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不可能的任务

本次年会我准备的发言是年会的第四项议题，即“大学语文课程发展历程与经验借鉴”，我想再稍稍深化一点，同时讲讲大学语文的课程建设与学科理论建设，主题就接着我在第十五届年会上的发言“如何实现大学语文的长治久安”，这个发言已经过去4年了，下面是我这4年来新的思考。

历届年会上我们一直都能听到这样的争论，即：大学语文是不是学科？一些老师认为不是学科，只是课程。我则认为大学语文应该是学科，但是现在还不是学科，因为学科理论建设还没有完成。这个认识符合我们学会的定位，1980年10月，学会第一届年会在南京召开，代表们一致认为“中国语文课应列为大学一年级的必修课”。1986年第三届年会召开前夕，我们学会的老领导匡亚明、徐中玉、侯镜昶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说“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学科”。“应该”就是还没有，但是为我们指出了方向，所以这些年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努力。

什么是学科？什么是课程？这个问题一些专业书上讲得很复杂，光是定义就有无数种，我不想搞得这样复杂，而取其最简单明白的说法，即：学科是知识的学术分类，课程是分类知识的教学。

这样我们大学语文建设就可以分成两个相关又不完全相同的领域，一个是课程建设，一个是学科理论建设。我们不说远的，就说重开大学语文这40年，从1978年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率先在南大开设大学语文课，到1980年，匡亚明与徐中玉先生联合发起倡议，全国20所高校到一起编写教材，不久就有400多所高校开设了大学语文课，这应该就是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最初成绩，匡亚明、徐中玉等老领导，是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第一大功臣，假如没有这门课程的开设，学科理论建设又从何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当我们谈论大学语文课程与学科的时候，绝不能把“课程”当作贬义词，说什么大学语文最多只能算一门课程，谈不上什么学科这样的话。

与此同时，大学语文的学科建设也一直在进行，1980年成立全国教材协作组的同时，也就开始筹备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1982年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年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当时学会主要专注于课程建设，学会的全称是“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后来学会就开始越来越重视学科建设，从1986年9月匡亚明徐中玉侯镜昶联名发表文章提出“大学语文要成为独立学科”开始，那一年的第三届年会就叫“全国大学语文学术年会”，而“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也拿掉了“教学”二字，成为“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这不是不重视教学，而是开始兼顾教学与研究，也就是兼顾课程建设和学科理论建设。

那么从1986年到今天又已经30多年了，我们的学科理论建设成绩如何呢？为什么还有人说大学语文只是课程不是学科呢？从书面的载体看，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确实有区别，课程的主要载体是教材，这方面我们非常兴旺；学科的主要载体是论文论著，论文有几千篇，但是论著在100年里都没有一种，这在其他任何学科中，都是很罕见的。一直到第103年，也就是从1904年“癸卯学制”开始算，到2007年，才有了彭书雄的第一种专著，后来以一年一种的缓慢速度递增，至今也只有20种，其中一半以上还是硕士生论文加工出版的，其余的几种，包括我写的两种，学术分量也还不够，缺少那种能被国家拿来规定为该学科理论教材的著作。

所以这些年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想，是我们大学语文教师的学术水平不如其他学科教师吗？不是的，事实上我们大学语文教师也非常会写书，也出了许多专著，不过都是其他学科领域的专著。假如国家对我们大学语文研究会进行评估，大学语文的论著我们最多就只能拿出这20种，但是假如变通一下，变为“大学语文教师的专著”，那就会有很多。民国时期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有“民国大师教大学国文”的美谈，其实还有“民国大师论大学国文”这一道风景，去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我免费出版的《现代大学国文教育》，就精选了一批民国大师论大学国文的论文，这些大师都是著作等身的，然而也没有人写过一种大学国文研究专著。

