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关键词来反思 大学语文如何“创造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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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注：2016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第一年，在认真学习“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回顾一下前两个规划的实施情况。对于大学语文学科来说，关系最为密切的无疑就是《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的：“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高校语文课写入国家文化发展纲要，这是前所未有的，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认真反思一下，我们对此执行得怎么样？那么必须承认，我们领会得不细，执行得不力，存在着误读。这一句话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创造条件”，第二个是“全体大学生”，第三个是“中国语文课”。我们就从这三个关键词来开始反思。

从后往前读，第一个关键词是“中国语文课”。不说“大学语文课”而说“中国语文课”，有人就发生了误读，说这不是讲的大学语文。其实《纲要》的这句话措辞是非常严谨的，因为目前高校的语文课除了大多数都叫“大学语文”外，还有其他不同叫法，有的叫“大学国文”，有的叫“大学汉语”，有的叫“高等语文”，还有叫“大学文学”“大学人文”等等的，但是不管怎么叫，只要是高校公共基础课的“中国语文课”，皆无例外。

第二个关键词是“全体大学生”，这是对大学语文开设范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知道，在1996年国家教委高教司对大学语文课的开设对象曾有过一个界定：“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中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很多高校把这一界定误读为文科可以不开设大学语文课，其实文科除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还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多种专业，这些专业开设大学语文课是不能“除外”的。而现在按照《纲要》的规定，这门课要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甚至连“汉语言文学专业”也不能“除外”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回顾历史，民国时期的“大一国文”就是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有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和“整理大学科目表”为证，作家汪曾祺也写过一篇《西南联大的中文系》文章，谈到联大中文系开设大一国文课，还编过一本“京派”的大一国文教材。

第三个关键词“创造条件”最为重要，误读也最为严重，一些高校理解成“有条件”的要开设，我们没有条件，可以不开设。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有条件的高校要开设，没有条件的高校要“创造条件”开设，假如没有条件而不“创造条件”，这是一种教育不作为。所以这一关键词并没有为一些高校提供可以不开设大学语文课的借口，倒是提示他们应该认真研究如何“创造条件”。10年来的大学语文研究论文几乎还没有一篇文章这样来探讨过问题，下面本文就着重来讨论一下。

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首要的条件是学校领导要重视。在教育部《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大学语文事，时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的李宇明司长表示：“大学语文教学，教育部一直很支持，各个大学怎么办，校长负有重要责任。”李司长此语不但指出了大学语文问题的关键，也是总结了历史上大一国文的基本经验。民国大一国文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和一批有识见的校长有密切关系。例如辅仁大学的陈垣校长，他认为“国文不通的人，如何能读史书？”为此他规定全校各系一年级设置国文课，由自己亲自主持，遴选教师，并带头教一班以为示范。直到50年代，他虽声望日隆，年事日高，仍坚持不懈。又如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的杨振声校长，他主持编写校本大一国文教材并作序说：“我们认为每一个国民，尤其是大学生，必须能用本国文字恰当的表现他的思想与情感，这是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也是每一个国民的权利。反过来说，若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还不能把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恰切的表现于文字，那是对于他自身的侮辱，也是对于国家的不敬。”正因为有这样的校长，在抗日战争这样艰苦的年代里，西南联大才能培养出无数卓越的人才。

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三十多年，也有很多这样的校长。南京大学的匡亚明校长，带头在南大恢复大学语文课，并联合其他高校呼吁全国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复旦大学的苏步青校长也不约而同提出同样的想法，他说：“如果允许复旦单独招生，我的意思是每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课目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另外还有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洪等，也都是这样的榜样。

第二是师资条件。只有学校领导的重视，没有教师的努力，也是不行的。匡亚明曾在重开大学语文后的第一种全国协作教材（1981）序言中说：大学语文教师肩负重任，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并提出三点任务：第一，语文教师要有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第二，语文教师要结合业务学一点马列主义；第三，语文教师要认真钻研业务。苏步青在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上发表书面讲话，标题就是“大学语文教师责任重大”。还有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现任会长谭帆，也提出大学语文要学科化，大学语文教师要学者化。这些都是对大学语文教师的殷切厚望。但是现在我们经常从媒体听到大学语文教师不安心教学工作，把这门课当做跳板，一有机会就转行去教专业课。假如这样，即使有学校领导的重视，这门课仍有可能上不好。

第三是要加强学科理论研究，包括教材建设。大学语文的学科性质，30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其实匡亚明等早在题为“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学科”一文中有过阐明：“大学语文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包含文、史、哲、经、政等有关内容，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学科。例如大学语文必须选修一些代表性文学作品（如诗、词、散文等），但又不同于文学课。因为它不专门去探究文学课必须探究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等等，主要只在于培养和提高应用文字作为表达思想工具的能力以及对文艺作品的欣赏能力。”但是匡亚明的意见并没有得到严格贯彻，一些高校仍然把这门课上成文学史课、文学理论课、文学创作课，甚至上成政治课，这就违背了高校开设这门课的初衷，超越了公共基础课的边界，和很多专业课内容发生重复，导致最后或被取消，或必修改选修，此中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总而言之，“创造条件”这四个字并不那么简单，落实得好，大学语文可以从无到有，稳固开展；落实得不好，已经开设的大学语文课也可能重新被取消。希望有关方面和同行们在学习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同时，能认真反思一下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