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姑母叶嘉莹（九）

缪钺先生

1981年4月下旬，在成都召开的“杜甫研究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叶嘉莹先生结识了神交已久的缪钺先生，当时缪先生是杜甫研究学会的会长。两位学者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精美品质有着相同的感受与挚爱。据缪元朗先生（缪钺先生之孙）在《缪钺先生与叶嘉莹教授合作的学术观念基础》中所述：

凡读过《灵谿词说》的人，可能都会知道缪钺、叶嘉莹两位先生合作的缘起。在该书《后记》中，缪先生曾说二人的初次相识是在1981 年4 月下旬成都草堂所举办的杜甫研究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叶君少时读过我所著的《诗词散论》，深致赞赏；而我于1980 年读了在国内新出版的叶君所著《迦陵论词丛稿》，钦佩其中评赏辨析，精邃深微……因为先有这些通过互读彼此著作的了解与倾慕，所以初逢如旧识，相聚数日，交谈甚契，而我们二人论词都推尊王静安先生，尤其有针芥之合。

于是，当缪先生提议合作著书时，叶先生也欣然同意了。两位古典诗词大家共同撰写了《灵谿词说》和《词学古今谈》两本论词著作，在书中纵论晚唐至晚清的名家词人及各家词论，囊括论词绝句、词话、词学论文、词体研究、词史论述、词作评赏等各个方面，成为当代两部不可多得的词学专著。

叶先生曾于《灵谿词说》书成时，口占一首七绝：

庄惠濠梁俞氏琴，人间难得是知音。

潺湲一脉灵溪水，要共词心证古今。

叶先生一直都称缪钺先生为“缪老”，充满了敬重之意。他们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95年缪老病故，长达14年之久。

在此期间，两位学者多有相互赠答诗作。1981年4月，缪老获叶先生所赠《迦陵论词丛稿》，读后极为欣赏，草堂会晤以后，曾经赠诗于叶先生：

相逢倾盖许知音，谭艺清斋意万寻。

锦里草堂朝圣日，京华北斗望乡心。

词方漱玉多英气，志慕班昭托素襟。

一曲骊歌芳草远，凄凉天际又轻阴。

叶先生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读过缪老的《诗词散论》，对缪老十分敬仰，返回加拿大后便赋诗酬答：

稼轩空仰渊明菊，子美徒尊宋玉师。

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

纵然飘泊今将老，但得瞻依总未迟。

为有风人仪范在，天涯此后足怀思。

缪老接到叶先生从加拿大寄来答诗以后，又赋诗答谢，云：

叶嘉莹教授归温哥华后，寄诗见怀，情词恳挚，甚可感也。赋此答谢。

岂是蓬山有夙因？神交卅载遽相亲。

园中嘉卉忘归日，海上沧波思远人。

敢比南丰期正字，何须后世待扬云？

莫伤流水韶华逝，善保高情日日新。

叶嘉莹教授寄赠其所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赋此报之。

离合神光照眼新，婆娑冬树又生春。

能从西哲参微旨，不与雕龙作后尘。

且喜相知濠上语，无劳独赏镜中人。

百年身世千秋业，谁向斯编识苦辛？

王静安《虞美人》词：“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余反用其意。余旧作《诗词散论》，其中独到之见，叶君此书中数数征引而加阐发，故有赏音之感。

初识叶嘉莹教授于成都草堂，倏已半载矣。赋此见怀。

一任流光逝，凄迷度夏春。

忽惊秋色好，更忆草堂人。

抗志千秋上，长吟七字新。

少陵怀太白，永契夙心亲。

我曾于1991年2月陪叶先生去成都看望缪老。当时成都的天气相当阴冷潮湿，我和叶先生在川大校园里的外宾招待所住了两个晚上，房间没有暖气，即使借来了电暖气，洗完的内衣和袜子在房间里晾了两天都没干。我们应邀去缪老家吃饭，记得缪老家在川大的一个简易砖楼里，那是我唯一见过缪老的一次。

在离开川大前，我还和叶先生去拜望了《文心雕龙》研究的泰斗杨明照先生，因为杨先生家就住在外宾招待所旁边的一栋楼里。当时杨先生已是82岁高龄，但仍每天清晨都在周边快步疾走，面色红润，长髯飘于胸前，一派仙风道骨。

邓广铭先生

1990年11月上旬，我陪叶先生出席在上饶师专（今上饶师范学院）召开的“纪念辛弃疾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不想编著过《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先生也出席了。中国的历代词人中，叶先生最是仰慕辛稼轩，终于得以见到辛词研究大家邓先生，喜悦心情可想而知。

邓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在胡适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陈龙川传》，遂留校任教。在学期间，他就已刊出《〈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胡适先生、陈寅恪先生、夏承焘先生等大家均给予好评。1939年，邓先生又完成了《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初稿，还编成了《辛稼轩诗文抄存》。1940年春，邓先生于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完成了《稼轩词编年笺注》例言。在这期间，他不仅旁听陈寅恪先生的课程，与之朝夕相处，还成了陈寅恪先生实际上的助教。邓先生于《自传》中写道：“这对我来说，收获之大确实是胜读十年书的。从陈先生的处事接物方面，我也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的风范。”

前来上饶出席“纪念辛弃疾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邓先生，时年83岁，身着深灰色的中山装，整洁干净，是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邓先生对叶先生也是十分欣赏，所以与会期间他跟叶先生的交流应该是最多的。

当时与会的中外学者共100余人，包括北京大学的袁行霈先生，武汉大学的胡国瑞先生，复旦大学的王水照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曹道衡先生、刘扬忠先生、刘跃进先生，台湾淡江大学的林玫仪老师，以及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第一人”、东北大学教授村上哲见先生等。会议期间拜谒了辛稼轩墓和故居遗址。最后两天的日程是前往福建武夷山，参观朱熹的紫阳书院，登山岩置身云海上，乘竹筏漂流九曲溪……会议日程结束后，我们在赴南昌机场途中，还登临了滕王阁。

1991年，邓先生在《稼轩词编年笺注》（定本）的“增订三版题记”中，用了相当长的篇幅（第11—14页）介绍了叶先生对于“辛词研究”的建树，他写道：

题记到此本已结束，然而我却还想“曲终奏雅”。

从写作艺术到语词涵蕴，从隐婉到寄托，从意象到境界，都置之不论，对于一本辛词笺注来说，总是令人遗憾的极大缺陷。这原也是使我多年以来极感尴尬困窘、经常耿耿于怀的一个问题。所幸是，在近十多年内，我从各地的报刊上读到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叶嘉莹女士（华裔）的许多篇纵论唐宋诗词的文章，其中包括了论稼轩词的许多篇。其文章议论皆浑融洒脱，恢闳开廓，曲汇旁通，而又全都在于反复阐发其主题。

邓先生在文中不仅引用了缪钺先生对于叶先生的高度评价，还大段引用和推介了叶先生对于“辛词”的著述。该文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我对叶嘉莹教授论辛弃疾词的钞引到此为止。我希望这本笺注的读者，尽可能都亲自去阅读她的这篇原作的全文，这主要不是为了'奇文共欣赏’，而是要借此补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和加深对稼轩作品的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