为什么没有？我研究过叶圣陶先生的一个案例，其实早在80年前（1938年、1939年）叶圣陶先生就差点写成第一部大学语文专著。当时是抗战时期，叶老应聘于迁址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教大一国文，当时他踌躇满志，给夏丏尊写信说：“弟现在不只作初中国文教师，且作大学国文教师，……若教了一年半载，实际经验一定不少，……可以编一部国文教学法的讲义矣。”然而叶圣陶在武大文学院受重用，惹恼了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他就一学期给叶圣陶排3个班的大一国文课，叶圣陶抗议说：某某先生怎么不安排大学国文课呢？主任回答：那哪能比呀，人家是专家。加上后来还有其他的一些矛盾，总之，最后叶圣陶先生只呆了一年多就被排挤走了，临走还被扣发一个月工资。那是1939年的事，到了1940年初夏，叶圣陶应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的聘请，出任教育厅教学科学馆专员，从事中学教学的计划和研究工作，从此如鱼得水，在中小学语文研究的领域里大展身手。

这个案例给我们几个启发：

第一，当然是要有叶圣陶这样的教师，热爱大学语文教育，不以为是什么低人一等的事情，反而洋洋得意：“我现在是大学国文教师啦！”并立即拟定了要写一本“大学国文教学法”的计划。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大学语文为主要研究方向”。我曾在网站上统计过“有多少教师以大学语文为研究方向”，依据是知网论文中作者介绍明确写有“以大学语文为研究方向”的，我统计出来有81人，这个数字还在逐年递增，但是后来我不统计了，觉得不太科学，因为写一篇论文也可以叫“研究方向”，许多作者也正是这样，应该统计“以大学语文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的老师就不好找了。我相信当年叶圣陶先生假如没有受到排挤，能在大学里把这门课教下去，他一定会以大学国文为主要研究方向的。

第二，是要有研究时间。叶圣陶先生是个老实人，上课多少一般不会计较，他之所以抗议，是因为课太多，会影响搞研究，影响他编写“国文教学法的讲义”。那么他教3个班的大学国文，一共有多少学生呢？一共有88个。这在今天听来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在民国时候就是这样。西南联大有一年招生，学生特别多，有600多名新生，都要开设大学国文课，联大领导如临大敌，紧急开会，成立了21个教学小组——这在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老师就全包了？还有1948年，徐中玉先生也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大学国文课一个班学生不能超过25人，一个老师授课不能超过3个班级，假如班级学生超过了25人，譬如达到30人，那么一个老师就只能教两个班级，或者学校就应付给额外的薪酬。我想这都是有道理的，是考虑到高校教师不但要教学，还要搞科研；是考虑到国文课不但要讲课，还要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所以大学语文学科如何定位，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恐怕首先是一个教务安排的问题。现在我们说：民国时候为什么能出这么多大师，今天为什么出不来？我想和今天我们的教育机制、学术体制的设置不科学有关。

第三，那么为什么中小学语文没有这个问题？中小学语文研究不但有论文，还有无数的专著，上国家图书馆网粗略统计，语文教育学，语文教育史，语文课程教学论方面的专著就有三百多种，这些专著书名是“语文”，其实都是偏义词，偏指中小学语文，不包括大学语文的。为什么中小学语文能出专著，甚至还能出大师？近些年推出的系列丛书就有“跟大师学语文”，“跟大师学写作”，都是中小学的内容。大师，本来是大学之谓也，现在大学语文出不来大师，反而中小学语文出大师，不是很奇怪吗？我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发现这仍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体”建设的问题。中小学除了有语文教师编制以外，还有专门的实体性研究机构，假如叶圣陶先生后来不能去四川省教育厅教学科学馆任专员，那么他可能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成就。反过来说，假如当时有一个大学语文的什么馆请叶圣陶去，那么他可能就成为我们大学语文的大师级人物了。

