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隶校尉的职权演变，探析其对古代统治者加强皇权的影响

古代王朝的皇权一旦确立，总是呈现想要加强自身集权的过程，尤其是秦汉之后，皇权逐渐开始压制相权和地权。其中自汉到魏晋时期，司隶校尉官职的确立及其职权的不断演变，对统治者加强自身皇权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司隶校尉的确立及职权演变

司隶校尉在汉武帝时为处理王公及巫蛊等事而专门设立，源于周官司寇的属官司隶。其周代司隶职责为“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帅其民而搏盗贼，役国中之辱事”。汉武帝时设立司隶校尉的官职，利用司隶的“役国中之辱事”的职权，处理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无法处理的皇家之事。

汉武帝设立司隶校尉时，因为司隶校尉有督查王公贵族的权力，因此遭到了许多王公的反对，因此汉武帝给予司隶校尉一千二百人的部下，“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由此之后，司隶校尉拥有了兵权，并且“持节”拥有代表皇帝行使权力的身份。司隶校尉的职权不仅限于皇家之事，“纠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郡国，无所不统”，司隶校尉依仗最初汉武帝的信任，逐渐拥有了监察京师官员的职权。至此司隶校尉的官职确立下来，其初期的主要职权是帮助统治者稳固皇室及监察京师官员，是拥有兵权的武官。

在司隶校尉权势逐渐扩大之后，汉武帝剥夺了司隶校尉的兵权，但却拥有了 “督察三辅、三河、弘农”的权力，这是司隶校尉由原本只为皇权监督皇家之事，逐渐朝着地方监察官职转变。而且，三辅、三河、弘农便属京师地区，虽然司隶校尉的兵权被剥夺，但是其对京师百官的监察作用仍然存在，司隶校尉也由皇帝设立的京师武官，转变为拥有监察职权的特权监察官。但是司隶校尉的官职并不高，其官职尚在九卿及三辅之下，但是因受统治者的信任却有监察京师百官之权，可见其地位的特殊。

汉元帝时，司隶校尉的“持节”被剥夺。汉成帝时，司隶校尉被撤销。汉哀帝时，设立司隶，是大司空的属官，地位同司直相当。由此来看，司隶校尉在西汉后期逐渐受到压制，“持节”被夺是对其代表皇帝行使权力身份的剥夺，而“校尉”被取消则是相当于彻底断绝司隶校尉所能行使的军事权力。汉哀帝设立司隶，让其成为大司空的属官，是将其归为中央官制监察体系当中。

不过进入东汉之后，司隶校尉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汉武帝取消司直，让司隶校尉的权势更进一步扩大。并且东汉时司隶校尉监察京师七郡，逐渐让司隶校尉部也成为东汉十三州之一。司隶校尉除了监察京师百官的职权之外，又逐渐拥有了地方监察官员的身份。而随着司隶校尉职权的扩大，其地位也跟着提升，在东汉时司隶校尉与尚书令、御史中丞能在上朝时拥有专座，被称作“三独坐”，可见东汉的司隶校尉地位很高。不过司隶校尉在东汉时依旧并非极高官职，官秩为比两千石，还是低于中两千石的九卿。因为其在东汉具有能够监察京师百官甚至三公的权力，司隶校尉也享有与其官职并不匹配的待遇，除了“三独坐”之外，还享有“初除，谒大将军、三公，通谒持板揖。公议、朝贺无敬”的特权，平时见到大将军和三公时，司隶校尉需要持板作揖，而在公议、朝贺可以“无敬”不用行礼，更能看出当时司隶校尉的独特地位。

正是由于东汉时司隶校尉职权的扩大，东汉末期时司隶校尉拥有了左右局势的作用。袁绍、李傕和曹操都曾任司隶校尉，可见司隶校尉在胡乱局势之中的重要性。东汉末期皇权不振时，司隶校尉已经能够不依靠皇权而左右朝局，可见其职权较之西汉进一步得到加强。曹魏时期，司隶校尉职权进一步得到发展，较之东汉的“三独坐”，司隶校尉能够独坐上首。蜀汉的诸葛亮和张飞都曾任司隶校尉。西晋时，司隶校尉依旧有设。等到东晋时，因司隶部已经具备了地方属性的问题，江左政权撤销司隶校尉的官职。

以上便是司隶校尉的确立过程及职权的演变发展，从其最初只是汉武帝用来解决“国中之辱事”的武官，到监察京师及周边官员的监察官，再到司隶部的一州地方官，司隶校尉最终成为兼具京师监察百官职权和地方监察职权的特殊官职。

而司隶校尉职权的演变，也伴随着统治者加强皇权的过程。给予司隶校尉一千二百人的军事力量，是用其“持节”代表皇权巩固京师，这是统治者解决京师潜伏危机的考量，也统治者加强自身皇权不受阻碍的基础。而依靠皇权而逐渐势大的司隶校尉，被统治者所忌惮，因此有了剥夺兵权、撤销、去“校尉”武官称号、受大司空节制等各种削弱司隶校尉职权的方式出现，这依旧是统治者加强自身皇权的必然选择。想要振作皇权的统治者，不会坐看如司隶校尉这般地位特殊又威胁京师稳定的强权武官出现，因此才有了削弱其威胁，保留其监察作用的压制。

