风采，给后学者以无尽的启示。所以李瑞清说：“学书必神游三代，目无二李，乃得佳耳”。

“学鼎钟盘敦者,以大器立其体，以小噐博其趣”（李瑞清）。此次展出的金文拓本，大器小品皆备，虽有缺漏，但也涵盖了商、西周早中晚、东周及汉、秦、西晋各个时期不同器形的书风类型。

其中顶尖的有代表金文书法经典范式的五件重器(大盂鼎、墙盘、散氏盘、毛公鼎、白盘); 代表西周金文风格的稀世瑰宝三大鼎(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其中有陈介祺监拓的《毛公鼎》和周希丁拓制的《散氏盘》铭文及全形拓，可以让我们直面审视大神级拓手之传拓工艺。还有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中国”词组记载、堪称“镇国之宝”而赫赫有名的《何尊》铭文和全形拓，以及被誉为“青铜史书”的《墙盘》。

重器巨作之外,戚叔玉收藏的邹安赵叔儒等题跋的系列金文小品，和释达受、沈樹鏞等旧藏、王锡祖题跋的吉金集拓，精美雅洁，意趣隽永；出自清宫库房宝蕴斋收藏的海内孤品《武英殿彝器拓本》，亦可一窥皇家所藏吉金墨拓小品集珍之概貌。

此外,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青铜器系列铭文拓本中有著名的裘卫四器、朕匜等名品，被称为“21世纪第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的宝鸡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青铜器系列和扶风出土的铭文拓片中的《興钟》、《胡簋》、《伯公父簠》等，2009年新出土的《霸伯盂》全形拓及铭文，六舟拓晋公盆铭文孤本，也都属稀世之珍。

陈介祺云：“篆籀之美，真有观止之叹”。自称晚年之爱“以金文拓本为最切，其味也最深厚”。

从美出发，“美其所为”，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金文的书写铭刻包括器物的造型装饰无不遵循这一基本原则，所以，欣赏金文及其器物的全形拓，不仅可以让我们从审美物态的源头书迹中去获取最真实的美学信息，最大限度地感知金文书法艺术的历史真容，进而领略它那静穆浑厚幽深玄妙的书法意趣，同时还可以从绘画、篆刻、雕塑、设计以及历史、文物等视角获得多元的文化享受，并在体验经典的过程中追本溯源，把握艺术原创的精神内核，借此激发灵感，联接当下，为创造新的审美新样获取文化定力和自信源泉。

当年陈介祺在考释过《大盂鼎》之后致潘祖荫说，如将图文拓片裱轴悬挂，也为“巨观”。

此刻，“巨观”在前，珍拓满壁,三千年来之书法瑰宝瞬间可览。噫！穿越时空，游弋远古，传承美意，汲古创新，善莫大焉。—— 谷田美术馆

永不落幕的经典——金文篇

父乙飤鼎铭文（商代）

父乙飤鼎，1889年出土于四川郪县，鼎内壁有四字铭文，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何尊铭文并全形拓（西周早期）

何尊，西周早期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市贾村，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国家文物局64件永久不准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目录，铜尊内胆底部发现了一篇一百二十二字铭文，而其中“宅兹中国”(大意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区)更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其内容记述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是周成王一篇重要的训诫勉励文告，与《尚书·召诰》《逸周书·度邑》等古代文献相合，是西周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青铜器。

何尊铭文中“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指国之中央，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便把自己居住的区域所视为“天下之中”，而称他族居住的区域称为东、南、西、北四方。这里“中国”二字虽然不是具体的国名，是住在国的中央之意，但其中所蕴含的气度与威仪足以让人荡气回肠，原来古“中国”是离我们如此之近。随着朝代的更替，“中国”一词，渐渐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直到清末，“中国”才被用作国名，正式出现在国家官方文书当中。

大盂鼎铭文（西周早期）

大盂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

出土后先由乡绅郭氏、周氏收藏。一度流落北京，道光30年，岐山宋金鉴赴京应试点翰林，在北京出银三千两购回。后家道中落，由袁保恒购得，后又经左宗棠，潘祖荫收藏。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入上海博物馆收藏，后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中国青铜器“四大国宝”之一。

此铭文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商人纵酒是西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告诫盂也要以祖文南公为榜样为国尽责。第二部分是周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26个，并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第三部分，说明盂做此鼎是为了祭祀其祖文南公。