所以我这次发言的主题就在这里，就是要呼吁大学语文学科的实体性建设，这是接着上上届年会我的发言的，那次我发言的主题是要研究“大学语文学科的长治久安”。

在谈论大学语文学科实体性建设之前，我还要再说明一下语文这个学科的特殊性。因为有人可能会说，大学其他学科一线教学岗位上的老师，为什么也能写出专著？确实如此，大学里很多其他学科的老师，一门课教上几年，把讲义整理整理，就成了一本书，为什么大学语文就不能这样做呢？我想这和语文学科的特点有关，这里要费些话多说几句——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1904年“癸卯学制”开始现代分科教学，原来这个“大语文”里的内容就一 一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最后所有的内容都独立出来了，现代语文学科就成了一门没有自己内容的学科——它不是没有内容，但它是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训练，同时反馈给这些学科以语言文字工具。所以中国现代学科创建的初衷，就是要分科教学，不再搞文史哲不分的“大语文”，这就决定了现代语文学科必然成为一门形式训练课，而不是一门内容课——所以我不赞成今天再说什么“大语文”，我们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个道理我在我们学会编辑的《大学语文论坛》第2辑里我的一篇《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形式”研究》里有详细论述，大家不要急于否定我的观点，我是转述一百年来几代语文学家的观点，大家要仔细研究这些语文学家的观点。

所以，大学语文也不是一门内容课，你只说人文教育、思政教育这些内容，那是其他人文类课程也能承担的，甚至比你承担得更好，譬如哲学课、历史课、思政课，不一定要开大学语文课。一些取消大学语文课的学校，一些“必修改选修”的学校，就是抓住了我们这样的破绽。 正因为大学语文的内容都是其他学科的——《论语》是哲学，《史记》是历史，《水经注》是地理，《诗经》是文学……大学语文是以这些学科的内容为内容的，是为这些学科服务的，那么假如要写专著，就应该写如何以这些学科内容为例子进行语文能力训练，就应该写怎样为这些学科提供工具性服务，而不是写《论语》研究、《史记》研究、《水经注》研究、《诗经》研究……这样写出来的不是大学语文专著。我这些年重点都在撰写大学语文专著，已经出版了《母语高等教育研究》和《现代大学国文教育》，正在撰写《大学语文课程论》和《大学语文教育史》，就都是这样，都是研究大学语文作为工具课，作为形式训练课，如何为思政课服务，如何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服务，如何为通识教育服务，如何为国学教育服务，这些都要有额外的研究，而不可能仅仅从我们大学语文的教材课文内容里来，内容都是别的学科的，写出来不是大学语文专著，这也是我们大学语文一线教师不太可能写出专著的原因。

那么同样是语文学科，中小学语文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的专著呢？我研究的结果是，中小学语文除了课堂外，还有专门的研究性实体；中小学语文除了一线教师外，还有庞大的研究队伍。所以，我认为大学语文要开展学科理论建设，也必须从加强实体建设入手。下面我提出几个设想：

首先，是研究所。中国有无数个“语文研究所”，但都是以中小学语文为研究对象的，却一百年没有一个专门的大学语文研究所，所以我在宁波大红鹰学院建立研究所的时候，《光明日报》、国家社科规划办等都发消息，说中国首个大学语文研究所成立了。但是这个研究所也不能算是实体性的研究机构，十多个研究员都是大学语文教师，都有大学语文教学任务在身，每个教师要教的学生多达500至800人，我这个所长也要上课，虽然比他们少得多，但是也有四个班级200名学生，所以实际上没有时间搞研究。我设想的大学语文研究所应该是个实体机构，有专门的研究员编制，让他们能专心研究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当然也可以兼些课，但应该是研究生课，或者是本科实验班的大学语文课。

