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哨兵
我一度以为我只有两个姐姐，直到八岁那年，我的大姐告诉我其实我还有两个姐姐，而他们都在出生后没多久就被送出去了。
这或许与我父母生活的那个年代有关，他们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从小在河南的农村长大，在那里，生男孩传宗接代的观念非常普遍。在姥爷家，母亲排行老五，叫“领弟”，“弟”字甚至连女字旁都没有。包括母亲在内，姥姥生下的前五个孩子都是女儿，在领弟出生之后，姥爷最终如愿得到了一个儿子——我的舅舅。
我的父亲则没有兄弟，延续家族香火的希望自然落到了他的头上。父母结婚后，从1989年到1998年，母亲在十年间一共怀孕过六次，其中前五胎都是女儿，甚至有一个在胎儿出生之前就引产掉了。母亲说：“没有儿子感觉就像绝户了一样，你们这个家门里就没人了，在邻居面前也抬不起头，和别人说话都感觉低人一等”。
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爷爷，父母告诉我，爷爷临终前躺在床上还一直叹气，说他已经有那么多孙女了，要是能有个孙子就好了。爷爷没能等到我的出生，但他离世的时候，父亲和已经怀着我的母亲专门去找“半仙”算了算，给爷爷选了一块入土的地方。半年之后，我出生了，是个男孩。一些亲戚总是说，这是因为爷爷的坟地选得好，他如愿了。
问题不单单是想生个儿子这么简单。1982年，在我大姐出生的七年前，“计划生育”就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在同年12月写入宪法。当时，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想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妻，必须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向当地有关部门申报，并要面临非常严格的审批。当时按照规定，在河南，夫妻双方必须均为农村居民，并且只生育一个女孩，经批准才可以再生育第二个子女。
为了继续生育，母亲必须整天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尤其是在9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正是被严格执行之时，母亲如此频繁的怀孕很难不被发现。那段时间，母亲在村子里整天提心吊胆，每每听到村头有汽车驶过的动静，都会慌张地挺着肚子躲进麦地里，即使在半夜里也是如此。母亲说，当时如果被发现是计划外怀孕，那么就不单单是罚款的问题，而且会被强制流产，并直接做结扎。
1997年，母亲在怀上我的时候，就随着父亲一起来到了10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并在当地派出所开了准迁证，把户口从老家迁出了。但是他们之后却并没有去登记新的户口。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自己就是“黑户”，即使被计生办抓到，只要死不承认，他们就查询不到身份信息，从而可以降低风险。
那一段日子，母亲整天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害怕被人发现。等到马上要生的时候，就赶紧送到医院。母亲在生完我的当天就回家了，没有住院，因为害怕住院需要各种身份查询和信息登记。随后母亲又在家里藏了不到一个月，因为邻居的举报，她被居委会带走了几天，最后家里因为超生被罚了1万块钱。
我的这四个姐姐中，被留在家里的只有大姐和三姐。而二姐和四姐在出生后没多久就送给了别人。二姐送给了母亲村子里的亲戚家，而四姐则被抱养到了邻省。二姐在懂事后没多久就被村人告知了身世，知道自己还有一对亲生父母。但是自打我记事起，每次我跟着父母去看她时，她总躲着不肯见我们，即使偶然被撞见了也不吭声，只会坐在床沿上发呆。父母当然自知是亏欠二姐，每次过年时都要准备一份红包或新衣服，专门去到她养父母家里看望她，也借此机会讨好一下二姐。但二姐似乎从来不领情，每次接下东西就借口溜走了。后来家里还曾为她上高中出了一笔借读费，但这也并没有引起二姐对父母态度的明显转变。在我印象当中，二姐和父母吵过很多次架。二姐高考失利那次，想要再复读一年，希望复读的费用由父母出，但是父母觉得花这么多钱在女孩儿身上毕竟不值得，最终就没同意。那天晚上，二姐生气地在电话中哭着喊道：“我才不是你们的女儿”。二姐结婚时，父母特别希望她在回娘家时能够领着新郎来家里坐一坐，并备了一份彩礼。但最终愿望还是落了空，二姐至今仍未登过我们家的门。后来二姐搬到了市里租房子住，她曾向父亲暗示，希望房间里能装一台洗衣机和空调。父亲没有拒绝，但是希望能借这个机会和二姐改善关系。在一个晚上，父亲约二姐出来吃饭，在饭间向二姐表示她年龄也不小，该懂事了，要学着改口喊声父母。二姐当即拒绝，她表示自己无法接受这种直接用物质“收买”的方式，内心也并没有做好改口的准备。当晚，他们两个人吵得很厉害，二姐直接宣称要和父母断绝一切关系，并随之把家里所有人的微信都拉了黑。被送出去的四姐命运却大不一样。生四姐的时候，母亲根本不敢去医院，只能估计着预产期，去农村个人开的黑诊所，在里面打了几针催产素，孩子就生下来了。当得知是一个女孩后，由于害怕被人发现，母亲根本没有办法将她抱回家。只能拜托医生询问是否认识有想抱养孩子的家庭。医生在中间搭线，找到了一户没有子女的家庭，当时就直接抱走了。四姐的养父母最初承诺父母，允许他们随时去看望女儿，但其实只在第一年被允许见了一次。因为医生和四姐养母是远亲，所以在之后每次通过医生表示想探视孩子的时候，他都只是表面答应着，说我去替你们把人喊过来。但每次却都是去给那边报信，让四姐养母家里的人都出去躲一下，然后回来却说没家里没人。四姐三岁那年，父母直接去了四姐的家里。到了门口，正好看到她在院子里玩儿。