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观从“觉醒”到“兴奋”，七十年来中国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说起我国的财富观，其实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并持续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财富观念与思想。
与儒家思想提倡“罕言利”的淡泊立场相比，《管子》提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崇尚对利益和财富的追求，并将其作为固本兴邦、百姓富足的根本。
至新中国成立后，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文化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居民的财富观念比较淡薄，比较注重财富的分配，而对财富的来源关注较少。
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财富观才有了深刻的变化，从点到面、从单一到多元、从初级到成熟……并与财富形式一起向前大踏步发展。当然，财富观的变迁，也是一个个时代的缩影，背后反映的是财富的积累、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
改革开放前30年，“省钱”才是硬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没有丝毫的“财富”概念，财富观更是无从谈起。那时，人们挣钱仅有两个目的，一是过日子，二是储蓄。
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过着成色单一的生活，而“省钱”却成了家家户户的硬道理。不管是一个月几十元工资的普通工人，还是挣上百元的知识分子、干部等，“省钱”早已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管省下来的钱有多少，最后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储蓄。那时，单调的储蓄也有些许色彩，有奖定期折实储蓄、有奖定期储蓄、定期定额有奖储蓄等陆续走进人们的视野，并成为改革开放前30年“拮据日子”的注脚。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省钱”才是硬道理也反映了在新中国刚成立的30年里，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建设国家的激情，使得满目疮痍的国家能得以迅速恢复，并为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表明，有效激发与动员储蓄，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成功经验之一。
改革开放后，财富观从“觉醒”到“兴奋”
对很多人来说，1978年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人们的财富观开始“觉醒”并逐渐走向了“兴奋”。
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探索的岁月。人们从“均贫”的日子里惊醒，开始意识到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善生活，那种新生活是人们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随着人们心里沉睡的对财富的渴望被唤醒，一些先行者勇敢地迈出步伐去追寻它。那时，“下海”成就了一大批风流人物。发展至今，或成功，或失败，或归于平淡，他们的经历，却是这段伟大历史的生动记录。
不过，在那个年代，对财富的追寻依然略显“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社会开始接纳追求财富的行为，但历经多年的压制，人们多少有些畏缩。例如，1984年柳传志创办联想集团的前身，赚了一些钱后，在年底给每个员工发了几十元的奖金。他告诫得到奖金的员工“不要告诉其他人”，也就是说，“发奖金”在当时还是一件不太摆得上台面的事情。
另外，股票作为新鲜的投资产品，在这段时间里进入人们的视野。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行的股票。1986年，这只“飞乐音响”的股票还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礼品赠予给了美国纽交所的客人。
另外，这一阶段，国家还进行了分配方式等一系列改革，使得人们“谨小慎微”的财富观开始“觉醒”，并更具有包容性。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这一政策是对我国分配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使人们除了按劳分配获得的收入外，其他一些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得到了允许和保护。
除此之外，金融领域也在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若干“元年”应运而生：1979年，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是为“保险元年”；1981年，国债发行恢复，是为“国债元年”；1986年，首个证券柜台交易点设立，是为“证券元年”；1990年，郑州商品交易所成立，是为“期货元年”……
其实，一步步“觉醒”的财富观走向“兴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很大关系。
1992年，党中央召开了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从初创到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提出，使得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与市场公平原则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财富积累也是越来越“兴奋”。
与此同时，我国证券市场正式建立和发展，以及住房制度改革等政策更是在“兴奋”的财富观上加了一把火。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同年12月19日开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内陆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同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证券交易所的出现，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大幕，也给投资者打开一扇新的财富之窗。
那时，投身证券交易让人们对中国股市狂热无比。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回顾，上海股票市场发展之初，股票供求严重失衡，投机和操纵因素浓厚，交易空前活跃，街头上甚至出现了倒卖股票认购证的“黄牛”。
而与证券市场并行的则是住房制度的改革。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逐渐取消福利分房，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等，开启了城镇住房商品化的大门，标志着中国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确立。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1998年7月3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停止“实物分房”，明确了城镇住房的市场化、货币化、商品化改革方向。这是中国住房市场化标志性的一年，在这之前的住房制度是以实物分配为特征的传统住房制度，之后的住房制度是以市场化为特征的新住房制度，基本上实现了货币化分房的转变。
可以说，住房市场化改革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变革，它使得居民可以从市场上购买住房以满足自己的偏好，而非只能等待单位分配住房。取消福利分房政策也改变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居民福利分房的主要方式，住房政策的骤变也对之后的中国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那以后，城市居民不得不开始依赖于自身的储蓄从市场上购买住房。同时，住房投资开始逐渐成为人们财富增值的“主力军”。
近20年来，财富观逐渐走向“多元”
经过改革开放头20年的积累，步入新世纪，我国居民财富开始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居民财富已经变成了由房产、银行理财、股票、基金、私募、保险等多元化金融资产组合而成。
与几十年前相比，人们开始真正进入了全民理财时代。与此同时，居民的财富观也逐渐走向“多元”。
这一阶段，发生了诸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启动股权分置改革等影响深远的大事件。至此，“赶英超美”才真正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口号变为了现实，并一跃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除此之外，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召开后，“富起来”成为了大家不懈追求的目标，并且还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
具体来说，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以增进人民福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这是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确定“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之后的又一政策亮点，对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广大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的迅速发展，网银、移动支付等崛起，以及手机等移动设备广泛应用，降低了许多产品投资的门槛，方便居民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金融产品进行配置，丰富的投资渠道给居民投资理财带来更多选择。
同时，随着居民财富总量的增长，财富结构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已超150万亿元，其中主要是由银行理财、保险、信托、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券商资管等组成。在我国居民总资产中，金融资产的占比逐年提升，从2004年的34%提升至2016年的44%。
总的来说，伴随着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张，居民对金融资产多样化和专业化配置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这也反应在居民财富观的走向上，已逐渐由以前的“兴奋”开始步入“多元”。而随着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的深入，居民财富观还将趋于稳健和成熟，资产配置时代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