第二，是师范教育。内容型学科的教师可以由各种专业教育培养，形式训练型的语文教师只能由师范教育培养。目前我们的师范教育里有“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育方向”专业，我们现在大学语文报课题、评职称，也往往往这个系列靠。但是这个“语文教育方向”实际上是只研究中小学语文的，即使读到博士，也只是研究中小学语文。中国第一个语文课程论博士王荣生，他的研究就止于高中语文。他的导师是华师大的倪文锦教授，他的学术方向就是语文课程论，当然也只是中小学语文的语文课程论，他的专著里也没有大学语文研究的内容，要他研究大学语文，成为大学语文课程论的专家，撰写大学语文的学术专著，首先要把大学语文列入师范教育系列，有了这个系列，才能够培养大学语文专业教师，更重要的是才能够形成大学语文教育方向的导师和专家队伍。

第三，是研究生教育。硕士生论文是大学语文专著的一个重要来源，已有的大学语文专著中，一半以上都是硕士论文加工出版的。但是，且不说硕士论文起点较低，据我统计，他们毕业后也很少有继续从事大学语文研究的，所以，真正能构成大学语文专家队伍的，应该是硕士生导师，这就需要成系列地招生，开设大学语文的硕士班，作为导师的主要工作任务，这样导师才有可能真的以大学语文为研究方向。可惜至今没有这样的学校，曾经传说吉林大学开办大学语文硕士班，上届年会又听说安徽大学要开办大学语文硕士点，结果都只是招两三个语文教育方向的研究生。我曾统计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1年到2016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发现指导论文最多的导师12年里也不过指导过6篇大学语文硕士论文（当然只是“优秀论文”，实际数字还要大些），这显然不足以让导师调转自己的研究方向，加入到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的专家队伍。

第四是师资培训。前面说的研究所、师范教育、硕士班，这些涉及到现行教育体制的事情，推动起来很有难度，大学语文真正可行的，这些年也在做的，是大学语文师资的后学历培训，譬如教育部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大学语文有两支团队，一支是陈洪领衔，一支是王步高领衔，我也是王步高团队的。但是和中小学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中小学语文教师多为正规的师范教育出身，工作后尚有国培计划，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培训时间长达两三个月，课时多达100个。大学语文师资没有正规的学历培养途径，据我统计，大学语文教师的教育背景，90%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0%是中学语文教育专业的，这就容易把大学语文课上成“大学文学”课，上成“高四语文”课，因此更有必要开展后学历培训，也更有必要纳入国培计划。但是目前的大学语文师资培训，没有固定的计划，没有连续性，时间也非常短，一般只有三两天，讲课专家假如不是专门研究大学语文教学的，也不可能为了这三两天的培训课就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们看到现有的一些培训，讲的还是大学文学，不是大学语文。所以我提出两点设想：一是争取中小学语文那样的国培计划，一是即使三两天的短期培训，也要变成普遍的轮训，这样学员的学习虽是短期的，讲师的授课工作却能长期连续，从而形成稳定的机构，造成稳定的培训专家团队。

以上四点，我也知道，近似痴人说梦——但是为什么在中小学语文就是现实，到大学语文就成了痴人说梦？我还是心有不甘的。现在大家在表扬我，说我做大学语文的终身义工，但是这并非常态，放弃个人的职称晋升，提前内退，体制外行走，终身义工……这些都不是正常的，不值得推广。况且现在我做的这些事，人一死，就都没有了——到了这个年纪，我考虑更多的是在身后留下些什么。我们学会的副会长王步高老师和我一样，生前也在考虑大学语文长治久安的问题，一直想要撰写专著，在上上届年会上还提出过建设大学语文资源库的工作，清华大学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那只是一个大学语文教学的平台，还不是研究的平台，所以王老师这些愿望都没有实现。我的个人影响力比王老师要差得远，所以我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让大学语文学科建设不依赖某些个人的力量也能自行运转，也就是如何推动大学语文实体性研究机构的建立，当然不可能马上做到，但是今后十年我将以此为目标，“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我从2007年选择提前内退，第一个十年，我是体制外行走，在下一个十年，我将致力于推动体制建设，即使最终不能实现，努力过了，也就问心无愧。我希望有条件学校的同行能和我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尽管有难度，几乎不可能，但是我们不妨借用某综艺节目的口号：挑战不可能的任务！