但是等到东汉之时，司隶校尉的职权又进一步得到了扩大，甚至由原本只监督京师州官百官的监察职权，确立为了十三监察部州之一的司隶部监察长官，由此司隶校尉转变成了兼具京师及地方的特殊官员。不过，司隶校尉在东汉的职权逐渐扩大，并不意味着皇权放纵其做大，而是在司隶校尉职权扩大的过程中，对于司隶校尉的限制也在增大。皇权利用司隶校尉职权扩大来加强对京师百官及司隶部监察的同时，也在利用司直、御史中丞等各种手段来限制司隶校尉，这也能体现统治者加强皇权的过程。

从司隶校尉与司直、御史中丞的互相监督关系，看皇权加强的过程

跟司隶校尉同样具备监察官员职权的还有司直和御史中丞。司直也是汉武帝时设立，是丞相的属官，因此也称丞相司直，代表丞相对官员进行监察作用。丞相司直的职权极重，“职无不监”，不仅能够监察京师百官，地方官员也受司直监察。御史中丞原本为御史大夫副官，三公制度确立之后，御史中丞逐渐成为御史府的实际长官，成为中央监察体系的重要构成。汉武帝时，“以中丞督司隶，司隶督丞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以下……”，由此形成了一套相互监督的古代王朝监察体系。其中司隶校尉监督丞相司直，又受御史中丞监督，可见在这种监察体系之下，司隶校尉的职权虽然有进一步扩大，能够监察丞相三公等高官，但却是也有一定的限制。

从司隶校尉、司直和司隶校尉的职权来看：司隶校尉由原本军事武官，变成监察百官和司隶部的特殊官职；而司直归属丞相，拥有监察地方刺史等官员的权力；御史中丞又有监察百官的权力。三者之间形成了互相监督的状态——司隶校尉为京师官员，受御史府的御史中丞监督；而对于司隶部的监察职权，司隶校尉地方官员的身份，让其也受到丞相司直的监督。反之，司隶校尉“无所不举”能够监察在京师的御史中丞和丞相司直，那么就与御史中丞和司直形成了互相监察，形成了相互节制。而在这个过程中，三者虽然拥有了监察官员的极重权势，但却能够被其他监察机构和官职限制，有效地避免了其权势打过于膨胀而威胁皇权，这也便是统治者加强自身皇权的有效手段。

由此看来，司隶校尉职权扩大的同时，也在被各种其他监察手段限制，这符合统治者加强自身皇权的需要。御史中丞、司直和司隶校尉之间的相互监督和限制，正是皇权在加强司隶校尉职权的同时，又预防其权势过于膨胀的重要手段。

而等到东汉光武帝取消丞相司直，从司直对司隶校尉的监察作用来看，这是对于司隶校尉职权的有效提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隶校尉的职权不受限制，御史中丞的监察百官作用依旧起到作用，并且东汉时台省的地位逐渐提升。东汉“三独坐”中与司隶校尉和御史中丞地位相当的尚书令，便是台省官制中尚书台的长官。由此可见，虽然东汉时司隶校尉和御史中丞这两个具备监察职权的官职权势依旧稳固，但是为了巩固皇权而出现的台省，逐渐成为统治者加强皇权，限制司隶校尉等官员职权的重要方式。

结合古代官制的发展，看司隶校尉对加强中央集权的影响

司隶校尉的职权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伴随着皇权想要利用司隶校尉职权来巩固自身权力的过程。鉴于西汉后期权臣弄权等情况，光武帝刘秀加强司隶校尉的职权，也是利用具有监察京师及司隶部官员的司隶校尉，来避免东汉步入西汉后期权臣专权情况的出现，这也是撤销丞相司直给予司隶校尉更大权力的原因。不仅如此，既然是为限制权臣乱政而加强司隶校尉职权，那么就需要预防司隶校尉权势过重的出现，也就逐渐确立了以台省为主要中枢官署的东汉官制。尚书台的出现，是为避免权臣专政，“天下枢要，在于尚书”，也同样是对司隶校尉权势过重的预防。不仅如此，自汉武帝设立司隶校尉以来，两汉及魏晋时期官制的发展中，司隶校尉职权的演变，也能体现出中央集权加强的过程。

汉武帝设立司隶校尉的同时，为了消除丞相府及御史府正式不专等弊端，逐渐将诏令等政事交给尚书台处理。并且结合汉武帝设立丞相司直，以及司隶校尉，这是有意识地将丞相职权进行削弱，也是三公分权的开始。汉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汉成帝给大司马设置官署，哀帝、成帝确立大司空，这是将丞相原本无所不统的职权分散到三公，是皇权压制相权的过程。不过，西汉末期权臣专政证明即便分权也并未消除相权威胁皇权的危机，而且结合司隶校尉自汉武帝之后，职权也逐渐受到了压制，甚至在三公确立过程中，元帝剥夺其“持节”，成帝直接撤销官职，哀帝重设去掉“校尉”，并且受三公之一的大司空管辖。可见汉武帝时，司隶校尉监察百官巩固皇权的作用，逐渐被削弱。三公的确立，让朝政大权落入三公之手，而受到三公辖制的司隶校尉无法实现对三公的有效监察，也便造成了西汉末期权臣专政打出现。