此铭文字型端庄凝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典型代表。

霸伯盂铭文并全形拓（西周早期）

2009年出土于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铭文记载了周王派使者蔑历霸伯和赏赐霸伯，内容涉及西周时期宾礼制度，与《仪礼·聘礼》等典籍记载不尽相同，这表明西周早期礼制尚未定型。

墙盤铭文（西周中期）

墙盤，1976年12月出土于陕西扶风荘白。是西周恭王史官墙所做的礼器，为著名西周青铜器之一。内底铸铭文18行284字，使用四言句式，颇似《诗经》，措词工整华美，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铭文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等七代王的重要政绩，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的家族历史，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被称为“青铜史书”。为西周恭王时期的标准器，代表了西周中期金文书法风格。

九年衞鼎铭文并全形拓（西周中期）

九年衞鼎，1975年出土陕西宝鸡董家村，铭文19行，铭文里记载了一次土地交易的事宜。裘衞用一辆车子与各种马具换得矩伯的一个邑里。而他们自己的交易并没有经过周王室的认可，说明周天子作为最高土地所有者，其权威地位在某种情况下受到动摇。是西周时期重要的历史信息资料。为“裘衞四器”之一。

西周大克鼎铭文（西周晚期）

西周大克鼎，清光绪十五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家村。该鼎出土后先归天津柯氏所有，后被潘祖荫以重金购回，因社会动乱，日本人关注此器已久，潘家因此经常受到恐吓，潘氏后人宁死而不出此器，并掘地藏于家中。1951年，潘家后人将此器捐献国家，入藏上海博物馆。铭文主要记录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得到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等内容。

此鼎铭文书法字体规范，结构均匀，笔画圆润，采用界栏书写，说明金文书法风格进一步向整齐规范的秩序化方向发展。

逨鐘铭文并全形拓（西周晚期）

逨鐘，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1985年8月出土陕西省眉县马家镇杨家村窖藏。

六舟拓晋公盆铭文（春秋中期）

晋公盆出土较早，已佚。铭文传拓极为罕见，清代金文著录书籍多有收录。由于器物有两处老补丁，许多关键字掩泐不清，无从识读。此拓为清代著名金石家六舟所拓。

毛公鼎铭文并全形拓（西周晚期）

毛公鼎，西周晚期器，“四大国宝”之一。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陕西岐山出土，内壁铸497字（其中重文9字，合文9字）为青铜器铭文字数最多的一器，是研究西周晚期的重要史料，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拓本经陈介祺、端方、叶恭绰、陈咏仁递藏。一向乐于与金石好友分享的簠斋“唯此鼎秘不示人，有以五十金购其打本，亦不能得”。吴大澂于此颇有感慨，拓本“至不易得，尤为可宝”。此为陈氏所拓毛公鼎拓本技法最顶峰者。

散氏盘铭文并全形拓（西周晚期）

散氏盘，“四大国宝”之一。传康乾时期出土于陕西凤翔，此器出土后，先藏于扬州徐氏、洪氏，嘉庆十五年，由江南盐运使阿林保作为五十诞辰贺礼献给嘉庆皇帝，从此在皇家落户，后在战乱中运到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铭文大意是夨国侵略散国，后来双方议和之时夨国派出官员15名来交割田地及器物，散国派官员10名来接收，双方相聚一堂，订立协议，永不毁约。

散氏盘铭文的书法价值极高，素有“草篆”之称。吴大澂说：“篆籀以散盘为第一”。

虢季子白盘铭文（西周晚期）

虢季子白盘，此器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虢川。出土后初为徐钊钧所得，后归刘铭传运至合肥。新中国成立后刘肃曾捐献国家，初藏故宫博物院，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为“四大国宝”之一。

铭文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

铭文书法笔画圆润遒丽，章法疏朗清雅，对秦系文字和书法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是西周金文书法中的“铭心绝品”。

端方题赠番生簋盖铭文团扇西周晚期

端方题赠番生簋盖铭文团扇，番生簋盖，西周晚期器，吴云、端方旧藏，现藏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美术陈列馆。

晚清金石考据学的兴盛极大地带动了青铜古碑的收藏和拓片市场的繁荣，常见于文人社交场合的扇子，在此时扮演着有趣的角色。有藏家将金石藏品刻于扇骨之上，亦有人直接将藏品拓片制作成团扇，作为金石收藏的“周边文创产品”。此柄团扇为端方及安徽巡抚朱家宝赠送汪莹（字楚生）之物，湘妃竹做柄，红珊瑚镶头用以悬挂扇坠，为同类团扇中佼佼者，扇子中的金石题材及其制作和流通，不啻是观照清代金石收藏文化的另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