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立国：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思想的起源

导语：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并且发展出了本末思想，即认为农业和小手工业是本，而商业则是枝末，所以重农抑商的思想也叫做重本抑末思想。这种思想和政策的存在大大阻碍了古代工商业的发展，致使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社会无法向更高阶段发展，那么重农抑商的政策为何会长期存在，本文将做初步的探讨，以供读者批评指正。

1.重农抑商思想的提出

在先秦时期，历夏商西周三代，统治者并未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当时的商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商人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各行各业在统治者看来是同等重要的，即“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这个时候的商业活动规模不大，商人阶层的数量还很少，不足以对国家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古代商业的发展

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特别是随着井田制的崩溃，耕牛技术和铁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公田转化为私田，土地的私有制开始确立，新兴的地主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这个时期，伴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商人阶层也逐步壮大起来，这些富商大贾往往“金玉其车，交错其服”，“志气高扬，结驷联骑”，频繁穿梭于各个诸侯国之间进行大量的交易。商业资本对瓦解旧有的井田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些商人也成为地主阶层的重要来源。出于竞争的需要，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商业采取鼓励的态度，以增强本国的国力。

农民

但是到战国后期，新兴的地主阶层逐渐掌握各国的政权，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地主阶层占据了广大的土地，人数众多的农民大部分沦为为地主耕种的佃农，地主则通过收取田租的方式，从广大农民身上获取利益。商人阶层的日益扩大，对地主的切身利益造成了损害，他们破坏了地主阶层赖以生存的农业经济，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则相应的提出了抑制商人的思想，如韩非子认为商人对于社会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并把商人同辩士、侠士、学士、近臣并列，称为“五蠡”。可见在法家学派眼中，商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秦国自商鞅变法后，便全盘采用法家思想，鼓励耕战，抑制商业的发展。秦国统一天下后，也延续了法家的政策，汉朝建立后，也继承秦制，汉高祖时，规定商人不准穿丝绸衣服乘车，对商人课以重税，吕后当政时规定商人的子孙不准做官。汉以后，历朝历代基本上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

2.为何奉行重农抑商政策

第一个原因在于保护农业经济，阻止农民弃本逐末。在地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政策下，农民虽然可以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土地也面临着随时失去的危险，在高额的田赋、债利和繁重的徭役下，很多农民纷纷陷入破产的境地。在封建社会，农民拥有人身自由，他们有自由择业的权利，当他们面临破产的境遇时，往往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投靠地主，成为地主的佃农，另外一个选择则是从事其他行业，由于古代经济不发达，可供破产农民选择的职业并不是很多，主要是手工业和商业。

描绘商业繁荣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当时人都知道：“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即从事农业既辛苦，又不能获得丰厚利润，而从事商业不仅轻松，而且获利丰厚。司马迁对此总结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许多贫苦的农民在经商利益的诱惑下，纷纷放弃农业生产而从事工商业。

那么为何会产生商业利润要远远高于农业生产利润这种现象呢？这是由于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其组成单位是一个个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户，但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往往有剩余的劳动成果，这些劳动成果在完纳租税、偿还债务的压力下，往往是以极低的价值卖给商人。换句话说，商人的成本是极低的，在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往往是分离和分散的，由于交通不便，商业信息流通不畅，使商人能够利用这种信息差获取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地主阶层在集聚大量财富以后，对奢侈品的需求大大增加，这种需求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奢侈品的生产和贩运，这也提高了商业的利润。

古代的票号

古代政府为何要阻止农民弃本逐末，这是因为在古代，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所谓的“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要保证农业生产，必须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大量从事商业，那么将严重威胁农业生产，民以食为天，粮食的不足必然会导致政权不稳，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目的，古代政府一般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第二个原因在于为了抑制商人资本对土地的兼并。一直以来土地兼并是古代政府最为头疼的事情。古代政府稳定的税收来源在于大量的自耕农，土地兼并则将大量自耕农逼迫到绝地，在土地兼并中获利的地主则往往与官僚勾结在一起，千方百计地将税负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引发农民的起义，这就严重威胁到政权的稳定。

古代的当铺

商人通过商业交易活动获取了大量利润，积累了大量资本，这就会产生了投资的问题，在古代社会，由于科技的不发达，社会经济部门的分化也并不发达，可供资本雄厚的商人投资的社会生产部门也十分有限，而土地就成为商人发财致富后最佳的投资对象。司马迁就对此总结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古人很早就明白商人在聚集大量资本后，不会继续投资于工商业，而是购买土地，从商人转化为地主，加剧了土地兼并。古代政府为了抑制土地兼并，特别是抑制商业资本对土地的兼并，必然实行打压商业，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的政策。

元代宝钞

3.蓑翁说

中国古代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农业事关国计民生，因此重视农业的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古代科技水平限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商业发展和农业发展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商业的过度发展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威胁，在政府看来，重农和抑商两者是相辅相成和缺一不可的，重农则须抑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古代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科技水平的低下造成社会生产领域无法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社会生产领域的停滞则强化了重农抑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