由于当时被直接撞见了，四姐的养母什么也不顾，当着四姐的面连哭带喊：“以后你们千万别来了。给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了，别让孩子再跟你们亲了”。之后父母去探望的次数就很少了，每次去也都是吃了闭门羹。等到再次见到，就是四姐14岁已经上初中的时候了。那时她养母只允许父母站在院门外，由她骑自行车带着四姐从他们眼前经过一下。四姐从身边经过时，母亲激动地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四姐也扭头答应了一声。但是这就是见到她的最后一面了，后来我的父亲在每次回忆时，都不无兴奋地说“你姐和你妈长得真的是一模一样”。从此，父母只能时不时托人打听一下四姐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了解着。后来得知，四姐的日子过得也不怎么幸福，现在她离了婚，在一家医院里当着护士，独自拉扯着自己的女儿。父母对于是否要和四姐相认很犹豫。母亲说：“我是想认下她。但是怕给她生活上造成压力，猛地一说怕她心里不能接受。另外这么长时间没联系，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近。”三姐出生于1995年。当时二姐已经被送走，父母不舍得再送走一个孩子，所以在三姐出生后，就把她寄养在了姥姥家里，一直到5岁。后来又在奶奶家里待了两年，直到三姐7岁那年，她才被接到了父母身边。虽然三姐被养在身边，父母却也担心被发现超生而受处罚，所以就一直没给三姐落实户口，三姐则一直叫父母为姑父姑母。其实早在1988年，原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出生登记工作的通知》，要求“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的法规，对未办理独生子女证、没施行节育手术、超计划生育婴儿的人，以及早婚、非婚生育婴儿的人，应当给予批评教育直至进行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但对婴儿都应当给予落户”。但通知中所明确要求“计生和户籍不挂钩”的规定，在各基层部门的执行过程中并非如此。许多地方均要求上户口必须出示计划生育相关证明。所以，很多超生父母还是因为各种担忧而未给孩子上户口。这种状况就产生了“计生黑户”这一特殊人群的大量存在。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黑户”在全国有1300万，其中因超生造成的“黑户”有780万，占到50.8%，是占比最大的一类。但是由于此类群体的特殊性，无法有效统计，所以真实的黑户人群数量可能远超这一数字。由于这一群体没有户口，所以在上学、看病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困难。对三姐来说，这还是一场在寻找“自我身份认同”中的痛苦挣扎。来到家里生活后，身边的邻居总是调侃地问她：“你怎么和你姑姑长得这么像？”三姐每次都懂事地学着母亲教给她的答案，回复说：“不都说侄女长得像姑姑吗？”没有户口的三姐也没有办法顺利入学，由于当时上学的学籍信息在不同城市并不共享，所以父亲就去老家问了一户亲戚，借了她女儿的名字和身份信息才上的学，三姐就这样假扮着另外一个人直到初三。等三姐真正在户口本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已经2010年了，那年她15岁。当年全国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有一天我和三姐一起放学回家，正好碰上居委会来家里登记人口信息。我们姐弟俩一进门，就被母亲赶到了房间中，母亲匆忙对居委会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我带同学来家里玩。后来听到消息，这次人口普查可以无条件地给政策外生育的人员落实户口。父亲于是赶紧准备材料，除了写一封证明信外，还提交了一份三姐的在校证明，以及两份三姐同学签字的同学关系证明。就这样，整个落户手续办下来了。根据当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最终还是缴纳了两千元罚款。三姐后来说：“改口叫爸妈挺自然的，没什么特别大的感受。之前喊姑姑的时候心里总觉得别扭，为什么自己的妈妈不能叫妈妈，非要叫姑姑？”其实三姐在家里也特别辛苦，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承担家务活，做饭刷锅都是她来负责。尤其到冬天，每次她下楼倒垃圾时，都要搬上来一整桶煤球。父母使唤不动已经快成年的大姐，又对我这个儿子爱护有加，于是三姐做的那些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稍微偷一下懒就会被说是好吃懒做。三姐学习不好，初中毕业后，因为没有考上县城的高中，就一直在家里帮着父母打下手，工资自然是没有的，只能时不时地向母亲要一点钱花。后来她自己一个人出去打工，不再向家里要钱了，但生活得一直也不宽裕。在我印象当中，姐姐们也曾抱怨过，但当然是没结果的。可能他们也觉得无力改变这一现状，又或者是“重男轻女”这一观念真的内化成了自己的生活信念。所以，姐姐们通常都是对此保持默认，甚至有时候会认为多照顾弟弟是应该的。当然我有时候也会恃宠而骄。曾经有次和大姐起争执，吵到激动处竟朝着她大吼：“这是我家，你不想待你就走。”可有时候，看到这显而易见的偏心，我的心理也非常矛盾。一方面，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享受着整个家庭带给我的宠爱；但另一方面，却也觉得父母这样做对姐姐们有些不公平。但是我也很少就此说过什么，我觉得自己在家中年龄最小说不上话，并且也总会有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