鉴于西汉末期的情况，东汉光武帝刘秀加强司隶校尉的职权，享受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三独坐”的地位，也让司隶校尉成为十三州之一司隶部的地方监察长官。这样司隶校尉不仅能够拥有监察京师的地位，也有了拱卫中枢震慑四方的作用。简而言之就是司隶校尉职权的加重，能够有效避免西汉末期那种三公等权臣专政情况的出现，这是司隶校尉职权扩大的最重要原因。而随着东汉末期，州刺史、州牧逐渐成为地方实际行政、军事长官，拥有和刺史同样地位的司隶校尉，也一样逐渐成为司隶部的实际长官。只不过相对于地方其他各州来说，司隶部所处京畿要地，能够对政权稳定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如若司隶校尉拥立皇权，那么皇权便能够依靠司隶校尉独特的职权和地理优势，实现对中枢官员及地方的压制，实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但是如果司隶校尉脱离皇权而成为中枢的威胁，那么也具有了超过其他地方州刺史和中枢官员的威慑。

结合东汉灭亡的原因看，宦官和外戚干政，以及地方割据的崛起都是重要原因，这与西汉因削弱司隶校尉职权，朝中权臣专政导致西汉灭亡的情况有着较大不同。在东汉末期的群雄割据中，曾经担任司隶校尉的袁绍、曹操等人，都有利用司隶校尉职权来谋取中枢权力的过程，而这的确是司隶校尉职权过大导致的弊端。但结合东汉官制发展，司隶校尉职权的扩大，伴随着州刺史职权扩大、三公的作用被尚书台取代等过程。这是皇权想要利用司隶校尉等官职来加强集权过程中，为限制朝中官员及巩固京畿要地，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司隶校尉职权。董卓曾经称司隶校尉为“雄职”，便能看出这一官职的重要性。

东汉三公体系的破坏、台省官制的确立发展和司隶校尉及州刺史职权的扩大，都是统治者在加强皇权过程中的必要手段。利用尚书台来限制三公的权势，利用司隶校尉和州刺史来监察限制百官，但却都不得不面对尚书台官吏及司隶校尉、州刺史权势的崛起。但这些原因只是东汉灭亡的推动而并非全部，魏晋时司隶校尉的权势进一步扩大，可知司隶校尉的职权扩大并非完全与加强皇权形成对抗，而是需要皇权使用更加有效的手段来节制司隶校尉。结合魏晋官制发展，中书省的地位逐渐取代了尚书省成为主要的中枢官署，而司隶校尉职权在魏晋扩大，也就意味着司隶校尉所具备的“无所不纠”监察百官职权，进一步扩大。魏晋朝堂之中，一方面皇权依靠中书来削弱相权，另一方面又利用提升对司隶校尉的职权，来加强对百官的监察力度。司隶校尉在台省兴盛的朝局之中，是统治者加强皇权的补充。

总结

司隶校尉的职权变化，伴随着统治者加强皇权的过程。为皇权解决皇家事务而设立的司隶校尉，逐渐发展成为中枢和地方监察职能的特殊官职，这是统治者有意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

西汉时由汉武帝时军事武官，被剥夺兵权成为监察京师及周边官员的监察官职；而对于三公等官职的监察作用，伴随三公等权臣专政，让司隶校尉的职权在西汉后期逐渐削弱。等到东汉时，为了避免权臣专政，对百官有监察职权的司隶校尉地位逐渐提升。并且，给予司隶校尉监督司隶部的地方监察权，这是司隶校尉拥有监察中枢官员职权及地方监察职权的确立，也是司隶校尉权势扩大的重要过程。而这也是皇权希冀给予司隶校尉较大的中枢监察权及司隶部监察权，来形成对于京师和地方的威慑。

皇权当然也不会放纵司隶校尉的权势过于膨胀，因此也有了利用丞相司直和御史中丞来节制司隶校尉的出现。而随着两汉及魏晋官制的发展，司隶校尉也会发生改变。西汉时三公等权臣分散丞相权力，司隶校尉是与三公公卿官制一样，对丞相职权的限制。而等到三公成为威胁皇权的威胁，为皇权监察百官的司隶校尉的职权，便被逐渐削弱。而缺少了像司隶校尉这样对于朝中百官有监察作用的官署和官职存在，也就造成了西汉末期权臣专政压制皇权。东汉、魏晋时，为了避免权臣专政的情况出现，利用尚书台、中书省来限制相权，司隶校尉的职权在东汉、魏晋时进一步得到扩大，这是皇权利用司隶校尉，补充台省官制对相权的压制作用。司隶校尉因其特殊的职权演变，兼具中枢监察官职和地方监察官职双重身份，使其具备了影响时局的重要作用。对其职权的提升或削弱，都与统治者皇权的加强与否有着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